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的开国将军里，当过大军区司令员的有相当一部分，当过大军区政委的人数也不少。可既当过司令员又当过政委的，那就屈指可数了，而刘兴元就是其中一个。
刘兴元是政工出身的开国中将，在战绩方面并不算突出，战争年代不显山不露水，但建国后却很得中央信任。
他是黄上将的亲家，九一三后却没有受到丝毫影响。要知道一些四野出身的中层军官都曾受到过隔离审查，但关系如此亲密的刘兴元跟没事人一样，很不寻常。
另外，他身上还有一个不寻常的地方，明明担任了十余年的大军区正职，最终却被以大军区副职离休。这些独特的待遇究竟是为何呢？
刘兴元1908年出生，是山东莒南人，曾念过私塾、小学，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不过在17岁那年，家中遭逢大变，他只好辍学跟着同乡去往青岛闯荡。
那段时间里，刘兴元为了生存去过纺织厂当养成工，也到过杂货铺做学徒。奈何时局动荡，有的工作干着干着就没了，刘兴元曾一度沦落至乞讨度日。
1928年，为了能有口饭吃，刘兴元报名加入冯玉祥的学兵团，至少这样不会被饿死。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兵败下野，部队多数被蒋介石收编。
老蒋对这些“杂牌”根本不信任，全部调入江西进攻苏区，让“杂牌”跟红军互相消耗。
1931年5月，刘兴元在第二次“围剿”中央苏区时被俘，最初他以为自己难逃一死。没想到红军的俘虏政策非常好，没有虐待、给吃给喝，还讲一些革命道理。
刘兴元自身也是穷人阶层的，他参军时没那么多远大的理想，就为了能吃上饱饭。
眼下共产党部队告诉他，穷人不是权贵手中的棋子，加入革命后，不仅能吃饱，还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刘兴元大受触动，最终决定成为革命武装的一份子、解救广大穷苦人民。
之后他历任红军医院政治部巡视员、总务处处长、组织科科长等职，第三、四、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都有他都表现很好，思想无比坚定。
抗日战争中，刘兴元开始到最前线率军作战，1939年开辟鲁南根据地，他就居功甚伟，后多次与盐城一带的新四军联合作战，打得日、伪军忌惮生惧。
凭借着立下的功劳，刘兴元职务不断上升，历任滨海军区政治部主任、山东军区第2师政委等职，还多次得到山东一把手罗荣桓的点名表扬。
待日本投降，刘兴元奉命与2师师长罗华生率部挺进东北，1946年5月，2师顺利进驻蛟河一带，不过刘兴元突然收到一个不好的消息——国军已进占蛟河以北的新站、拉法。
这两处属于战略重地，能控制封锁周围的交通线，若不赶紧夺回，将来会产生很大麻烦。
刘兴元、罗华生连忙赶往附近的1师驻地，与1师师长梁兴初、1师政委梁必业商议对策，四人讨论一番后，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军事能力最强的梁兴初被推举为总指挥，两个师在他的命令下向敌人发起反扑，三天后新站、拉法被拿回，敌守军一个团被全歼。
此战改善了我军在东北的处境，事后林总也表示赞赏：刘兴元虽是政工干部，军事上却极有远见。
在东北战场，刘兴元也是立功无数，三下江南消息他在身患哮喘的情况下，冒着严寒到一线部队去鼓舞士气，罗荣桓为之感叹：这是在用生命搞政工。
辽沈战役时，刘兴元与万毅率五纵去辽西阻击廖耀湘兵团，为东野主力攻克锦州提供保障。后来部队入关、南下，5纵改编为了42军，刘兴元这个政委的发挥一如既往地好。
1950年，42军调往东北准备转业农垦，中央信任刘兴元，便让他留在中南军区任职。结果没想到，朝鲜半岛很快燃起了战火，刘兴元反倒错过了抗美援朝。
1955年，中南军区改为广东军区，黄永胜担任司令员，刘兴元则是副政委。黄、刘两人脾气都不算好，但偏偏彼此对味，这对亲家相处就比较愉快。
1962年罗荣桓视察广州军区时还打趣过：少有人能和刘兴元搭档还受得了他的风格，你长进了嘛。
后来黄永胜被调到北京工作，开始陷入严峻的斗争中，刘兴元则身兼广州军区政委、广东省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尽力维护着一省的安稳，发展路线天差地别。
1969年中央“疏散”了一批老干部到地方，这些人大部分已遭到排挤或“靠边站”，所以有一些省份对待这些老干部态度很恶劣。
不过刘兴元却没有落井下石，他称这群老干部是“主席和总理送来的客人”，生活上给予了很大照顾。
被疏散至广州的朱老总对他的这些做法很感动，还将自己亲手做的竹杖送给了刘兴元。
虽然刘兴元在很多方面做得到位，但他毕竟是四野出来的干部，又与黄永胜关系特殊，很多人就认为他跟相关集团牵扯极深。
1971年毛主席南巡时，特意将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叫到身边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们跟黄永胜关系那么好，将来如果他出了事，你们怎么办？
丁、刘都是聪明人，立即表示坚决拥护中央，会与黄、林等人保持距离。
不久后，大事真的发生，刘兴元听闻消息时惊出一身冷汗，主动写检讨上报给中央，主席知道他的情况，批示了“心平气和”四个字，刘兴元安然过关。
1972年，四川的一把手张国华中将病逝，蜀地一时群龙无首，缺少一个主心骨。
毛主席思虑再三，决定派刘兴元前去负责，并且专门写了一封信勉励他好好工作、坚持走群众路线。
刘兴元入川后担任了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革委会主任、成都军区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比在广东时还多了个职务，掌管着四川大权。
在任期间，刘兴元多次下到基层去走访调研，和农民、工人面对面谈话，解决大家的困难，尽力维护社会稳定。
1974年他深感压力太大，向中央请示休息一段时间，让更年轻的同志来接替自己，不过毛主席没有批准，在同年的一次会议上，主席还拉着他的手说：你是个好人呐！
1975年，刘兴元再次请求能减少自己的工作，当时又恰逢全军在进行大调动，中央最终就让刘兴元调为成都军区司令员。
比较有意思的是，在这次调动中，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调到北京军区担任政委，原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平调到成都。
刘、秦二人都因为此番连环动作，有了担任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经历。
或许有人会觉得，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不都是级别一样的干部吗？怎么算减轻工作？这就跟大运动时期的特殊政策有关了。
那时各地往往是军区第一政委兼任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负责党政军大小事务，而司令员就专注于军区，区别非常大。
刘兴元调为司令员后，政治工作没法再负责，自然就轻松了不少。
后来毛主席去世，刘兴元的职务再次有了重大变化，调入北京担任解放军军政大学政委。当清理历史旧案时他还被隔离审查6年，重获自由后就按大军区副职待遇离休。
他到底是因为什么被审查，一直没有资料解密，包括成都军区做过搭档的陈先瑞也只是在回忆录里提到一句“上级告诉我，他犯过错误”，但具体是什么，陈先瑞也不知。
1990年，刘兴元病逝于北京，享年82岁。他的老战友评价过：刘兴元清正廉明，一心为公，不论是在部队还是政府，始终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未有一丝一毫的私心。
能得到如此赞誉，刘将军想必也会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