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底，中央召开了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耗时很长，确定和改变的政策也比较多。
同时，在会议的进程中，有四位政治局委员遭到了严重批评，他们分别为：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
前两位都是开国将军，后两位都是大运动后被迅速提拔起来的地方干部，算是两武两文。
政治局委员那起码都是副国级的干部，位高权重，他们各自是因什么事被批呢？
一、汪东兴
在四人里，汪东兴级别最高，他1977年8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是正国级领导人。
在毛主席生前，汪东兴就已是核心人物，很多事情都是他代为出面解决，有时主席跟政治局之间的沟通，也是他代为传达。
在粉碎那四个人反革命集团时，掌握中央警卫力量的汪东兴出力甚多，凭借此功劳，他登上了极高的政治舞台。
但是，在后来的生涯中，汪东兴一直坚持“两个凡是”，对老干部们的复出平反事宜并不积极，这让很多人心中不满。
后来邓公等人准备推进快速发展的经济政策时，汪东兴也在其中多有阻挠。
他的思想已经无法顺应时代和大势，因此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有讨论小组就对汪东兴提出严重批评。
指明他具体存在三个问题，一为上推下卸，二为避重就轻，三为应付交卷。
会后不久，汪东兴便不再负责中央警卫工作，1980年时他又主动辞去身上的领导职务，开始了隐退生活。
晚年的他非常低调，基本很少出门，也不爱跟生人接触。
2015年，汪东兴病逝，享年100岁。
二、陈锡联
陈锡联战争年代曾是刘邓大军中的一员猛将，很受邓公重视。建国后，他长期担任大军区司令员，在大运动阶段还担任过辽宁革委会主任，肩负辽宁省的党政军大权。
1973年，八大军区对调，陈锡联从沈阳军区调到了北京军区，负责首都附近的军事安全，并且职务上他也兼任了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委，这是毛主席对他莫大的信任。
不仅如此，1976年初的“一号令”，主席让他代替叶帅主持军委工作，这是他权力的顶峰。
后来粉碎相关集团，陈锡联也配合了华同志，包括对全军宣布这个消息的人也是他。
按道理来说，陈锡联战绩突出，功劳也很大，但，在1978年他仍是遭到了批评，这是为何呢？
说起来主要关乎两件事，一是在大运动时期曾越级提拔过毛远新，使后者20多岁就成了辽宁省的二把手。
他这个做法很不寻常，后来毛远新被隔离审查，陈锡联自然也有一些连带责任。
二是陈锡联在主政辽宁期间，对于一些纵容行为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措施，致使很多老同志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这个做法，被很多人记在了心里。
因此在1978年的会议上，陈锡联也被严重批评。对于这些指责，陈锡联没有反驳，概因他内心是觉得亏欠邓公的。
1976年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公成众矢之的，参会的陈锡联明明知道那些都不是事实，但也没有帮忙说一句话。
邓公复出后，陈锡联专门为此去致歉，邓公却满不在乎地回道：没有关系，当时那个情况你也困难，搞不好自己都会陷进去，不用多想。
越是这样的态度，就越让陈锡联难过。最终在1980年，他主动辞去领导职务，后来进入过中顾委。
1999年，陈锡联病逝，享年84岁。
三、
纪登奎不如前面两位知名度高，但他曾经得到过毛主席许多特殊对待。从1951年专列上的“六问六答”开始，毛主席就注意到了这位年轻的干部。
后来毛主席只要南巡经过河南，都会点名要见他，次数足足有13次之多，如此待遇再无第二人。
另外，主席曾两次当众称纪登奎为“老朋友”，有一次还是在九大时，全体代表听后都感觉不可思议，随即一致鼓掌；
也是在九大后，毛主席邀请纪登奎到北京工作，然而纪登奎还是想在地方上干，被婉拒后主席也不恼，特许他中央和地方两头跑......
曾经主席还有过要将他当成接班人培养的念头，九届二中全会时主席跟林总提过：
我们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接班人，要培养60岁以下、30岁以上的人，就像纪登奎等人。
但是，1971年主席南下考察时，从其他河南干部口中听说纪登奎在“反复旧”一事上处理得不够坚决，有“反复旧”思想倾向。
主席沉思半晌，说了一句“纪登奎这个人，看来今后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华同志这才成为主席心中的最佳人选。
不过，纪登奎职务仍是很高的，依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
这样一位干吏，为何在1978年也会被批评呢？其实也是因为在河南工作期间做过的事，导致各小组成员意见很大。
当时有30多人都对纪登奎出言指责，甚至说不解决纪登奎的问题，河南就没法安定团结。如此形势下，纪登奎也没说什么，最终在1980年主动辞去身上的领导职务。
后来纪登奎担任过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被特批享受正部级待遇。
他晚年想做两件事，一是去往大学任教，二是出版回忆录，可还没等他完成心愿，1988年突如其来的疾病就夺走了他的生命，终年65岁。
四、吴德
吴德也是一位有些丰富地方工作经验的干部，他战争年代长期在白区活动，七大时还是参会代表。
待新中国成立，吴德先后在平原省、吉林省担任省委书记，直到1966年被调入北京担任第二市委书记。
当时的政治风波非常强烈，做京官可不容易，很多关系错综复杂，搞不好自己都要被波及。吴德只能兢兢业业做事，尽可能不自陷漩涡。
毛主席对他也很看重，有一次吴德力主拍摄的电影《节振国》中出现了一个领导罢工的知识分子角色，被人攻击是在为吴德自己树碑立传。
关键时刻，毛主席说了一句：冀东大暴动，是很震动的大事。
吴德是冀东大暴动的重要领导，《节振国》讲述的也是冀东暴动的事，毛主席的话肯定了冀东暴动，也是在实际维护吴德，所以吴德平稳过关。
后来吴德担任过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市委第一书记，卫戍区第一政委、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治局委员等职，1976年10月初粉碎相关集团时，他也是主要配合人物。
但是，10月末他在全国人大会议中说了一句：凡是毛主席指示的、肯定的，都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这跟后来的“两个凡是”极为相似，且在大运动时期，他作为北京市委的领导班子，没有保护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因而在1978年就遭到批评。
最终吴德在1980年辞去领导职务，1982年进入中顾委，生活有一定保障。1995年，吴德去世，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