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孝琚碑》浅探
陈孝宁
一、《孟孝琚碑》的时代背景
云南昭通《孟孝琚碑》(以下简称《孟碑》)光绪二十七年(公元 1901年)九月出土于昭通东南十里之白泥井，但出土时上截不见，下截碑文中可考年代者，仅“丙申月建临卯”“十月癸卯于茔西起攒”“十一月乙卯平下”等三句，于是海内硕学名儒纷纷以此为线索，考证其立碑之年代两汉值丙申年者有八，西汉四：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成帝河平四年(公元前 25 年)；东汉四：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和帝永元八年(公元96年)，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献帝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究竟是哪一个丙申，众说纷纭，聚讼蜂起。
主张为西汉之碑者有:
王仁俊：根据是:“《汉书·地理志》蜀郡严道县，(王)莽曰严治，犍为郡武阳县，(王)莽曰戢成，是碑称严道君，武阳令，当在莽改名之前。《续汉书·地理志》蜀郡无严道县可证，可证石立于西汉时矣。”
袁嘉谷：同意王仁俊此说，并又补充两个证据，一是“碑云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韩诗惟西汉为盛，不待言矣。……孝琚所通(孝经)二卷：即孔(安国)注本也，佚在东汉前，故班(固)未之见，使孝琚为东汉人，何从而兼通耶？”二是“孝琚卒在丙申月建临卯，起坟在十月癸卯，平下在十一月乙卯，西汉诸帝中只有成帝河平四年十月庚辰朔，二十四日为癸卯，十一月更戌朔，六日为乙卯，年、月、日无一不合，当为成(帝)之丙申又明矣。”
罗振玉、梁启超、杨宝镛所持论点与袁嘉谷同。出于西汉石刻传世甚少，故持上论者，对之评价极高，誉为“滇中一石，海内第一石”，称之为“瑰宝”“稀世之宝”。
但是反对者针对上述三个主要论点指出；
1、与常识不符。“当莽之时，天下都县岁复更名，有一郡至五易而还复其故者，吏民多不能记，每下诏书则系其故名，如葬传陈留诸郡是。金石文字，本与律令殊科，文学之士，喜用旧名，自古已然，况此所称乃孝琚之曾祖，以时推之，多应在王莽篡位以前，称其严道夫何足疑?”(袁丕均)“严道、武阳之名亘两汉至晋，其间王莽虽暂改严治，截成之名，旋即复故。”(由云龙)“主西汉者谓严道、武阳新葬改名，然《续汉书·郡国志》蜀郡属国有严道、犍为郡有武阳，则东汉已复旧名也。葬多改古汉地名，莽败复之，不独严道、武阳为然。光武帝纪：‘更始元年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则刘秀初兴即不用新名也。”(方国瑜)
2.与史实不符。韩诗虽西汉为盛，但东汉亦有传习。“考《后汉书·儒林》杜抚传:‘抚字叔和，犍为武阳人，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后归乡里，教授弟子千余人’，建初中据此，则武阳人传抚韩诗者甚众，其学必数传不绝，广十二随官授韩诗，盖随父武阳令之官受韩诗于武阳经师广盖抚再三传弟子。”(陈伯陶)“韩诗东汉立博士，州郡多习之，并非绝学，何至待杜抚而后传，即武阳为杜抚所传，抚以后亦不至学，岂无再传、三传弟子?”(方国瑜)至于把孟孝琚所学韩诗二卷认定为孔安国的注本，方国瑜先生亦指出其错误，认为:“二卷即二篇，经、说各自为卷，犹各自为篇也，汉世简帛并用，著之简以篇计，缣帛以卷记。……孝琚所习者帛轴，……其云经一、说一，未必经文而分卷。……孝琚所通者何家，碑未明言，不可断定即为孔氏，抑今文说亦不得而知也。”
3.与官制不符。“碑中有主簿，铃下等名目，主簿大约西汉之末已有，但亦至东汉而始成法制，故其名见于乐汉碑碣者为多也。”“书佐之名，西京所无，……起于东汉，且当章和之世，尚只有大郡国有之，武阳僻邑，有书佐必甚晚可知。”“铃下之名，两汉书官制表皆无，惟一见于范书周纺传.……其起甚晚可见。”(吴其昌)
4.与金石发展的历史不符。“碑文之盛，始于东汉，西汉仅有墓阙，有神道，弟犹简质，不过题数字，记姓名而已，其有文而传于后者，昉于东都，朱竹垞尝谓墓铭碑志，始于东汉，汪家云:碑之盛，甚汉氏之东乎，以是金石家者录碑碣之文，皆自东汉始。欧阳修集古录石刻无西汉文字，公跋宋文帝神道碑云，余家集古所录三代以来钟、鼎、彝、盘铭刻备有，东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不可得。近代叶鞠裳(昌炽)所见所收之石刻富也，其语石之言曰:‘冢墓碑文自后汉以来始有也’，又云:‘东汉以后，门生故吏为其府主伐石颂德遍于郡邑’，是则西汉风气朴质，尚无墓铭碑志之文，迄东汉以后，此风始盛，必边疆风气晚开，不易播及，孟碑之为东汉所立，非西汉文字可断言也。”(由云龙)
至此，西汉立碑说已很难站住脚了。
主张东汉立碑的有:黄膺、杨守敬、吴世鉴、方树梅、袁不均、陈伯陶、由云龙、赵藩、谢饮涧诸人。其中吴世鉴以改名之风气创于东汉据孟广宗改名为琼，断其为东汉人，惜未指出年代；赵藩根据“丙申月建临卯”，认定为东汉献帝二十一年二月外，其余多把眼光集中在光武帝建武年间和桓帝永寿年间。
认为在建武年间的有：黄膺、李根源、方树梅、袁不均等人。主要根据是《后汉书·薛汉传》:“(汉)世习韩诗，建武初为博士”,《后汉书·杜抚传》：“(抚)受韩诗于薛汉，归武阳乡里，教授弟子千余人”，因而断定：“孝琚父为武阳令，故遣子受韩诗当在建武间。”黄膺并把具体时间推断为建武十二年，认为这一年时当丙申，“十一月辛西朔，十九日得己卯，十月壬辰朔，十二日得癸卯。”但此说最大薄弱是干支不合，十一月辛酉朔，但该月并无乙卯，黄膺认为“乙”为“己”，盖误。
杨守敬以一代书法大家的犀利眼光，认为“以碑字体验之，似韩公铭、尹宙，亦不似东汉之初，其在桓(帝)、和(帝)之世乎?”把立碑时间收缩在桓、和，并进而指出:“广宗以丙申二月卒，未必即以其年十月葬。”为后人考证立碑年月指出了一条思路。
陈伯陶、吴其昌、由云龙均认为是永寿二年所立。陈、吴二氏的理。
由是：东汉丙中凡三，一建武十二年，一永元八年，一永寿二年。建武、永元丙申十月俱无癸酉日，惟永寿丙申十月乙卯朔，十九日为癸酉、十一月甲申朔、初二为乙酉，与碑所言日月合。但两人的失误在文的“卯”释读为“酉”，因而站不住脚。由云龙未将字释读错。但为“年为丙申，十月有癸卯”，实际上这年无癸卵，干支不合，又错。昭通谢饮涧先生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上，沿着杨守敬先生“丙申十月未必即以其年十月葬”的思路，又证以《鲁峻碑》上所载隔年安葬之俗，推断为:“孝琚之卒在丙申二月，必至明年丁酉十一月乙卯安葬无疑。”“复以长历推之，桓帝永寿三年丁酉，十月戊寅朔，二十六日为癸卯,十一月戊申朔，初八日得乙卯，与孟碑所叙干支吻合。”这一结论在干支、官制、风尚上都立得住脚，笔者认为是可信的。孟碑出土几十年来，经海内学者几代人呕心沥血，钩沉索隐的研究，不断扬弃，不断完善，把立碑的年限逐步缩小，最后定为东汉桓帝永寿三年。至此，关于孟碑时代问题的研究，似可暂告一段落。①
桓帝之时，历来被史家目为衰乱之世。桓帝登位时只15岁，他是以宗室的身份被梁太后之兄大将军梁冀扶持上台的。梁氏一家从顺帝时(梁太后为顺帝之后)把持朝政，前后有7人封候，出了3个皇后、6个贵人，2个大将军，尚公主3个，其余任卿、将、尹、校的有57 人。②梁冀本人“专擅威柄，凶姿日积”，“宫卫近侍，并所亲附；禁省起居纤微必知。百官迁召，皆先到翼门，笺檄谢恩，然后敢诣尚书”，“在位二十余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③可以说是权倾朝野，势熏天下，其所作所为，激起社会的强烈不满，也招致宦官集团的刻骨嫉恨，双方的争权夺利，血腥倾轧达于白热。政治的卑鄙，社会的黑暗，民间的怨愤，相激相荡。请看桓帝初的童谣:“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④再看巴郡人民讽刺官吏的民谣:“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为。思往从邻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⑤文人的怒斥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社会的黑暗：“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焰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
名势，抚拍豪强；偃塞反俗，立致咎殃”，“邪夫显进，直士幽藏。”⑥战乱、贪污、腐败，公开的掠夺，无耻的敲诈，黑白颠倒，人妖不分，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一个社会发展到这种地步，真是天怨人怒了！全国如此，武阳、朱提何能例外。
孟碑，正是这一时代留下的产物。
二、孟孝琚碑产生的地点
孟碑的故乡昭通，古称朱提，地处云、贵、川三省交界之地，历史上是滇文化、夜郎文化、巴蜀文化交汇激荡之区，从秦迄两汉，一直是中央王朝经略云南的桥头堡和交通枢纽。由于地理、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和巴蜀的关系尤为密切。传说春秋中期的蜀王杜宇及其妻梁利就是朱提人:“后有王曰杜字，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之为妃，……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⑦之后，秦孝文王六年(公元前 250年)蜀郡太守李冰从僰道顺今关河开凿通往朱提的道路，想以此为据点进入云南。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派常在此基础上续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尺道，它蜿蜒于滇东北苍莽沉雄的大山之间，成为巴蜀通往滇池区域的一条重要交通孔道。西汉兴起后，一度关闭了这些通道，但是历史形成的联系岂能因统治者的主观意愿而割断，巴蜀的商人为重利而驱使，不顾生命的危险，把巴蜀的铁器、布帛和先进的生产工具，源源输入这里，又从这里廉价换走僰童旄牛。由于这种不等价的贸易，“以此巴蜀殷富。”⑧西汉武帝雄心勃勃曾一度想打通由巴蜀经僰道通往南夷(今滇、黔交接的威信、毕节一带和经滇池通往西域的道路，但都不果。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令唐蒙用恩威并施的办法，迫使夜郎及其周围部落归附，设置了犍为郡，朱提和武阳均为犍为郡的一部分。⑨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西汉王朝在今昭通地区设“犍为南部”，作为犍为郡的附庸。西汉末，四川梓潼人文齐曾任犍为南部都尉，在这里“为民兴利”，颇有建树，后被王莽任命为益州太守。东汉永元初年(公元107年)，分犍为南部为属国都尉，领朱提、汉阳(今贵州威宁)两城，有户1389，人口37180。故秦汉时朱提与巴蜀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汉族移民的数量亦颇为可观。孟氏作为移民后裔，其先辈当在武帝置郡后从中原或巴蜀迁入。他们和其他移民一道，把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汉文化带到这一地区，又凭借本身优越的经济和文化地位，被举为官吏。因而孟氏的老家在朱提，其曾祖在严道，其父在武阳做官就没有什么奇怪了。孟氏在东汉后期之所以发展成为雄踞滇东北的大姓，和这种政治上的地位是分不开的。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孟碑在碑式、文辞、书体上都和同一时期的东汉碑刻几无二致。孟碑碑文的撰写者，我以为非碑后题名的李桥等人莫属。李桥为武阳主簿，其责掌典领文书；黄羊为书佐，亦为当时州郡办理文书的佐吏，他们均为孝琚之父武阳令的下属，熟悉孟氏家庭的情况，因此刊文叙哀，情真意切。值得研究的是，孟孝琚死后，扶柩回乡是否为李桥、黄羊、李昺任骡四人？为什么碑文中“凉风渗淋，寒水北流”之句与昭通坝子的自然条件如此酷肖乃尔，不身历其地者恐难作出如此简练之描述。果如此,则碑文的撰、书、刻当即在朱提。而书写者有两种可能，一是李桥、黄羊、李昺三人中之一(任骡职为铃下，掌门阁传呼，似不可能)，一是朱提本地书家。另一种情况是，撰、书、刻均在武阳，然后随柩运回朱提，然山路险阻，这种情况似不可能。但不管怎样说，孟碑与它同时代的碑刻相比，在书法造诣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一点是应当得到充分肯定的。
三、孟孝琚碑的内容和作风
永寿年间，东汉已入末世，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迷惘、怀疑、躁动和不安的气氛。山雨将至，悲风满楼；一叶飘落，万山萧萧。被捧上神坛的经学，最终被它的信奉者们弄得不伦不类。谶纬迷信的荒诞不经，空洞说教的虚伪透顶，在一个千疮百孔，病人膏肓的社会现实面前，再也无法维系人心，人们的信仰濒于崩溃。这种精神上的地震，甚至远在西南边陲的犍为也感觉到了。身为知识分子，且为统治阶级一员的李桥等人，不能不受这种时代悲风的影响。由他们执笔撰写的孟孝琚碑文，弥漫着一种浩大而沉重的忧郁和哀伤，悲愤和怨怒。
你听:“天地有憾，阴阳郁结，四时不和，害气蕃溢”，这分明是时代的写照。天地、社会、人生，充满了忧伤、压抑和绝望。和谐的社会！和谐的理想，和谐的人生哪里去找?时序颠倒了，黑白颠倒了，是非颠倒了，人妖颠倒了，举目尽是一片乱糟糟的景象。一个“憾”字，沉痛之至，非有深情，难以至此。正如《楚辞·远游》所谓：“遭沉浊而污秽独郁结其谁语?”这种郁结，是社会的郁结，人心的郁结，政治的郁结，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一语道出，石破天惊。这是怒对乌云、黑暗、痛苦、不公发出的怒吼，是千万人心滚过的沉郁的闷雷，是找不到出路的诅咒，是那个动乱年代的回响。它使你感到如磐夜气笼罩下的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心理氛围。严酷的现实，切肤的哀痛，已经无法使人“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了。“郁”，奠定了全篇的基调。它骚动着一种理想破灭的惋惜，一种彷徨歧途的困惑，一种无可奈何的失落。
碑文的作者并未停留在孟孝琚夭折这一表面现象上，而是以此为出发点，对生、死进行了一番哲学思考。“嗟命何辜，独遭斯疾”,“景命不永，屋栋倾覆”，美好的、无辜的、清白的事物，总是不得长久。生命是如此飘忽，人生是如此无常，作者从对生死的忧患，引申到对社会的“痛哉仁人，积德若滋。孔子大贤，抱道不施，况余人哉？德行颜渊，亦遇此灾。”从而得出了“守善不报，自古有之”的社会学结论。这是对天道、正义、德行、善恶的怀疑。作者正是在这种怀疑和痛苦的思索中，力求把握生命的价值、生存的意义，寻求着乱世中的立足点。借用李泽厚先生的话来说，“它实质上标识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⑩
孟孝琚碑的书法风格和碑文的内容相生相发，前人在研究中已注意到了这一点，如谢崇基谓:“文辞古茂，字画遒劲。”赵藩谓:“文辞书法皆东汉人榘度”“疏古渊茂”“结体方整，笔意圆劲；浑朴在篆隶间，……乃古汉碑第一，微独滇南瑰宝，亦寰字稀世之珍矣。”方树梅谓：“是碑隶法圆浑，铭词博大，决为当代老经师手笔，……为海内汉碑第一。金石家无不肃然起敬。”⑪在中国书法史上，好的文字内容往往会数发起书者的创作欲望，从而创作出成功的作品。《书谐》在谈到王羲之创作时就指出:“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及)则怡怪虚无,《大师箴》则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诚替，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衷已叹。”祝允明也说:“情应喜怒资乐，各有分数，喜则气和而字舒，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则气郁而字敛《则气平而字丽。情有轻重，则字之敛、舒、险、丽亦有浅深，变化天，⑫当代书家陆维钊先生也有相同的看法:“喜时之书，光风霁月,穷。然时之书，剑拔弩张，悲时之书，神沮气丧。”⑬书法作为心画，作为"达其性情，形其哀乐”的艺术，书写时的心态往往会影响到结体、线条，而书写的内容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书写者的心态。孟孝琚碑“借题抒愤，为当世老师宿儒，无辜罹祸者同声一哭”(黄膺语),“碑尾所云正以鸣其愤激”( 王仁俊语)。®其通篇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可一语概之曰“郁”。它是对字宙、人生、社会、善恶、祸福思考后产生的忧患，是意识到人生苦短、生死无常的惘然若失的悲哀、空虚、疑惑，以及骨子深处所表现出来的对生命的执着、热恋。直抒胸，又深沉迂回；痛彻心脾，又自慰自解；对死亡、灾难的困惑、诅咒;对未来、幸福的向往、祈求，无不使你感到一种智慧、安详的力量。即便是诅咒，也没有呼天抢地：即便是祈求，也没有如痴如迷。困惑而不堕落，向往而不狂热。汹涌的激情出之以静穆的形式，因而全碑在书法美学特征上表现为古、朴、茂。内心世界的深沉，感情流露的率真，生命和宇宙意识的悠远，对阴阳郁结与害气横溢的激愤，可以说是一寓于书。那浑穆、方整、宽博的结体，是书者意识和潜意识的流露，是心造的第二字宙，望着解脱，渴望着安息，渴望着平静，渴望着秩序的重整，这实际是对虚伪、不公、动荡、黑暗的现实人世间的逆反。无心也不屑去表现什么花哨，而是平平淡淡，从从容容中，去追求真、追求善、追求美。它好像在轻声告诉你:“这世界太累了，让我歇一会吧!”唐朝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时代的悲剧，人生的幻灭，灾难的锤击，滇东北群山苍莽带给人的悲凉、沉郁、压抑之感,“凉风惨淋，寒水北流”的生存环境之艰辛，对逝者“永归蒿里；重晤无期”的悲痛无不猛烈震撼着撰书者的心灵，产生一种深沉的时空忧患感，因此,发为文字，其声哀，其情郁；见之书法，其笔涩，其力沉;形之结体，欲纵还敛，庄严肃穆中骚动着惶惑与不安。
孟孝琚碑的时代已经过去1800余年，今天，我们摩挲苍老剥落的确面，仍能叩响历史沉郁的回声。它是碑文中的古诗19首，用平质的文句，书写着深挚的感情。它是汉隶中古、朴、茂的代表作，把它和前它8年的《石门颂》，前它一年的《礼器碑》相比，我觉得也毫不逊色。固然它没有《石门颂》奔放，缺少西部的劲犷；也没有《礼器碑》的典雅，少一点圣人之乡的钟鼓礼乐之气。然而,《石门颂》缺少它的蕴藉,《礼器碑》缺少它的朴茂。它的线条、结体，在静态中保持着极强的张力，这种欲发未发，将奔未驰，劲气内敛的视觉心理感受，我以为就是“郁”。“郁”是全碑的基调，从文辞、内容到书法莫不如此。按中国传统的阳刚美、阴柔美的分类，“郁”可以归入阴柔一类，所谓:“书要兼备阴阳二气，大凡沉着屈郁，阴也；奇拔豪达，阳也。”其美学特征是“以峭激蕴纡余，以倔强寓款婉”",“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藏奇崛于方平之内”⑰。认识和把握孟孝琚碑的这一美学特点，对深入研究孟碑是不无裨益的。
注释:
①①⑩《新纂云南通志》卷八十-《金石考一》《前期一·汉》。
②)张传玺:《中国古代史纲》上册，第 257 页。
③《后汉书》卷六十四《梁统传》、附《梁翼传》。
④《后汉书》卷二十三《五行志》。
⑤《华阳国志》卷一。
⑥赵壹:《刺世疾邪赋》。
⑦《华阳国志·蜀志》
⑧《史记·西南夷列传》
⑨关于设郡的时间，一般史籍作建元六年(公元 135 年)，这里作元光五年，可参见拙文《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昭通地区政区设置述略》，载《昭通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
⑩《美的历程》，第 111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⑫《中国书论辑要》，第 384 页。
⑬骆恒光:《陆维钊先生书法和书论》
⑮⑯刘 熙载:《艺概·书概》。
⑰康有为:《广艺舟双楫》
陈孝宁，1947年11月生，云南昭通人，字得一。历史学教授。公开出版有《陈孝宁文集》《陈孝宁书画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