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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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史记》载郑桓公“初封于郑”，后世以古今地名对照法言之，多谓在京兆郑县，实有可疑。由于司马迁有以诸侯国所徙之都误作始封之地的实例，惯于将诸侯定都时间长且影响力大的都邑作为初封之邑的书写倾向，故《史记》之载反不如《世本》所记桓公初封棫林，继迁拾地之说具体而合理。关于“棫林”的称名，后世多误为“咸林”，可能是受到郑玄《诗谱》及孔疏的影响。其实棫林之地于《左传》中两见，许地棫林与桓公始封地关联不大，似可排除。而秦地棫林位于泾水之西，或可与之系联，据此推考棫林地望并不在郑县（今陕西华县东），而应在陕西扶风一带，或即桓公初封之地。至于首迁之拾地，则与郑县密不可分，可视为郑国东迁前的旧郑。
关键词：郑桓公 棫林 拾郑 都邑变迁
上古方国之名多与都邑之名同。以都邑之名来定位诸侯国所在，是寻觅上古诸侯方国地理位置的常见方法。因而若需考察某一诸侯国方位，多会对其都邑地望投以关注。但受各种因素影响，诸侯国都并非仅限于一地，往往有所迁徙变动。西周郑国早期都邑变迁即为一显例。《史记·郑世家》载：“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友即郑桓公，其始封地后世多定于京兆郑县（今陕西华县东），而比《史记》成书更早的《世本》却记载“郑桓公封棫林、徙拾”。二者既存在矛盾，又有某种关联。然其变迁过程鲜为学者所察，故有必要深入探考，以厘清真相。
一、郑桓公始封地在“棫林”
关于郑桓公始封地，历来学者大都信奉《史记·郑世家》“友初封于郑”的记载。而在寻觅“郑”之具体地望时，又多援引《汉书·地理志》等，指实于京兆郑县，相延千年，殆成定论。可是成书在《史记》之前的《世本》却谓郑桓公始封棫林，另有其他文献将该地记为“咸林”，亦与郑县系联。因文本互异，加之学者取信材料不同，致使桓公始封地问题仍疑雾重重，有待廓清。
（一）郑桓公始封之郑并非郑县
《史记》和《世本》均对郑桓公早期居地有所记载，而《世本》成书年代更早，《史记》或有承袭它的地方。如《世本·世家》云：“周宣王二十二年，封庶弟友于郑。”即与《史记》所言桓公身份及始封时间完全一致。而《世本·居篇》又记“郑桓公封棫林”，司马迁却未择“棫林”之说，径书“友初封于郑”，对后世寻觅桓公始封地产生重要影响。郑和棫林二地，既非全然无关，所指似又非一，对此仍需稍作辨析。
比较《史记》和《世本》关于桓公初封地两说可知，后者更为具体而合理。这主要是因为《史记》言桓公“初封于郑”，并无具体地望对应，而后世在说明方位时，多将其指向京兆郑县。如班固《汉书·地理志》于“京兆郑县”条书“周宣王弟郑桓公邑”。《史记索隐》云：“郑，县名，属京兆。秦武公十一年‘初县杜、郑’是也。”可是这种用古今地名对照来标示郑始封地的做法是否得当，不无可疑。需知“郑”地在西周并不鲜见，是否只用来指代郑县却值得思考。类似情况如燕国，《史记·燕召公世家》载：“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据考古可知，北燕始封地当在距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不远的董家林古城。可《汉书·地理志》和《史记索隐》皆以蓟县对应之，实是以战国燕上都蓟（今北京）来言其始封地望。可见古今地名对照之法一旦遭遇诸侯国都迁徙变动的情形，可能产生错乱。
更重要的是，《史记》在记述西周诸侯国都邑时，并非全都如实记录它们始封之地。比如卫国，《史记·卫康叔世家》将康叔始封地定于河、淇间故商墟，即朝歌（今淇县东北）。而金文表明康叔在封卫前称“康侯”（如康侯簋），这里的“康”，以前一直有谥号或地（国）名的两种看法，主地名说者，最重要的一条引证材料就是《白虎通·姓名》所载：“管、蔡、霍、成、康、南，皆采也。”表明康与管、蔡、霍类似，皆为周初分封之采邑。由于康叔之子又称康伯，父子二人俱谥为康的可能性微小，故清孙星衍说：“康非谥甚明，旧说以为国名，是也。”康叔始封不在河淇间，而是康地，近又得到清华简《系年》的佐证，云“乃先建卫叔封于康丘······卫人自康丘迁于淇卫。”司马迁以河淇间故商墟言卫康叔初封地，实是对其徙封过程不甚明了所致。
再如楚国，《史记·楚世家》载周成王分封熊绎于楚蛮，居丹阳，似表明丹阳为楚始封之地。只不过这个“丹阳”长期不得确解，何况司马迁还曾说楚先世“或在中国，或在蛮夷”，表明楚族分布广泛，散居非在一处。对于楚君熊绎的初居地，《左传》昭公十二年的一则材料也许透露出更真切的信息。当楚灵王抱怨先君熊绎和燮父、禽父等“并事康王”，但最后却“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时，大臣子革回顾先君创业之艰辛，谓“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这里的“荆山”，有学者曾指出在湖北荆州一带，但此地太过偏南，似乎不符合周初经略南土的整体布局，成王很难在长江中下游为楚国指定某地分封，而《水经注·丹水》记载丹水出自京兆上洛县，地在商县至蓝田境内。淅川西北的商县一带另有叫荆山或楚山的地方，这为楚人曾聚居于此提供线索。地处华山北之荆山与商县及淅川之间的广大区域，正处于宗周与成周之间，或当为楚之初封地。
此外还有一旁证，《国语·晋语八》曾记载成王在岐阳盟会诸侯时，“楚为荆蛮······设望表，与鲜卑守燎”，参加岐阳之盟的楚君应就是熊绎，他能亲身参与这次会盟，表明其当时所居并非远在江汉。近来清华简出现的新材料《楚居》篇，似可作为熊绎初封非丹阳的佐证。它记载楚先祖居地，“至熊绎与屈
，使鄀嗌卜，徙于夷屯”。据研究，夷屯并非丹阳，只是丹水之阳的一小地名（今淅川县境内），而熊绎先祖鬻熊所居京宗在中原（今洛阳附近）。另有学者分析，《楚世家》说熊绎居丹阳应是泛指，属于丹江流域，而《楚居》记熊绎徙夷屯则是实录。
总之，依蓟、淇县、丹阳来定位燕、卫、楚三国所在虽无过错，但这些都邑皆和各国始封之地无关。这或许与司马迁择取立都时间较长，广为后人熟知而又极富影响力的国都来确定诸侯国地理位置的书写体例有关，并不能如实反映各国的迁徙路径。循此推理，依秦汉郑县来对应桓公初封之“郑”，恐也有所不妥。
（二）棫林的称名与地望
如果京兆郑县并非郑桓公始封对应地，那么《世本》“棫林”之说便凸显其存在价值。《世本·居篇》载：“郑桓公封棫林，徙拾。”在某些典籍中，“棫林”又被写作“咸林”。郑玄《诗谱·郑谱》：“初，宣王封母弟友于宗周畿内咸林之地，是为郑桓公，今京兆郑县是其都也。”孔疏：“《地理志》云‘京兆郑县，周宣王母弟郑桓公邑’，是桓公封京兆郑县，故云京兆郑县是其都也。其地一曰咸林，故曰‘咸林之地’。”清以来学者大多受其影响，如清梁履绳说：“棫林，即旧郑咸林，宣王母弟友所封也。”钱坫亦谓：“《诗谱》周宣王封母弟友于宗周畿内咸林之地，《世本》作棫林，咸、棫字形相近而误也。”陈梦家则引《礼记·丧大记》“大夫士以咸”注“咸或为椷”，主张由椷而误为棫，棫林应作咸林。甚有论者认为桓公始封地实为咸林，与棫林无关。
上古音“棫”属职部，“咸”归侵部，不具备通转可能性，当有一误。清王引之说：“咸当作或，‘或’者，‘棫’之借字也。古音或如棫，故棫通作或，或与咸字形相似，因误作咸耳。”李学勤认为王氏说法很有可能，但也不能排除郑桓公所居本是咸林，因棫林习见而误改的可能性。虞万里则明确指出咸林当作棫林，似无疑义。相较而言，仍当以王引之说法最为可取。类似例证如《史记·吕不韦列传》：“（秦王）迁太后于雍。”清代有一单刻本《史记索隐》，于《吕传》引《说苑》云：“迁太后咸阳宫。”今本《说苑》作“阳宫”。雍无咸阳宫，亦无阳宫。清黄式三指出，“棫阳作咸阳者，误。······下言迎太后于雍，作棫阳宫为是，阳宫在鄠县。”可见“棫”讹误作“咸”字时有发生。
再有，西周铭文出现“咸”者，或作人名，如“伯咸父”（《铭图》1629）；或表示事情完结，如德鼎“诞武祼自镐，咸。”（《铭图》2266）而绝大多数是“咸”后接名词/动词的辞例，如何尊“王咸诰”（《铭图》11819）、高卣盖“咸理”（《铭图》13345）、貉子卣“咸宜”（《铭图》13319）等，“咸”均作副词使用，鲜见“咸”作地名之例。与此相反，彝铭中却多有从“或”的地名出现，如蔡簋“王在淢”（《铭图》5398），长甶盉“在下淢”（《铭图》14796）等。淢、棫双声叠韵，完全可通。另簋铭出现“
林”地名，唐兰指出此字从“或”，下从周，即棫林。大概由于在周原一带，所以从周。裘锡圭也认为林当读为棫林。散氏盘铭记夨、散勘定田界时，谓“降棫，二封”（《铭图》14542），其中“棫”用作地名，明白无疑。以此观之，前贤多谓郑桓公始封地作“咸林”，实不可征信，“咸林”当为“棫林”之误。
至于棫林地望，学者多依据郑玄《诗谱》和孔颖达疏，将其与京兆郑县相系联。后世如《通典》《元和郡县图志》《括地志》《诗地理考》等无一不本其说。实际上，既然郑玄、孔颖达均将“棫林”记作“咸林”，称名已误，则对其地望的指定不免要大打折扣。除此说外，另有泾阳说、礼泉说、凤翔说、扶风说等歧见。其实，棫林在《左传》中即有两见，且有东西之别。《左传·襄公十六年》：“夏六月，齐师伐许，次于棫林。”杨伯峻注曰：“棫林，许地，今河南叶县东北。与十四年《传》秦地棫林同名异地。”或以为该地可能为桓公始封之所，首倡者或即裘锡圭。他在分析簋铭时，赞同唐兰将铭中林视同棫林的看法，但并不支持唐氏将其地望定在陕西扶风、宝鸡一带，而主张簋之棫林完全有可能是《左传》襄公十六年（前557）所载许地棫林，在叶县东北。裘氏如此判断簋中棫林地望的一个重要依据在于，将铭中的“搏戎胡”解作“搏戎于胡”，“胡”作地名，或即在叶县之东的河南郾城。细究起来，意有未安。
一则，叶县在平顶山市东南不足50里处，西周应国定都于平顶山薛庄乡一带，叶县或在应国疆域内，属畿外之地，这与郑桓公初封于宗周畿内作采邑的记载有所背离。除王畿内的郑地外，据《国语》可知，最有可能与桓公发生联系的地域在虢、郐之间，此地与叶县也相隔有间，并不契合桓公生平活动范围。再则，根据簋铭文，应该是戎人攻伐在先，随后“率有司、师氏奔追御戎于林，搏戎胡”。（《铭图》5379）据文义可知，率领其下属、师氏追击戎人，到达林之地，应追上敌人，随即双方展开搏杀。设若将“胡”理解作地名，那么追赶戎人所至的林，便成了蛇足之地，直接记载率领军队在胡地搏戎，似更简洁明了。照此看来，唐兰将“戎胡”二字合观，视为戎部族的看法，后经尚志儒的申论，应该更为可信。三则，裘氏并引古本《竹书纪年》和臣瓒之语，将郑父之丘视作郑国一开始即在东方建立的材料证明。但桓公始封在宣王二十二年（前806），而通过《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之语可知，晋文侯二年即幽王既败二年（前769）桓公才获得“郑父之丘”，此应在其居棫林之后数十年，并不会对《世本》桓公初封棫林的说法形成窒碍。论者有言，郑桓公受封在前，而居于郑父之丘在后，即初封地另当有郑地，不是居郑父之丘后才称郑桓公。因此桓公始封叶县附近东棫林之说，本文不取
另一个是西棫林，即《左传》襄公十四年（前559）所载晋率诸侯伐秦济泾后所到之地。《史记·秦本纪》也曾记此役：“（秦景公）十八年，晋悼公强，数会诸侯，率以伐秦，败秦军。秦军走，晋兵追之，遂渡泾，至棫林而还。”此棫林究位于何地，前贤无说，清王先谦论及《世本》谓：“《秦纪》晋悼公追秦军，渡泾至棫林，今与拾皆无考。”已将此棫林与桓公始封地系联。其实据《左传》所载，棫林大致方位还是清楚的。是役由于晋将帅不和，未能达到服秦目的。晋率诸侯由东向西，渡泾后在泾水西岸驻扎。此后，郑司马率先向秦师方向前进，诸侯之师皆从，大军抵达棫林，未再前进。据伐秦线路分析，棫林当在泾水之西，秦都雍城（今凤翔）之东，且与雍城还有相当距离，故晋人谓之迁延之役。循此推考，泾阳离泾水太近，郑县在泾水之东，凤翔在棫林之西，皆与战役的进军路线难合，只有礼泉与扶风位于泾水与雍城之间，符合大军达于棫林而未至雍城的地理特征。不过礼泉未见与棫林有关地名，且此地可能是据《左传》成公十三年（前578）记载晋率联军伐秦之役，“师遂渡泾，及侯丽而还”中的侯丽坐标而定，可信度并不高。诸说之中，唯有扶风说或与事实相近。
首先，扶风位于西周金文所见“郑”地内。三年壶铭云：“唯三年九月丁巳，王在郑，飨醴，呼虢叔召，锡羔俎。”（《铭图》12441）此器出于扶风庄白村一号窖藏，乃微氏家族食采之地。铭记周王在郑地举行飨醴，微史受召参加，其居邑应和周王行宫所在郑地相近。说明作为西周地名的“郑”有可能就在扶风县境内。设若郑桓公初封地不在此郑，而指向京兆郑县，微史要出席王的飨醴，则未免路途遥远，难成此行。
其次，扶风有与棫林相关线索。长甶盉铭云：“穆王在下淢㡴，穆王飨礼，即井伯、太祝射，穆王蔑长甶以来即井伯。”（《铭图》14796）铭记穆王在下淢行宫举行飨礼，并召请井伯等人参加射礼。学者指出“作器者于王之行屋行飨射之礼，并至于井伯之所。”穆王行宫所在“下淢”应与井伯采邑居地相近，后者即在扶风法门一带。下淢与棫林，是可系联。学者多据雍有棫阳宫来忖度凤翔为棫林所在，然则棫阳宫不仅雍县有之，扶风境内亦可得见。《三辅黄图》载：“棫阳宫，秦昭王所作，在今岐州扶风县东北。”《扶风县志》《关中胜迹图志》和《读史方舆纪要》皆谓棫阳宫在扶风县东北30里，棫阳宫或因建于棫林密布的山南而得名。扶风有和棫林相关的地名，为郑桓公始封地确定于此提供了重要依据。
再有，明人祁光宗所作《关中陵墓志》曾记郑桓公墓在西郭。似可作为郑始封地非郑县的旁证。《逸周书·王会》《公羊传》僖公二年（前658）均称虢为郭，西郭即西虢。郑桓公陵墓出现在西虢之地，则其始封地棫林或当与之邻近。商周时期一般居葬合一，贵族墓地在其封地附近屡见不鲜。畿外如琉璃河燕国大墓、随州叶家山曾国墓、浚县辛村卫国墓等都在各自都邑内。畿内如沣西张家坡井叔墓，亦与井叔氏封邑在此相吻合。如果说郑桓公因留恋故土而死后归葬初封之地，宜当合乎情理。至于桓公墓何以出现在西虢境内而非郑地，有一可能性最大，即自桓公从其始封郑地迁出后，原本归属于郑的土地，日后为西虢家族所占有。
西虢世居宝鸡一带，鲜有异议。但《关中陵墓志》所记西虢恐非其大宗，而应是西虢一支迁往郑地者。扶风境内正有西虢支系的存在，已为铭文所证实。1974年于扶风强家村出土一批窖藏铜器，其中有五件带铭铜器，含师望鼎、即簋、师臾钟等，诸器时代集中于共世至厉世间。据研究，该家族自“烈祖虢季”以下，世代做王朝之“师”，实为西虢本家的小宗虢季氏。而且据铜器时代显示，虢季氏至晚于孝夷时已定居周原，其窖藏铜器出于此，可能与即受命管辖琱宫人有关。西虢的这支小宗很可能日后占据桓公初封之地，导致郑桓公墓被记在西虢境内。另有一种可能，即从中期发展而来的虢季氏后来吞并桓公始封之郑地，再赐予其小宗别立郑虢氏，封邑在此附近。犹如从井伯本家析分出小宗井叔氏，待井叔氏于中期后段权力日盛后，又别于郑地另建一支郑井氏。因此，从西虢小宗世居扶风和桓公墓在西虢推测，将桓公初居之郑地定于扶风一带，不为无据。
二、郑桓公首迁之“拾”与郑的关系
《世本》在记载郑桓公封棫林之后，紧跟“徙拾”二字。汉末宋衷云：“棫林与拾，皆旧地名。封桓公，乃名为郑。”棫林与拾先后为桓公所居，棫林已如前考，在扶风郑地。而“拾”何以名为郑，学者多未能察其缘由，反将其视为“郐”之形讹。如此解读，不仅缺乏可靠文本依据，而且令拾与郑的关系无法得到合理说明。其实，陈梦家、唐兰等早已指出拾地可能就是京兆郑县旧名，虽未经深辨，却颇具理致。这里拟就拾与郑的关系再作申论，以坚此说。
拾，其实就是“郃”之假字，“徙拾”可解作“徙郃”。《老子》“将欲歙之”，马王堆帛书甲本则作“将欲拾之”。拾通歙，《释文》：歙作，云“又作洽”。《韩非子·喻老》则作翕，《尔雅·释诂》云：“翕，合也。”《诗·正月》“洽比其邻”，毛传：“洽，合也。”《诗·大明》有“在洽之阳”，《说文》作“在郃之阳”。拾、洽、合、郃皆属缉部字，均可通。循此推考，“拾”地方位可与《诗·大明》所言“在洽（郃）之阳”系联。《大明》第四、五章云：
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
该诗主要记载文王迎娶大姒为妻之事。诗云“大邦”即有莘国，“大邦之子”即来自莘国的大姒。为显示文王对周、莘联姻的重视，文王亲迎于渭。诗所称“在洽之阳，在渭之涘”，与古莘国所在关联紧密，古今学者鲜有异辞，多将其定于郃阳一带。郑玄、孔颖达、朱熹、顾祖禹等皆持此说。今人亦有信从者。
其实，诸家将“在洽之阳”先行解为洽阳，再以合（郃）阳与之系联的做法，表面看来似有道理，却与诗义有所违忤。文王迎娶大姒是其早年之事，是时文王尚未徙丰，仍居于岐下。依孔疏所论，所谓洽阳、渭涘是大姒母国所在。可是岐山在渭北，郃阳也在渭北，从岐山到郃阳，可以经过泾水、洛水，却不可能经过渭水，诗文却为何偏要说“亲迎于渭”呢？不仅如此，诗有明言“造舟为梁”，其实就是为渡渭水而准备的。如果说文王迎妻之时居于渭北，则大姒母家莘国当在渭南。
据文献可知，商周时期应不止一个莘国，且有姒姓和姜姓国族之别。在今豫东鲁西地区存在一莘国，自与文王联姻之莘国无关。而关中莘国并不在郃阳县一带（至少商末周初莘不在郃阳），此有出土铜器铭文为证。1975年，曾于陕西渭南南堡村发现商墓葬一座，出土铜器52件，其中有一件商代柳叶矛，上有铭文“辛邑
”3字（《铭图》17587）。辛、莘同属真部，邑有“国”义，铭言“辛邑”可作“莘国”解。此与丰镐遗址出土“丰师”当卢称名类似，并非人名。发掘简报认为，“辛邑矛是有莘国的器物。郃阳无有莘铜器出土，渭南阳郭出土辛邑矛，这对研究商周和有莘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辛邑矛出于渭水南岸渭南县，说明此时莘国可能就在渭南，这比郃阳说更契合诗义。也只有这样，文王才可将原居渭南莘国的大姒，以舟船为梁的方式接到渭水北岸，而自己在此“亲迎于渭”。
此外，诗所云“在洽之阳，在渭之涘”，当视为一种语言表达方式，不能与所谓郃阳地名作切实系联。《诗经》中不乏其例，如《皇矣》“居岐之阳，在渭之将”；《
宫》“俾侯于鲁······俾侯于东”；《硕人》“齐侯之子，卫侯之妻”等，前后所言，或同地，或同事，或同人，仅表述有差。循此可知，洽、渭二水当同处一地。“在洽之阳”即洽（郃）水之北，在渭水以南。根据关中莘国地望可将“在洽之阳”定于陕西渭南县（今称渭南市），即是说拾地亦可凭此定在渭南。原京兆郑县，后改称华县，即今渭南市华州区。如此，则拾地与郑县可谓密迩近同。
再有，清《陕西通志》载：“拾，《系本》桓公居棫林，徙拾，皆古地名，自封桓公乃名为郑，华州东有拾村里，今俗讹为石。”石、拾皆归禅纽，石属铎部，拾在缉部，可通。而《水经·渭水注》“又东过郑县北”；“渭水又东，西石桥水南出马岭山······其水北迳郑县西，水上有桥，桥虽崩褫，旧迹犹存，东去郑县十里，故世以桥名水也。”由此推之，原渭水东应有西石桥水，以桥名水，亦可称石水，有可能与早已绝流的古拾水存在因袭关系。石水既北迳郑县，说明拾地也可能就在郑县以北。且《读史方舆纪要》另载：“古郑城在（华）州东北二十五里。”准此，在原郑县东北二十五里左右的地方，似可寻觅到拾地踪影。无独有偶，现存华县城东北四十余里渭水南岸就有拾村和北拾村的地名。除距离稍有误差外，与古代地理著述适相印合。职是之故，将郑桓公首迁拾地定在京兆郑县一带，应可成立。
郑桓公从其始封地棫林迁出后，首迁之地就在“拾”，也就是原京兆郑县，由此形成一个新的都邑。那么“拾”地何以又名之为郑呢？汉末宋衷以为“拾”因封桓公乃名为郑。实际上，原京兆一带早在封桓公以前，就有“郑”的存在。西周金文中的郑地，其地域构成及组织十分复杂，不仅凤翔、扶风可以包含在“郑”范围内，在宗周以东地域内同样能寻觅到“郑”的身影。西周中期永盂铭云：
唯十又二年初吉丁卯，益公入即命于天子，公乃出厥命，锡畀师永厥田：阴阳洛，疆眔师俗父田······公乃命郑司徒
父、周人司工
、
史、邑人奎父、毕人师同，付永厥田，厥率履厥疆宋句，永拜稽首，对扬天子休命。（《铭图》6230）
该铭主要记述由益公领受王命赐予师永田地，之后由益公命令郑司徒、周人司工等具体办理土地交割等事宜。周王赏赐给师永的土地包含两部分，除原属师俗父田外，另新赐阴阳洛一带土地。“阴阳洛”意为洛水两岸，即陕西洛河南北，而洛水源出陕西渭南市华州区西南与临渭区、蓝田县交界地带。负责交割土地事务的首要人物乃郑司徒
父，说明师永新获土地就在郑司徒的管辖范围内。而且此器恰出土于陕西蓝田县，蓝田北与华县相接，应就在该铭所言“郑”地域内。
《左传》昭公十二年（前530）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穆天子传》注引《竹书纪年》曰：“穆王元年，筑祗宫于南郑。”南郑在京兆郑县，即陕西华县。有学者指出，祗宫故址在陕西华县西北，旂伯簋讲“王格郑宫”，郑宫应即指祗宫。果如是，华县之“郑”也当由西周郑地、郑宫而来，早在封桓公以前就可称“郑”，非因封桓公才名为郑。拾地就在郑县，则“拾”名为郑也就顺理成章了。
《左传》隐公十一年（前712）载郑庄公语：“吾先君新邑于此。”杜注：“此，今河南新郑。旧郑，在京兆。”而《左传》昭公十六年（前526）又谓：“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杜注：“郑本在周畿内，桓公东迁，并与商人俱。”杜预所言桓公东迁前在畿内的“郑”，应理解为前注“旧郑”，也就是“拾”地，并非指桓公始封之地。因为在郑国东迁新郑前，桓公在宗周畿内已有过一次迁徙，即《世本》所说的棫林到拾地，桓公东迁前的定居地在郑县，并不是初封棫林之地。由于拾也就是京兆郑县的影响力更大，所以才能被当作与新郑相对的旧郑。
此外，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篇出现与《左传》类似之语，云：“昔吾先君桓公后出自周”，这里的“后出”，整理报告以为是指郑在姬姓邦国中出封在后，但另有学者指出，“‘后出’乃是与《郑世家》‘友初封于郑’中的‘初封’对言，‘初封’与‘后出’是郑国本身前后的纵向比较。”若按后说，再辅以《左传》杜注似可推知，桓公东迁前所在的京兆之“郑”已属“后出”之地，或反证《史记》“初封于郑”的“郑”并非郑县，理当另有别地，亦从侧面说明了《世本》记载的合理性。
结语
郑桓公是郑国始封君，本为周厉王子、宣王庶弟，后被宣王分封在宗周畿内作采邑封君。但是关于其受封的初始地以及其迁徙路径，长期以来晦暗不清，除古本《竹书纪年》曾载桓公因克郐而迁居郑父之丘外，《世本·居篇》记其“封棫林，徙拾”，或真实反映了桓公早期的居地变迁过程，值得重视。可是多有学者将《世本》的棫林对应为京兆郑县，“徙拾”理解为“徙郐”。这样的处理不仅简化了郑国的东迁之路，将其看作是从封地直接迁至新郑的两点一线，更关键的是，前贤所持棫林与郑县，拾与郐为一一对应的地理关系，在论证方法上多有瑕疵，前者有可能受到郑玄《诗谱》及孔疏称名“咸林”的误导，后者主要利用文字形讹之法，实际这种地理认知在解读桓公居地变迁一事上多存在不合理处。
《史记·郑世家》言郑桓公“初封于郑”，后世以古今地名对照之法来说明“郑”为京兆郑县，恐不可靠。从《史记》所载燕、卫、楚三国之都可知，司马迁缺乏对诸侯都邑迁徙路径的真实描述，《郑世家》初封之说实亦未能如实体现郑国早期都邑变迁过程。综合各种材料来看，《世本》记桓公始封棫林，与司马迁所言“初封于郑”应有所关联，只不过棫林并不在后世学者指定的京兆郑县，而与《左传》提及的秦地棫林为一，其地望位于今陕西扶风一带。这可由《左传》襄公十四年（前559）的伐秦线路进行推考，加之西周金文显示扶风存在古棫林地名的线索，而且扶风正好位于西周“郑”地内。甚至连郑桓公墓也被记在西虢境内，与西虢小宗虢季氏吞并郑地，世居于扶风亦相吻合。
至于桓公首迁之拾地，依靠文字形讹与郐地对应的做法欠妥，而应将其和《诗经·大明》中的“在洽（郃）之阳”进行系联，据此推考拾地才应在京兆郑县，但“拾”地并非因封桓公才得名为郑，其实早在封桓公以前，“拾”就处于西周的郑地之内。相较于日后的郑都新郑，约可视为郑东迁前的旧郑。
作者：叶先闯来源：《中国地方志》2023年第2期选稿：耿 曈编辑：杜佳玲校对：宋柄燃审订：汪鸿琴责编：耿 曈（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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