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海峰：中国经济的四大挑战与三个应对

题记：2024年1月18日，北大国发院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第67期举办，主题为“中国经济2024：立与破、挑战与机遇”。本文根据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何海峰的主题演讲整理。

2024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布会提供了大量数据信息，其中不乏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表述。例如，“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这体现了当前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和不确定性正在上升”，这对我们内部的稳定和发展无疑构成巨大挑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尝试从长周期视角来审视中国经济。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的运行规律与世界经济，包括与美国经济有着高度相似性，但同时，中国经济平均增速明显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创造的“两大奇迹”之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另一个奇迹则是社会长期稳定，这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但是，当用五年规划的周期来观察时，就会发现中国经济增速正在逐渐放缓。从“十一五”时期的11%以上，到“十二五”时期的8%左右，再到“十三五”时期的5.7%，以及疫情三年的4.5%，这一趋势非常明显。如果按照4.5%的增速推算，到2035年实现总量翻番的目标可能会面临一定压力。

因此，2024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因为明年“十四五”规划就要收官，而前三年的增速已经低于我们的预期目标。

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需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接下来，我从四个方面来梳理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三方面的应对策略。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些新的思考和启示。

挑战之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

近年来，关于经济全球化逆风的说法层出不穷。有人称之为逆全球化，也有人称之为反全球化或碎片化等等。在国家经济联系中，贸易是至关重要的主线，从贸易开始，我们实现了货物的流通、投资的增长、金融的交流，技术和人文的互动等。

货物出口是贸易的核心环节。在货物出口方面，中国的地位非常重要。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出口份额逐渐增加，如今已占全球出口的七分之一。在疫情期间，中国甚至一度占了全球出口的五分之一。这意味着什么呢？举例来说，疫情期间全世界需要许多物资，包括口罩，其中有20%来自中国，一旦中国的供应出现问题，全球可能面临口罩短缺的困境。

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也在发生一些转折性变化。过去，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其次是欧盟，然后是日韩，再往后才是东南亚和拉美国家。现在，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变成东盟，贸易量达到6.6万亿人民币；其次是欧盟，约为8600亿欧元；美国为7500亿美元，退居第三位。根据美国的统计数据，中国对美国出口占其进口的比例曾一度上升到22%，经过几年的贸易战和科技战，现在降至14%。因此，贸易伙伴的变化，尤其是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与第一大经济体之间贸易联系的变化，所传递的影响非常巨大。

补充一点，中国从占美国最高的22%降至现在的14%，已不再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目前，墨西哥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二是加拿大，越南也填补了中国留下的一些空白。实际上，中国对美出口所降低的7%至8%，通过转口贸易或在这些国家开设工厂替代等方式，经由墨西哥、越南等国实际上做了填补。

这是第一个挑战，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对于中国而言，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贸易伙伴的发展水平不一，会对我们的贸易结构、具体产品甚至产业链投资等方面产生影响，而不仅仅是订单问题的影响。

挑战二：气候变化

前些天，世界气象组织迎来了首位女性秘书长，这是一个积极的迹象。去年在COP28（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发布的全球气候状况临时报告指出，按照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升温要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然而，目前的数据显示升温为1.4摄氏度，而方差或波动为0.12，所以目标已经很难实现。秘书长表示，气候变化是当前我们面临的最大全球性威胁。同时，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也加剧了气候变化，而气候变化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发展不平等的问题。

中国在2020年提出了“3060”战略目标，计划于203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并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中国正在积极加快推进贸易、新能源等方面的发展，有可能提前实现碳达峰，然而这只是个别方面的初步预测数据。

气候变化是全球乃至全人类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对于主要国家而言。中国始终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虽然我们目前只是增量排放最多的国家，很快将成为历史最大排放国家，这也将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挑战三：投资增速持续下降

今年初，我们曾对中国经济增速进行了预测。在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我个人也发表了预测。我们认为中国2023年经济增速应该在6%以上。然而事实上，由于出口和投资的向下拉动，最终只有5.2%。

大陆投资数据从1995年开始公布，最高点出现在2008年。在那次经济冲击之后，中国实施了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包括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使投资增速一度达到30.5%。然后一路下降到去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降到了3.0%。在学术研究中，我们一直在探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投资和消费可能相互影响，如果没有投资，没有产业、企业、产能和产品，消费升级可能也无法实现。然而，如果一味重视投资，产品又以出口为主，国内收入就无法普遍上升，国内消费也难以有效提升，投资与消费无法平衡发展，也是双循环的根本出发点之一。

从年度内数据看，除农户投资外，固定资产投资在2023年12月略微增长，其中房地产投资是最大的拖累因素。房地产投资所占比重已经相当大，民间投资意愿不强，第三产业投资增长也不够。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阶段，主要驱动力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不断转变。第三产业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去年第三产业投资增长也不足。

此外，过去我们常提到投资的“三驾马车”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服务业投资已经超过了房地产投资。这是主动行为的结果还是客观形成的事实？很难下结论，但这也是我们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实际出现的情况。

挑战之四：消费波动与分化现象显著

当前，消费领域正经历着显著的波动与分化。

首先是波动。从总量数据来看，消费品零售额早已超过40万亿元，今年更是超过46万亿元，然而去年却出现了下滑。在增速方面，自1994年大陆转向市场经济以来，消费品供应总体上超过了需求，告别了短缺时代。随着1998年商品房改革的推进和居民财富向房产的转移，消费开始得到释放。但近年来，受疫情冲击等多重因素影响，消费增速呈现波动下行趋势。

其次是消费的分化。分化现象近些年变得愈发明显。从城乡群体到贫富群体的异质性，再到消费品类的差异化，都有分化现象。

消费波动与分化的背后，反映出收入、就业以及人口变化等多重因素的交织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增速虽然较快，但由于其总收入与城镇居民仍存在差距，因此消费能力受到限制。此外，城镇与农村居民收入的中位数与平均数之间的差距也反映出不同层次之间的公平程度问题。尽管农村消费增长较快，但最重要的消费仍然集中在城镇地区，这也符合大陆城镇化的大趋势。

针对上述挑战，党中央早已做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决策。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对此进行了具体部署，提出有效需求不足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消费和投资都存在短板。同时，部分产业还存在产能过剩问题，亟需进行产业升级和寻找新的增长点。

甚至在具体产业层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及了具体产业领域的发展重点，包括生物制造、商业航空、低空经济等三个战略新兴产业以及量子和生命科学等两个未来产业。这些领域的发展将有助于推动大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解决前进中遇到问题的关键。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以进促稳。在具体工作任务方面，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扩大内需、深化改革以及高水平开放等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其中，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需要依靠投资和创新驱动；扩大内需则需要激发消费和投资潜力；深化改革旨在破解体制机制障碍；而高水平开放则是要推动制度性开放和与国际接轨。

总的来说，面对消费波动与分化的挑战以及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复杂变化，我们需要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为此，我提出三个初步的应对策略，这些策略主要基于长期发展视角，同时兼顾短期经济运行。在当前挑战与应对的交织中，我们应以高质量发展为主导，以稳定运行为支撑，构建现代经济体系。

应对策略之一：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倡议在当前逆全球化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面对信息、资金、产品、产业和人员往来的受阻，我们亟需通过“一带一路”开辟新的合作空间，实现经济持续发展。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的会面也强调：“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这一理念同样适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共建共享，实现互利共赢。

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中，我们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出口总额占比达到45.4%。然而，与这些国家的贸易结构相比与欧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存在差异。因此，我们需要针对性地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推动相关项目的落地实施，提供必要的融资支持，如丝路基金等。

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也推出了类似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如G7峰会上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PGII）和欧洲的“全球门户”计划。这些计划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的“一带一路”存在重合领域，如清洁能源、信息通信技术、卫生系统等。我们没有必要将其视为对抗，而是更希望通过竞争与合作，共同推进全球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发展。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们应充分发挥中国在能源、交通和通信等基础产业中的竞争优势，推动这些产业在沿线国家的布局与发展。同时，我们也应加强与沿线国家在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提升“一带一路”建设的综合效益和国际影响力。

总之，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应对经济挑战的重要举措之一。我们应坚定信心，积极行动，与沿线国家携手共进，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应对策略之二：加快构筑“新动能”

“新动能”一词，虽然一直没有官方的明确定义，但在经济发展中已显现出重要作用。据统计局数据，2014年以来，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持续增长，至2022年已较上一年增长28.4%。

深入分析其细分指数，我们发现网络经济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贡献了新动能指数的91.6%，而转型升级指数的贡献率仅为0.2%。这表明，在疫情期间，网络经济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转型升级的进程则相对缓慢。

在寻找新的产业领域时，数字化、数字经济与数实融合成为重要方向。工业作为传统拉动经济的重要力量，其地位依然重要。但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崛起已不可忽视。2022年，数字经济规模已超过50万亿元，增速连续11年高于GDP增速，占经济总量的41.5%。这充分显示了数字经济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要构筑新动能，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科技创新是关键。当前，中美在数字科技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这更加凸显了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将其置于引领发展的核心位置。根据世界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国在2023年排名第22位，较往年有显著提升。同时，国内相关研究机构发布的创新指数也显示，中国在创新领域的表现不断增强。

然而，从科技创新到新动能的转化并非易事。这需要经过技术转化、产业形成等一系列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作为技术转化和产业形成的具体承载者，发挥着关键作用。而金融资本的介入则是推动企业创新、加速技术转化和产业形成的重要力量。因此，在构筑新动能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充分发挥金融资本的作用，引导其流向具有创新潜力和市场前景的企业和项目，推动新动能的快速形成和发展。

应对策略之三：加快建设金融强国

金融强国建设的核心在于使大陆金融体系能够应对当前挑战，并为前述两大应对策略提供有力支持。最近，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总书记强调了走中国特色道路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八个坚持”。这“八个坚持”为我们指明了中国特色金融之路的方向。

去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并对金融强国进行了界定。与经济大国相比，中国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实力方面仍需进一步提升。金融强国具备一些核心要素，大陆“十三五”金融规划中也提出了现代金融体系的概念，包括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信息化、现代化以及八个体系。而此次提出的六个方面体系，都是重大的战略安排。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以传统的银行信贷为主导，金融体系可能难以充分发挥对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持效率。为了更好地支持创业创新，我们需要加快培育一流的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包括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以及现代投资银行。目前，中国的金融资产和负债主要来自于银行，而证券公司资产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占比不到3%，保险占比超过6%，两者相加也仅占10%。因此，依靠证券公司等投资银行机构来推动产业创投创新，支撑中国的现代金融体系，力量还相对薄弱。

鉴于此，我们需要大力发展投资银行，借鉴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金融转型经验，从传统的银行领域转向市场领域，由基金公司和投行主导。彼德·德鲁克这位管理学大师在其著作《养老金革命》中阐述了基金份额大众化持有的重要性，这实现了全民对上市公司的持有、财富的转型以及金融的转型，从而推动了美国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期待在中国金融强国建设中，一流投资机构能够快速崛起，为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以上观点仅代表我个人。

整理：何又夕 |编辑：王贤青 白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