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海峰：中國經濟的四大挑戰與三個應對

題記：2024年1月18日，北大國發院中國經濟觀察報告會第67期舉辦，主題為“中國經濟2024：立與破、挑戰與機遇”。本文根據國泰君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何海峰的主題演講整理。

2024年1月17日國家統計局新聞釋出會提供了大量資料資訊，其中不乏一些值得我們關注的表述。例如，“頂住外部壓力，克服内部困難”，這展現了目前經濟形勢的複雜性和嚴峻性；“外部環境的複雜性、嚴峻性和不确定性正在上升”，這對我們内部的穩定和發展無疑構成巨大挑戰。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嘗試從長周期視角來審視中國經濟。從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經濟的運作規律與世界經濟，包括與美國經濟有着高度相似性，但同時，中國經濟平均增速明顯高于其他主要經濟體。這是我們過去幾十年創造的“兩大奇迹”之一：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另一個奇迹則是社會長期穩定，這為經濟增長提供了堅實的支撐。

但是，當用五年規劃的周期來觀察時，就會發現中國經濟增速正在逐漸放緩。從“十一五”時期的11%以上，到“十二五”時期的8%左右，再到“十三五”時期的5.7%，以及疫情三年的4.5%，這一趨勢非常明顯。如果按照4.5%的增速推算，到2035年實作總量翻番的目标可能會面臨一定壓力。

是以，2024年是非常關鍵的一年，因為明年“十四五”規劃就要收官，而前三年的增速已經低于我們的預期目标。

面對這樣的挑戰，我們需要采取積極的應對措施。接下來，我從四個方面來梳理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挑戰，并提出三方面的應對政策。希望能夠為大家提供一些新的思考和啟示。

挑戰之一：經濟全球化遭遇逆風

近年來，關于經濟全球化逆風的說法層出不窮。有人稱之為逆全球化，也有人稱之為反全球化或碎片化等等。在國家經濟聯系中，貿易是至關重要的主線，從貿易開始，我們實作了貨物的流通、投資的增長、金融的交流，技術和人文的互動等。

貨物出口是貿易的核心環節。在貨物出口方面，中國的地位非常重要。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的出口份額逐漸增加，如今已占全球出口的七分之一。在疫情期間，中國甚至一度占了全球出口的五分之一。這意味着什麼呢？舉例來說，疫情期間全世界需要許多物資，包括口罩，其中有20%來自中國，一旦中國的供應出現問題，全球可能面臨口罩短缺的困境。

中國的主要貿易夥伴也在發生一些轉折性變化。過去，美國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其次是歐盟，然後是日韓，再往後才是東南亞和拉美國家。現在，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變成東盟，貿易量達到6.6萬億人民币；其次是歐盟，約為8600億歐元；美國為7500億美元，退居第三位。根據美國的統計資料，中國對美國出口占其進口的比例曾一度上升到22%，經過幾年的貿易戰和科技戰，現在降至14%。是以，貿易夥伴的變化，尤其是中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與第一大經濟體之間貿易聯系的變化，所傳遞的影響非常巨大。

補充一點，中國從占美國最高的22%降至現在的14%，已不再是美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目前，墨西哥成為美國第一大貿易夥伴，第二是加拿大，越南也填補了中國留下的一些空白。實際上，中國對美出口所降低的7%至8%，通過轉口貿易或在這些國家開設工廠替代等方式，經由墨西哥、越南等國實際上做了填補。

這是第一個挑戰，經濟全球化遭遇逆風。對于中國而言，這是非常現實的問題。貿易夥伴的發展水準不一，會對我們的貿易結構、具體産品甚至産業鍊投資等方面産生影響，而不僅僅是訂單問題的影響。

挑戰二：氣候變化

前些天，世界氣象組織迎來了首位女性秘書長，這是一個積極的迹象。去年在COP28（第28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釋出的全球氣候狀況臨時報告指出，按照可持續發展目标，全球升溫要控制在1.5攝氏度以内，然而，目前的資料顯示升溫為1.4攝氏度，而方差或波動為0.12，是以目标已經很難實作。秘書長表示，氣候變化是目前我們面臨的最大全球性威脅。同時，不斷加劇的不平等也加劇了氣候變化，而氣候變化又反過來進一步加劇了全球發展不平等的問題。

中國在2020年提出了“3060”戰略目标，計劃于2030年實作碳排放達峰，并在2060年實作碳中和。中國正在積極加快推進貿易、新能源等方面的發展，有可能提前實作碳達峰，然而這隻是個别方面的初步預測資料。

氣候變化是全球乃至全人類面臨的挑戰，尤其是對于主要國家而言。中國始終堅持共同但有差別的責任原則。雖然我們目前隻是增量排放最多的國家，很快将成為曆史最大排放國家，這也将是一個巨大的變化。

挑戰三：投資增速持續下降

今年初，我們曾對中國經濟增速進行了預測。在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我個人也發表了預測。我們認為中國2023年經濟增速應該在6%以上。然而事實上，由于出口和投資的向下拉動，最終隻有5.2%。

大陸投資資料從1995年開始公布，最高點出現在2008年。在那次經濟沖擊之後，中國實施了4萬億元的刺激計劃，包括十大産業振興計劃，使投資增速一度達到30.5%。然後一路下降到去年，城鎮固定資産投資降到了3.0%。在學術研究中，我們一直在探讨生産和消費的關系。投資和消費可能互相影響，如果沒有投資，沒有産業、企業、産能和産品，消費更新可能也無法實作。然而，如果一味重視投資，産品又以出口為主，國内收入就無法普遍上升，國内消費也難以有效提升，投資與消費無法平衡發展，也是雙循環的根本出發點之一。

從年度内資料看，除農戶投資外，固定資産投資在2023年12月略微增長，其中房地産投資是最大的拖累因素。房地産投資所占比重已經相當大，民間投資意願不強，第三産業投資增長也不夠。

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階段，主要驅動力從第一産業到第二産業，再到第三産業，不斷轉變。第三産業在拉動經濟增長方面将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去年第三産業投資增長也不足。

此外，過去我們常提到投資的“三駕馬車”格局已經發生了變化，服務業投資已經超過了房地産投資。這是主動行為的結果還是客觀形成的事實？很難下結論，但這也是我們産業轉型更新過程中實際出現的情況。

挑戰之四：消費波動與分化現象顯著

目前，消費領域正經曆着顯著的波動與分化。

首先是波動。從總量資料來看，消費品零售額早已超過40萬億元，今年更是超過46萬億元，然而去年卻出現了下滑。在增速方面，自1994年大陸轉向市場經濟以來，消費品供應總體上超過了需求，告别了短缺時代。随着1998年商品房改革的推進和居民财富向房産的轉移，消費開始得到釋放。但近年來，受疫情沖擊等多重因素影響，消費增速呈現波動下行趨勢。

其次是消費的分化。分化現象近些年變得愈發明顯。從城鄉群體到貧富群體的異質性，再到消費品類的差異化，都有分化現象。

消費波動與分化的背後，反映出收入、就業以及人口變化等多重因素的交織影響。農村居民消費增速雖然較快，但由于其總收入與城鎮居民仍存在差距，是以消費能力受到限制。此外，城鎮與農村居民收入的中位數與平均數之間的差距也反映出不同層次之間的公平程度問題。盡管農村消費增長較快，但最重要的消費仍然集中在城鎮地區，這也符合大陸城鎮化的大趨勢。

針對上述挑戰，黨中央早已做出建構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互相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決策。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對此進行了具體部署，提出有效需求不足是目前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消費和投資都存在短闆。同時，部分産業還存在産能過剩問題，亟需進行産業更新和尋找新的增長點。

甚至在具體産業層面，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及了具體産業領域的發展重點，包括生物制造、商業航空、低空經濟等三個戰略新興産業以及量子和生命科學等兩個未來産業。這些領域的發展将有助于推動大陸經濟的高品質發展。

高品質發展是解決前進中遇到問題的關鍵。為了實作高品質發展，需要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以進促穩。在具體工作任務方面，現代化産業體系的建設、擴大内需、深化改革以及高水準開放等都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着力點。其中，現代化産業體系的建設需要依靠投資和創新驅動；擴大内需則需要激發消費和投資潛力；深化改革旨在破解體制機制障礙；而高水準開放則是要推動制度性開放和與國際接軌。

總的來說，面對消費波動與分化的挑戰以及國内外經濟形勢的複雜變化，我們需要堅持高品質發展的方向不動搖，以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為此，我提出三個初步的應對政策，這些政策主要基于長期發展視角，同時兼顧短期經濟運作。在目前挑戰與應對的交織中，我們應以高品質發展為主導，以穩定運作為支撐，建構現代經濟體系。

應對政策之一：高品質共建 “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倡議在目前逆全球化背景下顯得尤為重要。面對資訊、資金、産品、産業和人員往來的受阻，我們亟需通過“一帶一路”開辟新的合作空間，實作經濟持續發展。習近平主席與拜登總統的會面也強調：“地球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發展。”這一理念同樣适用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通過共建共享，實作互利共赢。

在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中，我們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果，出口總額占比達到45.4%。然而，與這些國家的貿易結構相比與歐盟、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的貿易存在差異。是以，我們需要針對性地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合作，推動相關項目的落地實施，提供必要的融資支援，如絲路基金等。

與此同時，美國和歐洲也推出了類似的基礎設施投資計劃，如G7峰會上的“全球基礎設施投資夥伴關系”（PGII）和歐洲的“全球門戶”計劃。這些計劃在一定程度上與我們的“一帶一路”存在重合領域，如清潔能源、資訊通信技術、衛生系統等。我們沒有必要将其視為對抗，而是更希望通過競争與合作，共同推進全球基礎設施的建設與發展。

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我們應充分發揮中國在能源、交通和通信等基礎産業中的競争優勢，推動這些産業在沿線國家的布局與發展。同時，我們也應加強與沿線國家在文化、教育、科技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提升“一帶一路”建設的綜合效益和國際影響力。

總之，推進“一帶一路”高品質發展是目前應對經濟挑戰的重要舉措之一。我們應堅定信心，積極行動，與沿線國家攜手共進，開創更加美好的未來。

應對政策之二：加快構築“新動能”

“新動能”一詞，雖然一直沒有官方的明确定義，但在經濟發展中已顯現出重要作用。據統計局資料，2014年以來，經濟發展新動能指數持續增長，至2022年已較上一年增長28.4%。

深入分析其細分指數，我們發現網絡經濟占據了絕對主導地位，貢獻了新動能指數的91.6%，而轉型更新指數的貢獻率僅為0.2%。這表明，在疫情期間，網絡經濟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而轉型更新的程序則相對緩慢。

在尋找新的産業領域時，數字化、數字經濟與數實融合成為重要方向。工業作為傳統拉動經濟的重要力量，其地位依然重要。但與此同時，數字經濟的崛起已不可忽視。2022年，數字經濟規模已超過50萬億元，增速連續11年高于GDP增速，占經濟總量的41.5%。這充分顯示了數字經濟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要構築新動能，支援數字經濟的發展，科技創新是關鍵。目前，中美在數字科技領域的競争日益激烈，這更加凸顯了科技創新的重要性。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科技創新，将其置于引領發展的核心位置。根據世界産權組織釋出的全球創新指數，中國在2023年排名第22位，較往年有顯著提升。同時，國内相關研究機構釋出的創新指數也顯示，中國在創新領域的表現不斷增強。

然而，從科技創新到新動能的轉化并非易事。這需要經過技術轉化、産業形成等一系列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企業作為技術轉化和産業形成的具體承載者，發揮着關鍵作用。而金融資本的介入則是推動企業創新、加速技術轉化和産業形成的重要力量。是以，在構築新動能的過程中，我們需要充分發揮金融資本的作用，引導其流向具有創新潛力和市場前景的企業和項目，推動新動能的快速形成和發展。

應對政策之三：加快建設金融強國

金融強國建設的核心在于使大陸金融體系能夠應對目前挑戰，并為前述兩大應對政策提供有力支援。最近，在省部級主要上司幹部專題研讨班上，總書記強調了走中國特色道路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八個堅持”。這“八個堅持”為我們指明了中國特色金融之路的方向。

去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會議首次提出了建設金融強國的目标，并對金融強國進行了界定。與經濟大國相比，中國在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和綜合實力方面仍需進一步提升。金融強國具備一些核心要素，大陸“十三五”金融規劃中也提出了現代金融體系的概念，包括市場化、國際化、法治化、資訊化、現代化以及八個體系。而此次提出的六個方面體系，都是重大的戰略安排。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以傳統的銀行信貸為主導，金融體系可能難以充分發揮對科技創新和産業轉型更新的支援效率。為了更好地支援創業創新，我們需要加快培育一流的投資銀行和投資機構，包括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以及現代投資銀行。目前，中國的金融資産和負債主要來自于銀行，而證券公司資産在整個金融體系中的占比不到3%，保險占比超過6%，兩者相加也僅占10%。是以，依靠證券公司等投資銀行機構來推動産業創投創新，支撐中國的現代金融體系，力量還相對薄弱。

鑒于此，我們需要大力發展投資銀行，借鑒美國上世紀60年代的金融轉型經驗，從傳統的銀行領域轉向市場領域，由基金公司和投行主導。彼德·德魯克這位管理學大師在其著作《養老金革命》中闡述了基金份額大衆化持有的重要性，這實作了全民對上市公司的持有、财富的轉型以及金融的轉型，進而推動了美國的科技創新和産業更新。期待在中國金融強國建設中，一流投資機構能夠快速崛起，為中國的高品質發展和現代化發展做出重要貢獻。

以上觀點僅代表我個人。

整理：何又夕 |編輯：王賢青 白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