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点风痕，纸墨斑斓：读锺译新版《鲁拜集》
《鲁拜集之美》，锺锦译解，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4
《鲁拜集》虽然是一本极薄的小册子，但在英国诗歌史上却有着深广的影响。它的原作者是11世纪后半叶古代波斯塞尔柱王朝诗人奥马尔·海亚姆。他平生写过好多这种叫作“鲁拜”的四行诗，被英国诗人爱德华·菲兹杰拉德翻译成英文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这本翻译成英文的诗集出版于1859年，跟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是同一年。按照它最流行的1879年第四版，它只包含一百零一首“鲁拜”，总共不过四百多行。这对于盛产长诗、动辄千行的英国诗坛来说，不能算是一部很起眼的作品。从格律上说，它这种四行诗在译成英文时，其韵式虽然有点新奇，但是所有诗行都采用了传统英诗的抑扬格五音步，没有太明显的突破。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涌现过许多杰出的诗人，这部诗集在初版时没有激起多少波浪，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然而，自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这本小册子就声望日增，到了二十世纪，这区区四百多行诗，就稳稳地占据了各种英诗选集，其中的原因是值得玩味的。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执政长达六十年）正处于她执政的鼎盛阶段，英国处于世界经济的中心，构成诗歌生产与消费主体的中产阶级已经形成。整个社会既充满了科学自信，又弥漫着信仰危机，各种思潮和理论发生激烈的冲突，数百年积累起来的统一的意识形态开始瓦解。英国作家约翰·凯里在《诗歌小史》中指出：“地质学家们发现，地球比《圣经》上说的还要古老几百万年，大陆板块始终在漂移；不仅是人类，而且人类存在的所有遗迹，都可能在某一天突然毁灭。许多人认为，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在这些知识面前都无法继续存在。”那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时代，由此引发人们思想深处的不安——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英国诗人爱德华·菲兹杰拉德。
《鲁拜集》这样一部从古代波斯文翻译过来的英文诗集，无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相当遥远，它与其他东方文化作品一样，自带一份神秘色彩，对当时的英国人乃至欧洲人都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他们相信东方文化有一种超自然能力，可以缓解他们的社会焦虑。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久，直到20世纪初的庞德、艾略特、叶芝等现代主义诗人身上也还可以找到影子。
《鲁拜集》最早于1923年翻译到中国，是基于当时中国社会完全不同的文化诉求，后来又有多种译本。对此，前人之述备矣。现在我们看这部诗集，它既富有高雅的古典气息，又隐约透露出一种哲理性的哀思。要将它重新翻译成汉语，必须找到一种与其体格相符的形式，就自然成了一个具有前瞻性的要求。
锺锦对《鲁拜集》这部英文诗集倾注的热忱和精力，在所有研究英国诗歌的学者和译者中是佼佼者。众所周知，《鲁拜集》的书名源于“鲁拜”这种诗体，它与格绥德、嘎扎勒等诗体一样，是古代波斯诗歌众多诗体中的一种。虽然它在韵式上恰巧与绝句相似，但其实未必与绝句有什么历史渊源。但由于这种相似性，不少中国译者很自然就想到利用绝句的形式来翻译这部诗集。锺锦就属于这批译者，虽然是后起者，但是后来居上。选择绝句的形式，还有一个比较被人忽视的原因，即由于中国诗歌史的断层，绝句与新诗的间隔性，使得绝句这个形式在当代读者心中具有的古典气息，与海亚姆乃至菲兹杰拉德所希望表现的那份哲理性的哀思，正好天然吻合。
英语传统诗歌的格律是丰富多彩的。诗歌以诗行为单位，以多个诗行组成一首诗或一个诗节，长诗以多个诗节连缀而成。与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的诗歌一样，英语诗歌也是以四行诗节为基本单位，由此发展出六行、八行乃至十四行，甚至七行、九行等众多的诗节形式。传统英诗的韵式往往是双行押韵（随韵）或隔行押韵（交韵或包韵）。“鲁拜”是一种四行诗体，但是它的韵式却是独特的，一般是第一、二、四行押一个韵，第三行通常不押韵，这与传统英诗有根本的区别。菲兹杰拉德在将《鲁拜集》译成英诗时，保留了这种韵式，因此它保有一种异域的风味。再看“鲁拜”的诗行，每行多为十一个音节，而传统英诗以五音步为主，五音步又多为抑扬格，包含十个（偶尔也有十一个）音节。因此“鲁拜”与传统英诗的五音步在长度和节奏上基本相应。我在《汉诗英译的系统方法》一文中分析过英诗的音步节奏与中国古代五七言诗节奏的异同。简单地说，英诗中的五音步诗行相当于七言诗行。因此，无论有没有历史渊源，“鲁拜”的节奏与七言诗的节奏有一种空谷回音的效果，换言之，用绝句来翻译“鲁拜”，在形式上是再恰当不过的。
菲译《鲁拜集》美国初版书影。
当然，任何一种弥合都是有接缝的，世界上从来都没有“天衣无缝”这种事情。“鲁拜”与绝句的应和效果，在结构上难免会使译者有些掣肘。波斯诗歌的“鲁拜”和英语诗歌中的“鲁拜”大多不是独立成篇的，而是一首组诗的一部分，因此它经常是片断式的，甚至会出现四行都是对话的情况，这在绝句中是很少见的。当然绝句也会有对话，但是一般是浑然一体的，不会是片断式的。贺知章的“笑问客从何处来”，后五字往往被读成直接引语，但将它读成间接引语也无不可，那样整行诗就可以理解为陈述句，读起来自然流畅。因此，绝句中一般不会出现如“‘轻哉！兄弟！勿狂擂！’”这样跳跃性极强的引语，或如“吾妻！曷与命相谋？”这样把称呼放在诗的开头，或如“‘跳马！’‘将军！’鏖战罢”这样碎片化的诗句（以上译例引自柏丽译《怒湃译草》）。一首“鲁拜”作为一首组诗（或基本上可以视为松散的组诗）中的一部分，整个四行即使是跳跃性的引语或片断，在波斯语或英语传统中是自然的，但在绝句中就不太流畅。将“鲁拜”译成绝句，会遭遇如是这般的难处，使它不像一首“好的”绝句，因为它在机理上与绝句的形式有本质的扞格。再从传统的诗格上说，绝句讲究“起承转合”，而由各个片断组成四行的一首“鲁拜”，由于它只是整体中的一个部分，或者整个过程中的一个部件，很难做到“起承转合”。硬是要将这样一种部件融入绝句这样一个具有强烈古典韵味、在结构上要求苛刻的诗歌体式，需要怎样的语言驾驭能力才能做到“天衣无缝”，我感觉这对于译者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此，既要做到准确地将原文意思翻译出来，又要使采用绝句形式的译诗与古典诗歌的样式不太违和，译者是需要以腾挪大法，运筹帷幄一番的。
《鲁拜集之美》译者锺锦。
作为诗人和词人的锺锦，长期从事诗词创作，前期还具有以诗词形式翻译波德莱尔、里尔克等外国诗的经验积累，这是他与别的英诗汉译者相较而独具的优势。他在古典诗词方面的修养，确保了他以绝句翻译的“鲁拜”具有深厚的古典韵味。他作为这个新版《鲁拜集》的译著者，与其他《鲁拜集》译者相较还有一个独到之处——他还是这部诗集的校释者。锺锦根据菲兹杰拉德的五个英译版本，做了详尽的校订。这样全面的校订，在国内还是首次。综观百年来各种汉译本，都只是对诗集正文的翻译（包括不太忠实的所谓“创译”），而对于菲兹杰拉德的英译文与海亚姆的波斯原文的关系，如何从菲兹杰拉德对原文的改写揭示出英译中隐藏的深意，都付阙如。锺锦的《鲁拜集》新版囊括了一项珍贵的注释资料，即爱德华·赫荣-艾伦的考证文字，所以我称之为“译解本”。
爱德华·赫荣-艾伦（1861-1943）生于伦敦，是英国的波斯文化学者，精通古代波斯文，也是《鲁拜集》的翻译者和诠释者。他根据当时留存最早的手稿，用直译的方式将《奥马尔·海亚姆的鲁拜集》译成英文，并于1898年发表。赫荣-艾伦逐首考证了菲兹杰拉德译作的波斯文来源。在锺锦的这个译解本《鲁拜集》中，他将赫荣-艾伦考证出的波斯文原作，根据他的英译全文译出并附在解读里，极大地便利了读者的阅读理解。这是《鲁拜集》翻译史上破天荒的事情。
英国博物学者爱德华·赫伦-艾伦，1919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
锺锦自称，相对于文言来说，他的白话文“水平较低”，那纯粹是谦虚的说话。出于对《鲁拜集》的极致追求，他将这部诗集也译成了白话，按他自己的话说，是想尝试一下现代汉语究竟有多大的“韧性”。这个译解本收录了他修订后的白话版，因为他在2019年就出过一个白话版。一个对古典诗歌有审美追求的译者，如何处理据说早已江河日下的现代白话诗，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如果我们仔细品读这个译解本，就会发现，新版明显将诗行调整得更加整齐，无论是诗行还是韵脚，几乎都是对旧版的重译。赫荣-艾伦在第一首解说中指出：“从第二版的修改开始，就完全成了菲兹杰拉德自己的创作，虽说原文的精神仍然保留着。”同样，我们也觉得，从这次对白话版《鲁拜集》的修订开始，锺锦就开始尝试了自己的创作，虽说原文的精神仍然保留着。赫荣-艾伦的说法，证明作者是深谙翻译之道的。这里无需为菲兹杰拉德译文的忠实度进行辩护，因为一首诗的意象，在不同语言系统的读者心中产生的效果是可能很不相同的。虽然“措辞完全相同”往往是译者对自己的译文进行辩解的常用借口，但是措辞相同而效果不同，是被众多译例所证明了的事实。
锺锦认为，“汉语白话具有非同一般的适应异国语言的能力。”从他的译文看，白话文具有的“韧性”也是同样明显的。我们读到的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创作。菲兹杰拉德虽然对于翻译没写过专论，但从他对波斯原文的处理手法，可以隐约发现，锺锦与菲兹杰拉德在翻译观上的某种契合。长期以来，人们在争论菲兹杰拉德的译文是否优于原作。其实，对于两个优秀文本而言，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在原本和译本的两端都可以独立地评骘高低，因为有一个“共同的”审美标准作为评判依据。但是如果两个文本都达到优秀的程度，两个文本的审美标准就发生分歧，各自按照其语言内部的审美标准来评判，这时就无法评判哪个文本更为优秀。
锺锦在翻译这部《鲁拜集》时，就白话译文而言，努力做到语序、标点、音节、韵脚都和原文保持一致。音节稍放宽松一些，每行五顿对应原文的五音步，但有时用十一个字，有时用十二个字。值得称叹的一点是，他在韵脚上十分严苛，遵循了旧体诗的传统，平、上、去三声不通押，这一点不仅体现了译者对古典诗歌美学的追求，也昭示了译者在音韵上高度敏锐的听觉。这不禁令人想起新诗作者们频频指责旧体诗词，他们认为平仄声属于旧的语音系统，应该予以放弃并采用新的诗韵，或者简直就应该放弃押韵。从锺锦对押韵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出他的宏大愿景——他站在旧体诗词通往新诗的桥上，怅望着这个世纪疑难的两头，试图弥合一个怎样巨大的诗学鸿沟。但愿他的这份良苦用心能够被当今的新诗作者和读者体察到，也希望他的这种努力最后是成功的。
学界前辈选堂的《蝶恋花·题红楼译书图为霍克思作》有句：“雨点风痕，纸墨斑斓处。”颇可以用来描摹锺锦这个译解本《鲁拜集》的成就，故引以为文题，以示景仰。
黄福海
责编 刘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