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一九五二年八月调往复旦，到一九五五年五月被捕入狱，共三年不到，用李清照的词来形容，真是一段“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的日子。一方面是时代的大变革，鼓舞起人们为它献身的热情；但另一方面又时时有一种被不信任以至被出卖的阴影笼罩着，这或许正是前一节所自剖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悲剧。然而这种悲剧与冲突，终将用残酷迫害的形式爆发出来，却是完全出乎人意外的。
我初入复旦，担任的是中文系教授，又兼了新成立的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这是学习苏联学制的产物。这个教研室过去是没有的，为了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教育，现代文学史的教学也被重视起来，成了一门专业性的学科，教研室因此而成立。但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必须被纳入整个革命史教育的轨道，也是作为这门学科存在的前提，这对于我们这一代自身参与了新文学史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其考验的结果，就是要摒弃个人阅读与写作经验以及文学史本身的发展事实，使之成为现代政治斗争学说的一个注脚。当初教课时还没有统一的文学史课本，我在课堂上课堂下说话都比较随便，任意谈出一些对现代作家作品的个人看法，这就酿成了以后被揭发为“宣传胡风思想”、“毒害青年”的“罪行”的证据。当时现代文学教研室共有三个教授，我以外，还有方令孺和余上沅，都是新月派的诗人和戏剧家，我教小说，方令孺教诗歌，余上沅教戏剧。两位讲师，一位是后来搞美学的蒋孔阳，另一位是复旦中文系出身的鲍正鹄。再加上三名青年助教，就这么凑成了复旦现代文学教研室的雏型。
中文系那时候教授不多，本校教授中留下来的有赵景深、陈子展、吴文祺、蒋天枢、方令孺、吴剑岚等。此外，郭绍虞从同济大学调来，朱东润、余上沅从沪江大学调来，刘大杰、张世禄从暨南大学调来。那时思想改造刚刚结束，教授们都灰灰的，热情不高。郭绍虞是系主任。那时作为新气氛的，是一种乱穿衣的现象，有的教授把西装上衣改成又紧又窄的中山装，有的教授制办了当时干部穿的蓝色棉布列宁装，有的则把长的呢大衣改为干部式的短列宁装，我看了觉得很可悲又可笑，不禁联想到阿Q 在辛亥革命后，为了适应“咸与维新”新环境，把辫子盘在头上的举动。那时系里只有一个党员助教，是杜月邨，大家都称他“政委”。学生党员就是章培恒，他留校后当了系支部书记，直到一九五五年因为我的关系才被撤下来，并开除出党。那时系里组织教师政治学习大组，我做大组长，胡裕树、王运熙两位讲师分任小组长。应该说，虽然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我想不通，但对于时代的变革和进步我是衷心拥护，抱乐观态度的，我希望能把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鼓起干劲，努力与时代发展同步。这大概也可以归结到前面所分析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大，狂热，我是不自觉地把自己列为革命的一方，以进步更进步的态度去要求和团结别的同事，希望他们都与时代一起进步，为建设我们的新国家作出贡献。
余上沅
在过去的历史上，我一直生活在动荡的社会环境里面，与一些教授学者无缘相识，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生活圈子，我逐渐与一些著名教授们交上了朋友，也开始对他们有了新的认识。譬如余上沅教授，他是著名的新月派戏剧家，当过南京国立戏剧学校校长，为中国新文学的话剧运动作过巨大贡献，教学也极有经验。我们共事以后，我经常听学生们说，余先生上课认真负责，有章有节、层次分明，从不在课堂上信口开河地跑无轨电车，像有些年轻教师那样。这就赢得了我的尊重。我与他都住在复旦“筑庄”教师宿舍，离得很近。我那时年轻，习惯在晚上工作，每当夜深人静时分，我走下楼来吃夜宵，总看到对面余先生楼下书室里的灯亮着，他还在备课。他努力使自己和时代同步，跟上新的生活节奏和规律。从这闪亮的灯光中，我看见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那颗对祖国和人民的赤诚的心。
余上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努力翻译苏联的文艺作品，他先后翻译了苏联短篇小说《清晨》、《队旗》，分别收在赵家璧办的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的《苏联最近短篇小说选》和《苏联卫国战争小说选》里。一九五四年，他还翻译了美国进步作家霍华德·法斯特的小说集《光明列车》，由我介绍到泥土出版社出版。余先生过去以介绍翻译西方戏剧为主，现在勤勤勉勉地译出这些进步作品，可以证明他内心要求进步的渴望。
对于其他一些教授，我也尽可能地与他们交朋友。刘大杰先生在思想改造时，不知为了什么问题，忽而萌生自杀念头，大白天跑到黄浦江去跳河，结果被人救了上来，回校后情绪一直不很高。我读过他的小说和文学史，很想让他重新振作起来工作。一次我遇到韩侍桁，他还在办国际文化服务社，我便对韩说，刘大杰现在很灰，你能否出他的书，把他早年在中华书局印过的译著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重印一下，让他觉得生活有点意义。韩侍桁为难地说：“我过去早就认识刘大杰，可是现在思想改造，大家就不敢来往了。”我说：“你就印吧，有事我负责。”后来果然把它印出来了。后来刘大杰译了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集《不可救药的人》，也是我介绍给泥土社出版了。
施蛰存
在震旦教书的时候，我还认识了施蛰存先生。记得一次是在教师休息室里，我上完课正在抽烟，一个中年教师走进来，穿着蓝布大褂，带着眼镜，手上都是粉笔灰，一进休息室又是洗手又是拍打衣服，然后在我对面坐下，自我介绍说：“我是施蛰存。”这个名字我不陌生，三十年代他主编《现代》时，我就是一个读者，更从鲁迅先生的杂文里看到对他的批判。这时偷眼看去，见是朴朴素素的一个人，丝毫没有“洋场恶少”的神气。以后交往愈多，说话也愈随便。到一九五四年批判胡风文艺思想，上海作协开会，我在门口遇到了施先生，他皱着眉头说：“这是你们吵架，把我找来干什么?”他说得很认真，我突然感到幽默，对他说：“施先生，你到底还是第三种人哪。”他原来住的房子很宽敞，是坐落在愚园路边上的一幢三层楼房。记得一九五三年孙用从上海调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施先生在家里为之饯行，我也在邀请作陪之中，就是在施家的客厅里用宴。给我的印象是布置得非常有气魄，而且高雅。一九五五年以后，我们便断了往来，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我们才又恢复通讯。那是一九八四年，我到华东医院探视朋友，听说他也住在这里，就顺便去看望了他，从此便又恢复了通讯联系。一次他来信说，上次孙用调京，你来我家还有茅台酒喝，现在客厅、茅台酒都没有了，只有雀巢牌咖啡相待了……最近见面时，才听他说，到了一九五四年，他那客厅被征用做了邮局，他只好让出；到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右 派，三楼房子也被迫让出；“文 革”中连二楼也“扫地出门”，一家人只好挤在亭子间里。前两年花了九牛二虎的力气，算是落实政策，也只还了二楼的住房。这次我特意去看他时，只见楼梯口，过道旁，全堆满了书籍，老人就在这样仄狭的环境下生活起居，著书立说。当我们重新见面的时候，他已经八十六岁，我也七十五岁，都垂垂老矣。施先生又说起饯送孙用的那次宴席，神情多少有些黯然，说：“可惜，客厅再也没有了。那时在座一块喝茅台酒的老朋友，大多都不在世了。”但他忽然又对我说：“哪天我再弄一瓶茅台，你找几个老朋友来聚聚。”我只好苦笑说：“上海滩上的老朋友，现在少有了，都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离开这个世界了……”说完，大家又相对黯然⋯⋯
因文化工作社老板韦秋深的关系，我认识了翻译家韦丛芜。他也相当落魄。未名社散了以后，他到国民党政府做了个小官，听说还娶了一房小老婆，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看到他早年翻译的《罪与罚》、《穷人》在国民党办的正中书局重新出版，感到很恶心。解放后他被人瞧不起，只是靠从英文版《苏联文学》杂志上译些苏联卫国战争小说给文化工作社和别的私营出版社度日，情绪很压抑。一次他忽然跑到我家里来喝酒，喝着喝着就嚎啕大哭起来。对他这样的情况，我忽然涌起一丝怜悯的感情，他到底没有跟国民党跑到台湾，现在能译些书，总算好的。
与陈望道先生的友谊也是从震旦开始建立的。我与陈先生不熟，只知道他是早期留日学生，在二十年代译过《共产党宣言》、三十年代编过《太白》，办过大江书铺，还翻译过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冈泽秀虎的《苏俄文艺论战》，写过《修辞学发凡》等，是有名的左派学者，而我则是他的一个热心的读者。一九五二年在震旦当中文系主任后，认识了陈先生的夫人蔡葵，她是英文系主任，留美出身，副教授，和我在一个办公室工作。蔡葵常对我说起陈先生，回家也向陈先生说我的事。一次蔡葵对我说：“陈先生说，像贾植芳的性格是不能当干部的，他上午当了，下午就得下来，还得挨批。”这话后来果然被应验了，所以使我铭记在心中。我调到复旦后，那时，《新建设》上发表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作品在中国的翻译情况介绍，当时在复旦，只有陈先生和我榜上有名，他译过《共产党宣言》，我译过《住宅问题》。这时听别的教师说，陈先生说：“贾植芳虽然信仰马克思主义，也译过这类书，但从他的性格论，好像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更深，或者像俄国的虚无党人。”从这时起，又常蒙陈先生的照顾。我在一九五二年八月以后搬到复旦教师宿舍“筑庄”来住，一幢二层的日本式小楼，我和任敏没有孩子，收养了她的侄儿和我的侄女，一家也有四口人，还有一个保姆。我又好烟酒，经常有朋友、学生来家里聊天，也常留住吃饭喝酒，无形之中开销增大。陈先生知道这情况，他常让蔡葵送些钱给我花，说是贾植芳手大，钱不够花，他们的钱花不了，就请我帮他们用些。我从这里深深体会到陈先生对我们这一代左倾青年的理解心情。后来一九五五年的事件发生，我与世隔绝，而在八十年代初，我“重新做人”后，他们夫妇早已先后告别了这个世界，我再也没有机会还掉陈先生夫妇的这笔情意了。
陈望道
我教了三年书，与学生们也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尤其是五四、五五届的同学，这两届学生是建国初期进的大学，五三、五五年毕业①（① 五四届同学提前一年毕业，五五届同学按期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