19世紀伊始，歐洲國家在非洲大範圍地殖民擴張中不斷受到熱帶疾病的侵擾，出于保護殖民者健康的考慮，熱帶疾病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19世紀下半葉科學界的重要變革為熱帶疾病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研究範式，也由此分化
成一門獨立的學科——熱帶醫學。
20世紀早期烏幹達昏睡病的流行，使其成為熱帶醫學這門年輕學科的研究“新寵”，為此英國專門向當地派遣了考察隊進行調查。
憑借活躍的考察和科研活動，英國在昏睡病病原病理學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摘取了該領域科學研究的桂冠，并借此成功地在殖民地推廣其科研成果，取得了昏睡病治理領域的初步成就。
熱帶醫學的建設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熱帶地區是損害歐洲人健康的地方，是以他們極少涉足那“美麗又充滿危險”的地帶。
但是進入19世紀後，伴随歐洲赴非探險和殖民活動的日益頻繁，熱帶疾病如一門顯學般引起了主流社會的關注。
随行的醫生起初比照熱帶地區與他們生活地區的差異，将關注重點放在了氣候上，一部分人延續“瘴氣論”的解釋。
認為非洲炎熱的氣候更容易導緻蔬菜和動物屍體的腐爛而産生“瘴氣”，也就更能滋生疾病；一部分人則與種族聯系了起來。
著名的英國外科醫生詹姆斯·約翰遜在1821年出版的《熱帶氣候對歐洲人體質的影響》一書中說明道，“每個種族都有特定的氣候區域，一旦離開該氣候專屬區将會不可逆轉地影響健康，導緻疾病和過早的死亡”。
雖然上述的兩種觀點看似有其合理性，但是實際上不具有普适性。
非洲土著并不是對熱帶疾病有天然的免疫力，有些疾病反而隻影響土著居民。
此外一些熱帶疾病也并非局限于熱帶氣候區，位于溫帶氣候區國家霍亂、鼠疫的流行恰如其分地證明了這一點。
是以，直到19世紀前期，對于熱帶疾病為何對歐洲人健康造成如此大的沖擊依舊衆說紛纭。
轉折點發生在19世紀中後期，科學界的革命讓人們對熱帶疾病有了全新的認識。其一是細菌理論的提出。
19世紀60年代，巴斯德著名的鵝頸瓶實驗首次令人信服地證明了細菌的存在，開啟了細菌學說的先河，後德國科學家羅伯特·科赫在此基礎上加以規範，形成了系統的“細菌理論”。
在該理論的指導下，科學家利用光學顯微鏡觀察到了炭疽杆菌、鼻疽杆菌、白喉杆菌等多種細菌，人們相信這些個微生物就是導緻疾病的根本原因。
相應地，病因學也從過去的宏觀要素的分析轉入微觀世界的探究。其二是疾病傳播過程中病媒和宿主的發現。
病媒指的是實體轉移病原體的媒介，宿主則指代病原體的孵化器。
順應着病理研究微觀化的熱潮，科學家們發現人體組織中還存在着細菌以外的病原體——寄生蟲。
它的特殊之處在于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借助病媒(又稱中間宿主)力量，以不同的形态進行存活。
1878年帕特裡克·曼森在廈門研究絲蟲病期間，觀察到絲蟲僅在人類的血液中形成胚胎。
經過一系列的猜想和推論，他鎖定蚊子在其演化過程中所起到的關鍵作用，并最終證明緻倦庫蚊是絲蟲病的傳播媒介和中間宿主。
受到曼森的啟發，1897年英國醫生羅納德·羅斯在印度醫療服務期間證明瘧疾是由一種蚊子進行傳播。
19世紀末，作為熱帶疾病代表之一的昏睡病在西非多地出現，然而這種地方性的疾病流行隻收到了英國本土偶發性的關切。
彼時，英國兩大醫學期刊《英國醫學雜志》和《柳葉刀主要介紹和宣傳帝國的醫療建設，例如刊登了陸軍、海軍及印度醫療服務機構中醫生的考試結果和晉升名單，用以突出醫生在殖民地服務中的社會作用。
但是殖民地所能提供的醫療服務往往有限，當一些歐洲人殖民長官在海外沒有得到足夠的醫療救濟時，他們會傳回倫敦找醫生進行醫療咨詢。
而其他的商人、船員則會在海員醫院協會及其附屬醫院接受救治，人員在殖民地與宗主國之間的跨地域流動更直接地在英國本土呈現熱帶疾病的形态，也逐漸引起了人們的關心。
英國皇家學會在烏幹達的科學考察
熱帶醫學的制度化，讓殖民國家争先恐後地利用這門年輕但極具突破性的學科來滿足自身殖民擴張的意圖，而遍布疾病的非洲也恰好成為其大顯身手的舞台。
1894年，烏幹達保護國正式成立，該決定的宣布不僅直接凸顯了上尼羅河流域的地緣位置重要性，還幫助英國化解了來自法國和比利時的威脅，防止他們再對它虎視眈眈。
雖然“外患”得以平息，“内部紛争”卻持續影響英國在當地的統治。
英國通過簽訂條約、軍事占領等手段不斷擴大烏幹達保護國的統治範圍，但是如此強制性的行為卻招緻了土著人民的不滿，是以時常有武力沖突發生。
直到1900年《烏幹達協定》的簽署，才讓英國得以形成統治烏幹達的固定模式，即在保障殖民當局任命的總督地位淩駕于土著國王之上的前提下，沿用布幹達王國原有的管理層級以實作對整個區域的非正式控制。
然而翌年烏幹達昏睡病的爆發打亂了英國既定的計劃。
傳統的疾病應對經驗并不能有效控制昏睡病的蔓延，為了穩定建立不久的殖民秩序和維護日後的經濟利益，英國政府遂将昏睡病列為重點關注對象，而科學界在此時率先做出了回應。
1902年，英國皇家學會理事會讨論了烏幹達昏睡病流行的問題。
此前，國際上就昏睡病的病因展開了一場辯論，鑒于這一感染傳播迅速的特性，許多人傾向于将昏睡病視作一種傳染性疾病。
但是以上的觀點均缺少必要的事實資料，是以英國皇家學會為了弄清昏睡病的真正緻病源，呼籲到烏幹達對這種會對英國“造成巨大麻煩”的疾病展開一場專門性的調查。
同時，烏幹達的行政長官海耶斯·薩德勒也請求“從倫敦醫學院派一名專家來指導當地醫務人員的研究”。
兩方力量的積極推動，讓熱帶醫學順利地成為了烏幹達昏睡病科學考察中的核心工具，其影響力也随之後的成果發表而與日俱增。
在内外因的驅使下，1902年5月10日，皇家學會向烏幹達派遣了第一支昏睡病考察隊，考察隊包括病理學家喬治·卡邁克爾·洛，細菌學家阿爾多·卡斯特蘭尼以及流行病學家庫斯伯特·克裡斯蒂三名專家，洛是考察隊的上司者。
這份人員名單的遴選受到了英國熱帶醫學鼻祖曼森的巨大影響，洛和卡斯特蘭尼均為曼森的學生，都來自倫敦衛生和熱帶醫學院，克裡斯蒂則作為醫務人員長期駐紮印度，有豐富的海外閱曆和經驗。
為了讓這支隊伍更有收獲，在出發前，皇家學會依據每個人的專業擅長劃分了具體的調查側重點。
洛在隊伍成行前便是有名的病理學家，曾在1901年發現了班氏絲蟲，這種絲蟲後經證明為人類象皮病的緻病因。
選派洛出征源于1878年曼森發現了絲蟲通過蚊子傳播，并高度懷疑昏睡病與某種絲蟲感染有關，是以洛的主要職責是探究是否存在一種絲蟲可以導緻昏睡病的發生及其病媒。
卡斯特蘭尼則發揮細菌學專長，專攻昏睡病細菌學——鍊球菌方向。
而流行病學背景的克裡斯蒂則要環繞着維多利亞湖，借助采集居民的血樣尋找絲蟲和昏睡病最先出現的地區，展開一系列的流行病學調查研究。
當組建第二支考察隊時，第一支考察隊的卡斯特蘭尼仍堅守在烏幹達的昏睡病實驗室，并在确認錐蟲就是昏睡病病原體方面得出幾近确切的結論。
在第二支考察隊到達前，卡斯特蘭尼被告知和布魯斯就昏睡病進行交流。
但是待他們到達後，卡斯特蘭尼出于對自己發現獨創性的保護和對他人的戒備，并沒有讓這一項工作如預期般順利地推進。
布魯斯在寫給皇家學會秘書福斯特先生的信中抱怨道，卡斯特蘭尼态度“十分惡劣”，“在過去的兩個月裡并無作為，我希望對他采取嚴厲的懲戒措施。”
布魯斯上司下的第二次昏睡病考察，将昏睡病研究的疑難點細分成幾個小問題，提出假設後再運用實驗驗證猜想。
他們收集了豐富的實驗樣本，呈現出客觀且具有信服力的實驗資料，不僅完善殖民國本土對疾病的認知，印證了西方文明的優越，也讓英國本土更倚仗科學的力量以盡快找到治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