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培植最后一个职务是农业部副部长(正部级)。在早年的革命生涯中，他舍生忘死创造了人生第一段辉煌时期。在离休之后的近20年间，他分文不取，做了大量公益工作，极大地推动了民办高等教育等公益事业并再创人生辉煌。
▲刘培植
刘培植辞世后，刘丹龙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拿出自己在华尔街打拼多年赚来的钱，走上了捐资助学的公益之路。自2017年开始做公益以来，刘丹龙已经捐出了3800余万元。这笔巨款，全部是他在华尔街多年打拼所赚取的辛苦钱。
2023年岁末，刘丹龙接受了红船融媒的采访，讲述了父子两代人投身公益事业的故事。
▲刘丹龙
01
平反后，改变了众多东北军后代和一个特殊群体的命运
2006年，为国为民奋斗了70多年的刘培植辞世。
站在这一节点，且将时光回溯至1978年。那时，刘培植刚从“反右”和“文革”的枷锁中获得彻底解放，并被任命为农业部副部长。但在当时，还有一些受到冲击和迫害的人尚未摆脱厄运，其中包括一些东北军将帅的后代。关爱他们，被刘培植作为自身一项使命。
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曾是张学良的左膀右臂。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到南京被扣押后，王以哲则主持东北军全面工作。在1937年初的“二二事变”中，王以哲惨遭东北军激进派军官杀害。
新中国成立后，王以哲在美国留学的儿子学成回国，进入北京化工大学任教。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他虽然在1978年被摘掉右派帽子但一直落实不了工作等待遇。刘培植得知情况后，先找了北京化工大学及化工部领导，后又找了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最终，王以哲之子的工作和住房问题得以解决，还当选了全国政协委员。
有一次，王以哲的儿子到家里看望刘培植时，向刘丹龙讲述了自己遭受迫害和刘培植不辞辛苦帮助他解决问题的经过。“他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说，你爸爸真是个大好人！我真是三生有幸遇到了你爸爸这样的大恩人！”刘丹龙回忆道。
曾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的解方将军，早年曾在东北军中担任张学良的副官。因深受张学良喜爱和重视，他被送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回国后先后担任过东北军的副旅长、师参谋长等职。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解方带领部队参加了八路军，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均立下赫赫战功。1955年，解方被授予少将军衔(排名首位)。这样一位智勇双全的战将，却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叛徒、特务，在秦城监狱关了七年之久。
解方将军蒙冤后，他的后代也受到牵连。他的原本是一名部队副营职军官的长子被迫转业，在分配工作时却因其“特务”身份遇到阻力。刘培植知道情况后，上下奔走，帮他在北京啤酒厂安排了工作，并以其相应级别担任了该厂汽车队队长。
开国中将万毅也曾是一位东北军将领，他在1959年因为替彭德怀说话被撤职后，全家被迁往陕西。其子被迫在陕西生活工作了17年后回到北京，在安排工作一事上却遇到了阻力。刘培植再次出面帮忙，最终帮他安排了满意的工作。
“像这样的事情特别多，很多东北军的后代都说，我父亲帮助过他们。”刘丹龙告诉红船融媒。
在帮助东北军将帅后代的同时，刘培植改变了另一个涉及数万之众的群体后代的命运。
粉碎“四人帮”后，历经坎坷的刘培植出任农业部副部长。此后，他陆续接到一些申诉信，反映的是东北一些劳改农场中当年的国民党被俘人员的政治待遇问题。
事情还得从刘培植担任东北政府荣军委员会主任的时候开始说起。当时，辽沈战役刚刚结束，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简称“四野”）没有来得及整休就要入关打响平津战役。“四野”离开东北时，把大量伤残军人和国民党被俘人员交给荣军委员会进行安置。
在刘培植的主持下，政府建立了大批农场、林场、工厂、运输大队、荣军学校等机构对相关人员进行安置。其中，特别建立了一些劳改农场来安置国民党被俘人员。这些被俘人员并非普通士兵，而是国民党部队中连长、营长、团长这类中下级军官。
随着时光流逝，当年接受改造的那批被俘人员都已老去，他们被改造的身份却一直影响着其子女的前途——包括升学、就业、甚至婚姻。因此，他们一直进行申诉。
“我父亲看了这类申诉信件后，对他们的处境非常同情。他们当中，有的人当时所在部队已经在阵前起义，他们也能说清楚自己当时在哪个部队、部队在什么时间和地点起义等情况，所以，他们应该算‘起义人员’。如果把他们按俘虏来对待，显然不公平。”刘丹龙介绍道。
由于这批人所涉及的是政治问题，处理起来并不容易，必须详细了解情况。因此，刘培植决定去一趟东北，亲自把情况调查清楚。
到达东北后，刘培植和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及当地农垦局领导一道来到一个劳改农场。正当他们在场部办公室讨论解决方案时，工作人员报告说“外面有人闹事”。原来，反映问题的当事人听说北京来人了，就蜂拥而至，把场部围了个水泄不通。
“我父亲的秘书跟我说，他出门到外面一看，地上黑压压跪着一片人，足足有几千人。他们全部穿着黑色老棉袄，清一色的光头，全都跪在地上磕响头，一副‘如果不解决问题就拼命’的架势……”刘丹龙在接受采访时，转述了亲历者描述的场景。
因为担心反映问题的人对刘培植造成人身伤害，在现场的当地领导都很紧张。有的领导要给公安局打电话调动警察，有的领导说“警察可能镇不住，是不是通知一下附近的驻军，请他们派兵来驱逐一下（人群）”。对当地领导的提意，刘培植当即予以制止。他镇定地说：“警察不用来，更不能调部队。我去跟他们说。”说完，刘培植就走到了人群面前。
“你们的问题，我都了解了。我把你们所有人的申诉材料都带着，回去后，报告中央、找统战部、找总政治部，一定帮你们解决。”刘培植的话音一落，现场顿时响起一片哭声，随后就是全体磕头致谢的场景。
就这样，一场“群体事件”被刘培植化解。
“事后，当地领导对我父亲的秘书说，这老爷子真厉害，一看就知道是打过仗的人，面对这种阵仗一点都不紧张。真正是临危不惧，真是见过生死大世面！” 刘丹龙补充道。
回到北京后，刘培植就开始为这件事奔忙。他找了总政治部，又找了中央办公厅和统战部。这些机构接受相关材料后，多次开会研讨并派人实地调查。刘培植不仅参加研讨，还密切关注解决进程。
“这批人的问题，主要是影响到了他们的子孙。他们的问题解决后，不仅一大批人的政治生命能得到恢复，而且他们后代的前途也不受影响了。这是一件牵涉到几万个家庭的政治生命的大事。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是他在社会上生存的‘生命线’。所以，我父亲不辞劳苦地为此事奔波。”对父亲的一片苦心，刘丹龙十分理解。
在刘培植的奔波呼吁之下，事情最终有了一个圆满结果。总政治部发文，对那批人全部按起义部队人员对待。一个特殊群体的命运，因此得以转变。
“受益者都特别感激我父亲，他们当中一些人的后代还专门到北京来感谢他。”刘丹龙说。那时，他已经出国，偶尔回国时经常能在家里碰到来感谢自己父亲的人。
02
离休后，倾尽全力推动民办高等教育发展
刘培植虽然从农业部副部长这个岗位离休，但并未停下为国为民奋斗的脚步。他只是换了一个平台和身份，从高级干部变身公益人士，全身心投入到了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之中。
时值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高等教育资源极为稀缺的背景下，民办高等教育开始萌芽。和大多数新行业的开创者一样，民办教育的先行先试者在创业初期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难题。在资金、人才、场地等因素之外，合法性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刘培植出现在民办教育开创者身边。他深知，破解民办教育机构的难题，需要的是政策和法律，而政策的出台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对事情的认识程度。
为了让教育部和中央领导对民办教育这一新生事物有更多了解，刘培植多次向他们当面陈情：“有这么多青年，如果不让他们去受教育，他们就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我们多办一所学校，就可以少办一所监狱。”
与此同时，刘培植设法在地方为民办学校寻找破冰点和试验区。
▲刘培植
作为一名陕西籍的老革命，刘培植和陕西省的领导比较熟悉。于是，他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问题症结和破解方法，然后帮民办学校找省委和省政府领导寻求支持。渐渐地，陕西成了民办教育发展最好的地方。
“现在，陕西省的民办学校，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位居全国第一。”这样的成绩单，让刘丹龙为自己的父亲深感自豪。
当年，刘培植倾力支持陕西省的民办教育事业时，心里装着一幅在全国复制陕西模式的蓝图。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后来设立分支机构中国民办教育协会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成了蓝图铺陈的重要手段。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成立后，刘培植被推举为负责人。这样一来，他对民办教育机构的帮助范围也扩展到了全国。到2002年，民办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旗下，已经聚集了2000多所民办高校。
也是在2002年，在刘培植等人的推动下，《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这部法律的出台，不仅赋予了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同等的法律地位，而且把发展民办教育上升到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层面。
与此同时，《民办教育促进法》将民办教育定位为“公益性事业”。对于多数民办教育创办者来说，也许是既追求社会效益也追求经济效益；对刘培植来说，他花费了十几年时间推动民办教育事业，完全是出于一颗公益心，就是为了千千万万年轻人能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他一直勤勤恳恳做这些事，没有一分钱报酬。他如果（把民办教育）当成生意来做，早就发财了。他们这些老革命，特别大公无私，做事也没有钱的概念。”刘丹龙告诉红船融媒，这就是他“想做公益事业的主要原因”。
有一种说法叫做“父亲是儿子事业上的榜样”。这种说法，在刘丹龙父子间得到验证。
03
刘丹龙：“我人回不来，就让我的钱先回来”
1988年，刘丹龙赴美留学。在获得理科硕士学位后，他因机缘巧合留在美国工作。五年之后的1993年，刘丹龙通过了连大多数美国人都望而却步的严格考试，获得了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NASQ）会员资格，由此开始了自己的华尔街精英之旅。
“在华尔街打拼时，我确实赚了不少钱。”刘丹龙在谈及收获的时候，只字未提自己身为一个外国人在华尔街打拼的艰辛。
在美国学成之后，刘丹龙曾面临是否回国工作的问题。刘培植生前，也多次和他探讨过这个问题。事实上，进入华尔街之后，刘丹龙所做的工作是“把美国的资金引进到中国来建设祖国”。当父子二人达成这样做工作的作用比刘丹龙直接回国工作“要大得多”的共识后，刘丹龙就继续留在了华尔街。
实际上，刘丹龙自从进入华尔街工作至今的30年间，他和他的公司已经为祖国引进了超过百亿美元的资金。这些累计超过百亿美元的资金，分期分批成功投资了数十个知名项目。
换言之，刘丹龙用自己的方式，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在投资工作之外，刘丹龙也想如父亲那样在公益事业方面有所作为。
“虽然远隔重洋，但父亲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一举一动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多少年来，我一直想像父亲那样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做点什么。”刘丹龙告诉红船融媒。
通过在华尔街打拼有了一些资本积累后，刘丹龙有了一个想法：“我的人虽然一时回不来，但是我的钱可以回来(做公益)。”于是，他开始了解美国人如何做公益、国内的公益机构如何运作、谁是合适的资助对象等情况。
国内一些基金会爆出的负面新闻，刘丹龙也有所耳闻。他审慎地选了一家基金会作为托付对象后，却发现这家基金会存在运作不规范的问题。如此一来，他没敢把钱放心地交付出去。
经过多年的寻找和摸索，刘丹龙决定创立一家自己的基金会。他的愿景是办一家“干净纯粹”的基金会，让自己的每一分辛苦钱都用在刀刃上。
2017年，北京市民政局批准了刘丹龙成立基金会的申请。出于对父亲无私奉献精神的敬仰，他把基金会的名称定为——北京培植公益基金会。
▲北京培植公益基金会办公室
从那时起，刘丹龙有了一个“让钱回国”的平台。在媒体上充斥着贪官、巨富、精英把在国内得到的钱财拿到国外去享乐的新闻的背景下，刘丹龙则恰恰相反，是把在国外赚的钱拿回国内用于公益事业。
就这样，革命家后代刘丹龙成了一名“逆行者”。
04
偏居一隅的办公室虽不大，却藏着太多温暖与感动
北京培植公益基金会的办公室，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一座商住两用的楼宇内。这里，就是海外游子刘丹龙公益之旅的出发地。
▲北京培植公益基金会办公室
早在刘丹龙出国留学前夕，刘培植就通过自身行动把一颗公益的种子播在儿子的心里。
为了让父亲的精神得以传承，刘丹龙将基金会定名为“北京培植公益基金会”。对捐助对象的选择，则基于其“老革命的家乡普遍贫穷”的认识。
“他们闹革命的初衷，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家乡依旧很穷。”基于这一令人痛心的现实，刘丹龙把捐赠对象定位于革命老区和贫困山区的师生们。他确定资助对象的目的很明确，鼓励这些地方的孩子不要放弃受教育的机会、让这里的教师安心教书育人。
基金会成立后，刘培植母校的师生成了刘丹龙第一批捐助对象。如今，这份大爱已经覆盖了包括刘培植母校在内的陕西省宜君县境内的全部19所学校。为了表达家乡人民的感恩之情，宜君县教育科技体育局于2023年4月把一面上书“捐资助学惠及桑梓，大爱善举德泽深厚”16个大字的锦旗赠给了基金会。
▲北京培植公益基金会所获锦旗
从家乡启程后，刘丹龙的公益之路一步一个脚印地扩展到了更多革命者的家乡和战斗过的地方。比如，周总理家乡江苏淮安、黄麻起义发生地湖北麻城、百色起义发生地东兰县和隆林县等地、狼牙山五壮士家乡河北易县、129师司令部所在地河北涉县、八路军战地医院所在地河北威县、粟裕大将的家乡湖南会同县、黄克诚大将的家乡湖南永兴县、新四军五师师部所在地湖北广水市、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所在地山西省左权县、朱瑞将军殉难地辽宁省义县、八路军115师总部所在地山东省沂南县、走出43位开国将军的河南省新县、解放战争中英雄辈出的内蒙古奈曼旗、古田会议召开地福建省龙岩市、人民军队创建地江西省南昌市、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所在地海南省海口市……
到2023年底，刘丹龙用大爱绘制的这张公益版图已经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100多所学校。北京培植公益基金会设立的培植奖学金、培植助学金、培植教师奖已经使54119（截止到2023年8月）名师生受益。
“每一位受捐助的师生都有一份档案，我们必须确保每一分钱都能到达受助对象手中。箱子里装着受捐人的档案，大家可以任意选择一个箱子来验证。”2023年岁末，北京培植基金会理事长郑重女士指着几乎覆盖了办公室整整一面墙壁的纸箱子对红船融媒工作人员说。
除了箱子里的档案资料，基金会的办公室里还珍藏着许许多多出自受助对象之手的感谢信、图画和手工制品。
▲部分受助对象写的感谢信、画的图画
一位姓马的小学生用稚嫩的笔触画了一幅包含书桌和课本等元素的画，并在画面上写出了自己的心声：“感谢你们的爱心捐住（助）和鼓励，是你们给了我重新拥有生命美好人生希望（的机会）。”
在众多感谢信中，一封用红色纸张书写的感谢信颇为醒目。这封来自河北省涉县一中的感谢信，带有喜报的性质。信中历数了在为期连续五年的受助过程中，学校510名受资助者的获益情况：“在历年的高考中，凡是享受‘北京培植公益基金’资助的学生高考成绩均在本科分数线以上……”，其中多名学生以优异成绩先后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名牌院校录取。
▲感谢信
每当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真情感谢，郑重和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苑京京、潘墨怡、张亚立等人都十分感动。因为阳光雨露般的爱心，让越来越多受助者心中生长出希望，她们便愿意踏遍万水千山把受助者找到，把刘丹龙先生的一份大爱播在他们心中。
自2017年开始运营以来，刘丹龙和北京培植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一直在践行“最好的帮助是教育”这一理念。和一些国家级别的基金会相比，北京培植公益基金会的体量虽然不大，却以刘丹龙一个人的财力、四名工作人员的努力、理事会理事和监事会监事助力，完成了已捐资金3800多万元所承载的工作。
鉴于基金会在公益慈善和助教扶贫工作中的突出贡献，河北省人民政府于2020年12月29日授予北京培植公益基金会省级捐资助学先进单位。北京市民政局经过为期半年多时间的审核考察，于2021年11月25日认定北京培植公益基金会为AAA级中国社会组织。
▲北京培植公益基金会所获部分荣誉
“北京市民政局对我们基金会的评价是，‘一家小而美的基金会’。”在郑重自豪地认可北京培植公益基金会定位时，一旁的刘丹龙情不自禁地点头认同。
在接受红船融媒采访时，刘丹龙表示：“还要继续捐款，终身为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服务。”
▲刘丹龙和周恩来侄子周秉和
面对“家人支持你把这么多钱捐出去”这个问题时，刘丹龙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
“我只有一个女儿，女儿很努力，也很优秀。小学毕业时，她就获得了（美国）当地学区唯一的总统教育奖，证书上面有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和教育部长的亲笔签名。她在读高中时就自修大学的课程，并获得了14个大学学分，所以大学时允许她直接读大二。她的本科和研究生都获得全额奖学金，没有花我一分钱。现在，她在一家世界著名的大公司做到了高级经理，丰厚的薪水完全自给有余。她不但不指望我的钱，我敢肯定她以后也会捐钱做公益，去帮助那些弱势群体。”刘丹龙在回答提问时，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
熟悉刘丹龙的人都知道，老一辈革命家刘培植“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在他这里以“心怀祖国，乐善好施”的方式传承。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份大爱情怀已如同种子播撒在后代心中，只需静待其在春风春雨中破土而出。
撰文：李秀平
视觉：王学民
统筹：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