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孝琚碑》淺探
陳孝甯
一、《孟孝琚碑》的時代背景
雲南昭通《孟孝琚碑》(以下簡稱《孟碑》)光緒二十七年(公元 1901年)九月出土于昭通東南十裡之白泥井，但出土時上截不見，下截碑文中可考年代者，僅“丙申月建臨卯”“十月癸卯于茔西起攢”“十一月乙卯平下”等三句，于是海内碩學名儒紛紛以此為線索，考證其立碑之年代兩漢值丙申年者有八，西漢四：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成帝河平四年(公元前 25 年)；東漢四：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和帝永元八年(公元96年)，桓帝永壽二年(公元156年)，獻帝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究竟是哪一個丙申，衆說紛纭，聚訟蜂起。
主張為西漢之碑者有:
王仁俊：根據是:“《漢書·地理志》蜀郡嚴道縣，(王)莽曰嚴治，犍為郡武陽縣，(王)莽曰戢成，是碑稱嚴道君，武陽令，當在莽改名之前。《續漢書·地理志》蜀郡無嚴道縣可證，可證石立于西漢時矣。”
袁嘉谷：同意王仁俊此說，并又補充兩個證據，一是“碑雲受韓詩兼通孝經二卷，韓詩惟西漢為盛，不待言矣。……孝琚所通(孝經)二卷：即孔(安國)注本也，佚在東漢前，故班(固)未之見，使孝琚為東漢人，何進而兼通耶？”二是“孝琚卒在丙申月建臨卯，起墳在十月癸卯，平下在十一月乙卯，西漢諸帝中隻有成帝河平四年十月庚辰朔，二十四日為癸卯，十一月更戌朔，六日為乙卯，年、月、日無一不合，當為成(帝)之丙申又明矣。”
羅振玉、梁啟超、楊寶镛所持論點與袁嘉谷同。出于西漢石刻傳世甚少，故持上論者，對之評價極高，譽為“滇中一石，海内第一石”，稱之為“瑰寶”“稀世之寶”。
但是反對者針對上述三個主要論點指出；
1、與常識不符。“當莽之時，天下都縣歲複更名，有一郡至五易而還複其故者，吏民多不能記，每下诏書則系其故名，如葬傳陳留諸郡是。金石文字，本與律令殊科，文學之士，喜用舊名，自古已然，況此所稱乃孝琚之曾祖，以時推之，多應在王莽篡位以前，稱其嚴道夫何足疑?”(袁丕均)“嚴道、武陽之名亘兩漢至晉，其間王莽雖暫改嚴治，截成之名，旋即複故。”(由雲龍)“主西漢者謂嚴道、武陽新葬改名，然《續漢書·郡國志》蜀郡屬國有嚴道、犍為郡有武陽，則東漢已複舊名也。葬多改古漢地名，莽敗複之，不獨嚴道、武陽為然。光武帝紀：‘更始元年除王莽苛政，複漢官名。’則劉秀初興即不用新名也。”(方國瑜)
2.與史實不符。韓詩雖西漢為盛，但東漢亦有傳習。“考《後漢書·儒林》杜撫傳:‘撫字叔和，犍為武陽人，受業于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裡，教授弟子千餘人’，建國中據此，則武陽人傳撫韓詩者甚衆，其學必數傳不絕，廣十二随官授韓詩，蓋随父武陽令之官受韓詩于武陽經師廣蓋撫再三傳弟子。”(陳伯陶)“韓詩東漢立博士，州郡多習之，并非絕學，何至待杜撫而後傳，即武陽為杜撫所傳，撫以後亦不至學，豈無再傳、三傳弟子?”(方國瑜)至于把孟孝琚所學韓詩二卷認定為孔安國的注本，方國瑜先生亦指出其錯誤，認為:“二卷即二篇，經、說各自為卷，猶各自為篇也，漢世簡帛并用，著之簡以篇計，缣帛以卷記。……孝琚所習者帛軸，……其雲經一、說一，未必經文而分卷。……孝琚所通者何家，碑未明言，不可斷定即為孔氏，抑今文說亦不得而知也。”
3.與官制不符。“碑中有主簿，鈴下等名目，主簿大約西漢之末已有，但亦至東漢而始成法制，故其名見于樂漢碑碣者為多也。”“書佐之名，西京所無，……起于東漢，且當章和之世，尚隻有大郡國有之，武陽僻邑，有書佐必甚晚可知。”“鈴下之名，兩漢書官制表皆無，惟一見于範書周紡傳.……其起甚晚可見。”(吳其昌)
4.與金石發展的曆史不符。“碑文之盛，始于東漢，西漢僅有墓阙，有神道，弟猶簡質，不過題數字，記姓名而已，其有文而傳于後者，昉于東都，朱竹垞嘗謂墓銘碑志，始于東漢，汪家雲:碑之盛，甚漢氏之東乎，以是金石家者錄碑碣之文，皆自東漢始。歐陽修集古錄石刻無西漢文字，公跋宋文帝神道碑雲，餘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鐘、鼎、彜、盤銘刻備有，東漢以後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不可得。近代葉鞠裳(昌熾)所見所收之石刻富也，其語石之言曰:‘冢墓碑文自後漢以來始有也’，又雲:‘東漢以後，門生故吏為其府主伐石頌德遍于郡邑’，是則西漢風氣樸質，尚無墓銘碑志之文，迄東漢以後，此風始盛，必邊疆風氣晚開，不易播及，孟碑之為東漢所立，非西漢文字可斷言也。”(由雲龍)
至此，西漢立碑說已很難站住腳了。
主張東漢立碑的有:黃膺、楊守敬、吳世鑒、方樹梅、袁不均、陳伯陶、由雲龍、趙藩、謝飲澗諸人。其中吳世鑒以改名之風氣創于東漢據孟廣宗改名為瓊，斷其為東漢人，惜未指出年代；趙藩根據“丙申月建臨卯”，認定為東漢獻帝二十一年二月外，其餘多把眼光集中在光武帝建武年間和桓帝永壽年間。
認為在建武年間的有：黃膺、李根源、方樹梅、袁不均等人。主要根據是《後漢書·薛漢傳》:“(漢)世習韓詩，建武初為博士”,《後漢書·杜撫傳》：“(撫)受韓詩于薛漢，歸武陽鄉裡，教授弟子千餘人”，因而斷定：“孝琚父為武陽令，故遣子受韓詩當在建武間。”黃膺并把具體時間推斷為建武十二年，認為這一年時當丙申，“十一月辛西朔，十九日得己卯，十月壬辰朔，十二日得癸卯。”但此說最大薄弱是幹支不合，十一月辛酉朔，但該月并無乙卯，黃膺認為“乙”為“己”，蓋誤。
楊守敬以一代書法大家的犀利眼光，認為“以碑字型驗之，似韓公銘、尹宙，亦不似東漢之初，其在桓(帝)、和(帝)之世乎?”把立碑時間收縮在桓、和，并進而指出:“廣宗以丙申二月卒，未必即以其年十月葬。”為後人考證立碑年月指出了一條思路。
陳伯陶、吳其昌、由雲龍均認為是永壽二年所立。陳、吳二氏的理。
由是：東漢丙中凡三，一建武十二年，一永元八年，一永壽二年。建武、永元丙申十月俱無癸酉日，惟永壽丙申十月乙卯朔，十九日為癸酉、十一月甲申朔、初二為乙酉，與碑所言日月合。但兩人的失誤在文的“卯”釋讀為“酉”，因而站不住腳。由雲龍未将字釋讀錯。但為“年為丙申，十月有癸卯”，實際上這年無癸卵，幹支不合，又錯。昭通謝飲澗先生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上，沿着楊守敬先生“丙申十月未必即以其年十月葬”的思路，又證以《魯峻碑》上所載隔年安葬之俗，推斷為:“孝琚之卒在丙申二月，必至明年丁酉十一月乙卯安葬無疑。”“複以長曆推之，桓帝永壽三年丁酉，十月戊寅朔，二十六日為癸卯,十一月戊申朔，初八日得乙卯，與孟碑所叙幹支吻合。”這一結論在幹支、官制、風尚上都立得住腳，筆者認為是可信的。孟碑出土幾十年來，經海内學者幾代人嘔心瀝血，鈎沉索隐的研究，不斷揚棄，不斷完善，把立碑的年限逐漸縮小，最後定為東漢桓帝永壽三年。至此，關于孟碑時代問題的研究，似可暫告一段落。①
桓帝之時，曆來被史家目為衰亂之世。桓帝登位時隻15歲，他是以宗室的身份被梁太後之兄大将軍梁冀扶持上台的。梁氏一家從順帝時(梁太後為順帝之後)把持朝政，前後有7人封候，出了3個皇後、6個貴人，2個大将軍，尚公主3個，其餘任卿、将、尹、校的有57 人。②梁冀本人“專擅威柄，兇姿日積”，“宮衛近侍，并所親附；禁省起居纖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翼門，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内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③可以說是權傾朝野，勢熏天下，其所作所為，激起社會的強烈不滿，也招緻宦官集團的刻骨嫉恨，雙方的争權奪利，血腥傾軋達于白熱。政治的卑鄙，社會的黑暗，民間的怨憤，相激相蕩。請看桓帝初的童謠:“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嚨胡。”④再看巴郡人民諷刺官吏的民謠:“狗吠何喧喧，有吏來在門。披衣出門應，府記欲得錢。語窮乞請期，吏怒反見尤。旋步顧家中，家中無可為。思往從鄰貸，鄰人已言匮。錢錢何難得，令我獨憔悴。”⑤文人的怒斥也從一個方面反映了社會的黑暗：“于茲迄今，情僞萬方；佞焰日熾，剛克消亡；舐痔結驷，正色徒行；妪
名勢，撫拍豪強；偃塞反俗，立緻咎殃”，“邪夫顯進，直士幽藏。”⑥戰亂、A錢、腐敗，公開的掠奪，無恥的敲詐，黑白颠倒，人妖不分，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一個社會發展到這種地步，真是天怨人怒了！全國如此，武陽、朱提何能例外。
孟碑，正是這一時代留下的産物。
二、孟孝琚碑産生的地點
孟碑的故鄉昭通，古稱朱提，地處雲、貴、川三省交界之地，曆史上是滇文化、夜郎文化、巴蜀文化交彙激蕩之區，從秦迄兩漢，一直是中央王朝經略雲南的橋頭堡和交通樞紐。由于地理、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和巴蜀的關系尤為密切。傳說春秋中期的蜀王杜宇及其妻梁利就是朱提人:“後有王曰杜字，教民務農，一号杜主，時朱提有梁氏女利遊江源，宇悅之，納之為妃，……七國稱王，杜宇稱帝，号曰望帝。”⑦之後，秦孝文王六年(公元前 250年)蜀郡太守李冰從僰道順今關河開鑿通往朱提的道路，想以此為據點進入雲南。秦始皇統一天下後，派常在此基礎上續修，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五尺道，它蜿蜒于滇東北蒼莽沉雄的大山之間，成為巴蜀通往滇池區域的一條重要交通孔道。西漢興起後，一度關閉了這些通道，但是曆史形成的聯系豈能因統治者的主觀意願而割斷，巴蜀的商人為重利而驅使，不顧生命的危險，把巴蜀的鐵器、布帛和先進的生産工具，源源輸入這裡，又從這裡廉價換走僰童旄牛。由于這種不等價的貿易，“以此巴蜀殷富。”⑧西漢武帝雄心勃勃曾一度想打通由巴蜀經僰道通往南夷(今滇、黔交接的威信、畢節一帶和經滇池通往西域的道路，但都不果。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令唐蒙用恩威并施的辦法，迫使夜郎及其周圍部落歸附，設定了犍為郡，朱提和武陽均為犍為郡的一部分。⑨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西漢王朝在今昭通地區設“犍為南部”，作為犍為郡的附庸。西漢末，四川梓潼人文齊曾任犍為南部都尉，在這裡“為民興利”，頗有建樹，後被王莽任命為益州太守。東漢永元初年(公元107年)，分犍為南部為屬國都尉，領朱提、漢陽(今貴州威甯)兩城，有戶1389，人口37180。故秦漢時朱提與巴蜀的關系是比較密切的，漢族移民的數量亦頗為可觀。孟氏作為移民後裔，其先輩當在武帝置郡後從中原或巴蜀遷入。他們和其他移民一道，把先進的生産方式和漢文化帶到這一地區，又憑借本身優越的經濟和文化地位，被舉為官吏。因而孟氏的老家在朱提，其曾祖在嚴道，其父在武陽做官就沒有什麼奇怪了。孟氏在東漢後期之是以發展成為雄踞滇東北的大姓，和這種政治上的地位是分不開的。由此也不難了解，為什麼孟碑在碑式、文辭、書體上都和同一時期的東漢碑刻幾無二緻。孟碑碑文的撰寫者，我以為非碑後題名的李橋等人莫屬。李橋為武陽主簿，其責掌典領文書；黃羊為書佐，亦為當時州郡辦理文書的佐吏，他們均為孝琚之父武陽令的下屬，熟悉孟氏家庭的情況，是以刊文叙哀，情真意切。值得研究的是，孟孝琚死後，扶柩回鄉是否為李橋、黃羊、李昺任騾四人？為什麼碑文中“涼風滲淋，寒水北流”之句與昭通壩子的自然條件如此酷肖乃爾，不身曆其地者恐難作出如此簡練之描述。果如此,則碑文的撰、書、刻當即在朱提。而書寫者有兩種可能，一是李橋、黃羊、李昺三人中之一(任騾職為鈴下，掌門閣傳呼，似不可能)，一是朱提本地書家。另一種情況是，撰、書、刻均在武陽，然後随柩運回朱提，然山路險阻，這種情況似不可能。但不管怎樣說，孟碑與它同時代的碑刻相比，在書法造詣上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這一點是應當得到充分肯定的。
三、孟孝琚碑的内容和作風
永壽年間，東漢已入末世，整個社會彌漫着一種迷惘、懷疑、躁動和不安的氣氛。山雨将至，悲風滿樓；一葉飄落，萬山蕭蕭。被捧上神壇的經學，最終被它的信奉者們弄得不倫不類。谶緯迷信的荒誕不經，空洞說教的虛僞透頂，在一個千瘡百孔，病人膏肓的社會現實面前，再也無法維系人心，人們的信仰瀕于崩潰。這種精神上的地震，甚至遠在西南邊陲的犍為也感覺到了。身為知識分子，且為統治階級一員的李橋等人，不能不受這種時代悲風的影響。由他們執筆撰寫的孟孝琚碑文，彌漫着一種浩大而沉重的憂郁和哀傷，悲憤和怨怒。
你聽:“天地有憾，陰陽郁結，四時不和，害氣蕃溢”，這分明是時代的寫照。天地、社會、人生，充滿了憂傷、壓抑和絕望。和諧的社會！和諧的理想，和諧的人生哪裡去找?時序颠倒了，黑白颠倒了，是非颠倒了，人妖颠倒了，舉目盡是一片亂糟糟的景象。一個“憾”字，沉痛之至，非有深情，難以至此。正如《楚辭·遠遊》所謂：“遭沉濁而污穢獨郁結其誰語?”這種郁結，是社會的郁結，人心的郁結，政治的郁結，蓄之既久，其發必速，一語道出，石破天驚。這是怒對烏雲、黑暗、痛苦、不公發出的怒吼，是千萬人心滾過的沉郁的悶雷，是找不到出路的詛咒，是那個動亂年代的回響。它使你感到如磐夜氣籠罩下的一個社會、一個時代的心理氛圍。嚴酷的現實，切膚的哀痛，已經無法使人“怨而不怒，哀而不傷”了。“郁”，奠定了全篇的基調。它騷動着一種理想破滅的惋惜，一種彷徨歧途的困惑，一種無可奈何的失落。
碑文的作者并未停留在孟孝琚夭折這一表面現象上，而是以此為出發點，對生、死進行了一番哲學思考。“嗟命何辜，獨遭斯疾”,“景命不永，屋棟傾覆”，美好的、無辜的、清白的事物，總是不得長久。生命是如此飄忽，人生是如此無常，作者從對生死的憂患，引申到對社會的“痛哉仁人，積德若滋。孔子大賢，抱道不施，況餘人哉？德行顔淵，亦遇此災。”進而得出了“守善不報，自古有之”的社會學結論。這是對天道、正義、德行、善惡的懷疑。作者正是在這種懷疑和痛苦的思索中，力求把握生命的價值、生存的意義，尋求着亂世中的立足點。借用李澤厚先生的話來說，“它實質上辨別着一種人的覺醒，即在懷疑和否定舊有傳統标準和價值的條件下，人對自己生命、意義、命運的重新發現、思索、把握和追求。”⑩
孟孝琚碑的書法風格和碑文的内容相生相發，前人在研究中已注意到了這一點，如謝崇基謂:“文辭古茂，字畫遒勁。”趙藩謂:“文辭書法皆東漢人榘度”“疏古淵茂”“結體方整，筆意圓勁；渾樸在篆隸間，……乃古漢碑第一，微獨滇南瑰寶，亦寰字稀世之珍矣。”方樹梅謂：“是碑隸法圓渾，銘詞博大，決為當代老經師手筆，……為海内漢碑第一。金石家無不肅然起敬。”⑪在中國書法史上，好的文字内容往往會數發起書者的創作欲望，進而創作出成功的作品。《書諧》在談到王羲之創作時就指出:“寫《樂毅》則情多怫郁，書《畫贊》則意涉瑰奇;《黃庭及)則怡怪虛無,《大師箴》則縱橫争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誠替，情拘志慘。所謂涉樂方笑，言衷已歎。”祝允明也說:“情應喜怒資樂，各有分數，喜則氣和而字舒，怒則氣粗而字險，哀則氣郁而字斂《則氣平而字麗。情有輕重，則字之斂、舒、險、麗亦有淺深，變化天，⑫當代書家陸維钊先生也有相同的看法:“喜時之書，光風霁月,窮。然時之書，劍拔弩張，悲時之書，神沮氣喪。”⑬書法作為心畫，作為"達其性情，形其哀樂”的藝術，書寫時的心态往往會影響到結體、線條，而書寫的内容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約着書寫者的心态。孟孝琚碑“借題抒憤，為當世老師宿儒，無辜罹禍者同聲一哭”(黃膺語),“碑尾所雲正以鳴其憤激”( 王仁俊語)。®其通篇所表現出來的思想感情，可一語概之曰“郁”。它是對字宙、人生、社會、善惡、禍福思考後産生的憂患，是意識到人生苦短、生死無常的惘然若失的悲哀、空虛、疑惑，以及骨子深處所表現出來的對生命的執着、熱戀。直抒胸，又深沉迂回；痛徹心脾，又自慰自解；對死亡、災難的困惑、詛咒;對未來、幸福的向往、祈求，無不使你感到一種智慧、安詳的力量。即便是詛咒，也沒有呼天搶地：即便是祈求，也沒有如癡如迷。困惑而不堕落，向往而不狂熱。洶湧的激情出之以靜穆的形式，因而全碑在書法美學特征上表現為古、樸、茂。内心世界的深沉，感情流露的率真，生命和宇宙意識的悠遠，對陰陽郁結與害氣橫溢的激憤，可以說是一寓于書。那渾穆、方整、寬博的結體，是書者意識和潛意識的流露，是心造的第二字宙，望着解脫，渴望着安息，渴望着平靜，渴望着秩序的重整，這實際是對虛僞、不公、動蕩、黑暗的現實人世間的逆反。無心也不屑去表現什麼花哨，而是平平淡淡，從從容容中，去追求真、追求善、追求美。它好像在輕聲告訴你:“這世界太累了，讓我歇一會吧!”唐朝韓愈在《送孟東野序》中說:“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時代的悲劇，人生的幻滅，災難的錘擊，滇東北群山蒼莽帶給人的悲涼、沉郁、壓抑之感,“涼風慘淋，寒水北流”的生存環境之艱辛，對逝者“永歸蒿裡；重晤無期”的悲痛無不猛烈震撼着撰書者的心靈，産生一種深沉的時空憂患感，是以,發為文字，其聲哀，其情郁；見之書法，其筆澀，其力沉;形之結體，欲縱還斂，莊嚴肅穆中騷動着惶惑與不安。
孟孝琚碑的時代已經過去1800餘年，今天，我們摩挲蒼老剝落的确面，仍能叩響曆史沉郁的回聲。它是碑文中的古詩19首，用平質的文句，書寫着深摯的感情。它是漢隸中古、樸、茂的代表作，把它和前它8年的《石門頌》，前它一年的《禮器碑》相比，我覺得也毫不遜色。固然它沒有《石門頌》奔放，缺少西部的勁犷；也沒有《禮器碑》的典雅，少一點聖人之鄉的鐘鼓禮樂之氣。然而,《石門頌》缺少它的蘊藉,《禮器碑》缺少它的樸茂。它的線條、結體，在靜态中保持着極強的張力，這種欲發未發，将奔未馳，勁氣内斂的視覺心理感受，我以為就是“郁”。“郁”是全碑的基調，從文辭、内容到書法莫不如此。按中國傳統的陽剛美、陰柔美的分類，“郁”可以歸入陰柔一類，所謂:“書要兼備陰陽二氣，大凡沉着屈郁，陰也；奇拔豪達，陽也。”其美學特征是“以峭激蘊纡餘，以倔強寓款婉”",“寓變化于整齊之中，藏奇崛于方平之内”⑰。認識和把握孟孝琚碑的這一美學特點，對深入研究孟碑是不無裨益的。
注釋:
①①⑩《新纂雲南通志》卷八十-《金石考一》《前期一·漢》。
②)張傳玺:《中國古代史綱》上冊，第 257 頁。
③《後漢書》卷六十四《梁統傳》、附《梁翼傳》。
④《後漢書》卷二十三《五行志》。
⑤《華陽國志》卷一。
⑥趙壹:《刺世疾邪賦》。
⑦《華陽國志·蜀志》
⑧《史記·西南夷列傳》
⑨關于設郡的時間，一般史籍作建元六年(公元 135 年)，這裡作元光五年，可參見拙文《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昭通地區政區設定述略》，載《昭通文史資料選輯》第五輯。
⑩《美的曆程》，第 111 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⑫《中國書論輯要》，第 384 頁。
⑬駱恒光:《陸維钊先生書法和書論》
⑮⑯劉 熙載:《藝概·書概》。
⑰康有為:《廣藝舟雙楫》
陳孝甯，1947年11月生，雲南昭通人，字得一。曆史學教授。公開出版有《陳孝甯文集》《陳孝甯書畫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