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培植最後一個職務是農業部副部長(正部級)。在早年的革命生涯中，他舍生忘死創造了人生第一段輝煌時期。在離休之後的近20年間，他分文不取，做了大量公益工作，極大地推動了民辦高等教育等公益事業并再創人生輝煌。
▲劉培植
劉培植辭世後，劉丹龍接過父親的接力棒，拿出自己在華爾街打拼多年賺來的錢，走上了捐資助學的公益之路。自2017年開始做公益以來，劉丹龍已經捐出了3800餘萬元。這筆巨款，全部是他在華爾街多年打拼所賺取的辛苦錢。
2023年歲末，劉丹龍接受了紅船融媒的采訪，講述了父子兩代人投身公益事業的故事。
▲劉丹龍
01
平反後，改變了衆多東北軍後代和一個特殊群體的命運
2006年，為國為民奮鬥了70多年的劉培植辭世。
站在這一節點，且将時光回溯至1978年。那時，劉培植剛從“反右”和“文革”的枷鎖中獲得徹底解放，并被任命為農業部副部長。但在當時，還有一些受到沖擊和迫害的人尚未擺脫厄運，其中包括一些東北軍将帥的後代。關愛他們，被劉培植作為自身一項使命。
東北軍進階将領王以哲曾是張學良的左膀右臂。西安事變爆發後，張學良護送蔣介石到南京被扣押後，王以哲則主持東北軍全面工作。在1937年初的“二二事變”中，王以哲慘遭東北軍激進派軍官殺害。
新中國成立後，王以哲在美國留學的兒子學成回國，進入北京化工大學任教。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後，他雖然在1978年被摘掉右派帽子但一直落實不了工作等待遇。劉培植得知情況後，先找了北京化工大學及化工部上司，後又找了時任全國政協主席的鄧穎超。最終，王以哲之子的工作和住房問題得以解決，還當選了全國政協委員。
有一次，王以哲的兒子到家裡看望劉培植時，向劉丹龍講述了自己遭受迫害和劉培植不辭辛苦幫助他解決問題的經過。“他激動地拉着我的手說，你爸爸真是個大好人！我真是三生有幸遇到了你爸爸這樣的大恩人！”劉丹龍回憶道。
曾擔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參謀長的解方将軍，早年曾在東北軍中擔任張學良的副官。因深受張學良喜愛和重視，他被送往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深造，回國後先後擔任過東北軍的副旅長、師參謀長等職。在加入中國共産黨之後，解方帶領部隊參加了八路軍，在抗日戰争、解放戰争、抗美援朝戰争中均立下赫赫戰功。1955年，解方被授予少将軍銜(排名首位)。這樣一位智勇雙全的戰将，卻在“文革”期間被打成叛徒、特務，在秦城監獄關了七年之久。
解方将軍蒙冤後，他的後代也受到牽連。他的原本是一名部隊副營職軍官的長子被迫轉業，在配置設定工作時卻因其“特務”身份遇到阻力。劉培植知道情況後，上下奔走，幫他在北京啤酒廠安排了工作，并以其相應級别擔任了該廠汽車隊隊長。
開國中将萬毅也曾是一位東北軍将領，他在1959年因為替彭德懷說話被撤職後，全家被遷往陝西。其子被迫在陝西生活工作了17年後回到北京，在安排工作一事上卻遇到了阻力。劉培植再次出面幫忙，最終幫他安排了滿意的工作。
“像這樣的事情特别多，很多東北軍的後代都說，我父親幫助過他們。”劉丹龍告訴紅船融媒。
在幫助東北軍将帥後代的同時，劉培植改變了另一個涉及數萬之衆的群體後代的命運。
粉碎“四人幫”後，曆經坎坷的劉培植出任農業部副部長。此後，他陸續接到一些申訴信，反映的是東北一些勞改農場中當年的國民黨被俘人員的政治待遇問題。
事情還得從劉培植擔任東北政府榮軍委員會主任的時候開始說起。當時，遼沈戰役剛剛結束，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簡稱“四野”）沒有來得及整休就要入關打響平津戰役。“四野”離開東北時，把大量傷殘軍人和國民黨被俘人員交給榮軍委員會進行安置。
在劉培植的主持下，政府建立了大批農場、林場、工廠、運輸大隊、榮軍學校等機構對相關人員進行安置。其中，特别建立了一些勞改農場來安置國民黨被俘人員。這些被俘人員并非普通士兵，而是國民黨部隊中連長、營長、團長這類中下級軍官。
随着時光流逝，當年接受改造的那批被俘人員都已老去，他們被改造的身份卻一直影響着其子女的前途——包括升學、就業、甚至婚姻。是以，他們一直進行申訴。
“我父親看了這類申訴信件後，對他們的處境非常同情。他們當中，有的人當時所在部隊已經在陣前起義，他們也能說清楚自己當時在哪個部隊、部隊在什麼時間和地點起義等情況，是以，他們應該算‘起義人員’。如果把他們按俘虜來對待，顯然不公平。”劉丹龍介紹道。
由于這批人所涉及的是政治問題，處理起來并不容易，必須詳細了解情況。是以，劉培植決定去一趟東北，親自把情況調查清楚。
到達東北後，劉培植和黑龍江省農墾總局及當地農墾局上司一道來到一個勞改農場。正當他們在場部辦公室讨論解決方案時，從業人員報告說“外面有人鬧事”。原來，反映問題的當事人聽說北京來人了，就蜂擁而至，把場部圍了個水洩不通。
“我父親的秘書跟我說，他出門到外面一看，地上黑壓壓跪着一片人，足足有幾千人。他們全部穿着黑色老棉襖，清一色的光頭，全都跪在地上磕響頭，一副‘如果不解決問題就拼命’的架勢……”劉丹龍在接受采訪時，轉述了親曆者描述的場景。
因為擔心反映問題的人對劉培植造成人身傷害，在現場的當地上司都很緊張。有的上司要給警察局打電話調動警察，有的上司說“警察可能鎮不住，是不是通知一下附近的駐軍，請他們派兵來驅逐一下（人群）”。對當地上司的提意，劉培植當即予以制止。他鎮定地說：“警察不用來，更不能調部隊。我去跟他們說。”說完，劉培植就走到了人群面前。
“你們的問題，我都了解了。我把你們所有人的申訴材料都帶着，回去後，報告中央、找統戰部、找總政治部，一定幫你們解決。”劉培植的話音一落，現場頓時響起一片哭聲，随後就是全體磕頭緻謝的場景。
就這樣，一場“群體事件”被劉培植化解。
“事後，當地上司對我父親的秘書說，這老爺子真厲害，一看就知道是打過仗的人，面對這種陣仗一點都不緊張。真正是臨危不懼，真是見過生死大世面！” 劉丹龍補充道。
回到北京後，劉培植就開始為這件事奔忙。他找了總政治部，又找了中央辦公廳和統戰部。這些機構接受相關材料後，多次開會研讨并派人實地調查。劉培植不僅參加研讨，還密切關注解決程序。
“這批人的問題，主要是影響到了他們的子孫。他們的問題解決後，不僅一大批人的政治生命能得到恢複，而且他們後代的前途也不受影響了。這是一件牽涉到幾萬個家庭的政治生命的大事。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一個人的政治生命，是他在社會上生存的‘生命線’。是以，我父親不辭勞苦地為此事奔波。”對父親的一片苦心，劉丹龍十分了解。
在劉培植的奔波呼籲之下，事情最終有了一個圓滿結果。總政治部發文，對那批人全部按起義部隊人員對待。一個特殊群體的命運，是以得以轉變。
“受益者都特别感激我父親，他們當中一些人的後代還專門到北京來感謝他。”劉丹龍說。那時，他已經出國，偶爾回國時經常能在家裡碰到來感謝自己父親的人。
02
離休後，傾盡全力推動民辦高等教育發展
劉培植雖然從農業部副部長這個崗位離休，但并未停下為國為民奮鬥的腳步。他隻是換了一個平台和身份，從進階幹部變身公益人士，全身心投入到了民辦教育事業的發展之中。
時值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高等教育資源極為稀缺的背景下，民辦高等教育開始萌芽。和大多數新行業的開創者一樣，民辦教育的先行先試者在創業初期也遇到了各種各樣的難題。在資金、人才、場地等因素之外，合法性是一個根本性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劉培植出現在民辦教育開創者身邊。他深知，破解民辦教育機構的難題，需要的是政策和法律，而政策的出台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決策者對事情的認識程度。
為了讓教育部和中央上司對民辦教育這一新生事物有更多了解，劉培植多次向他們當面陳情：“有這麼多青年，如果不讓他們去受教育，他們就會成為社會的不安定因素。我們多辦一所學校，就可以少辦一所監獄。”
與此同時，劉培植設法在地方為民辦學校尋找破冰點和試驗區。
▲劉培植
作為一名陝西籍的老革命，劉培植和陝西省的上司比較熟悉。于是，他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研究問題症結和破解方法，然後幫民辦學校找省委和省政府上司尋求支援。漸漸地，陝西成了民辦教育發展最好的地方。
“現在，陝西省的民辦學校，無論數量還是品質都位居全國第一。”這樣的成績單，讓劉丹龍為自己的父親深感自豪。
當年，劉培植傾力支援陝西省的民辦教育事業時，心裡裝着一幅在全國複制陝西模式的藍圖。中國民辦教育協會（後來設立分支機構中國民辦教育協會高等教育專業委員會）的成立，成了藍圖鋪陳的重要手段。
中國民辦教育協會成立後，劉培植被推舉為負責人。這樣一來，他對民辦教育機構的幫助範圍也擴充到了全國。到2002年，民辦高等教育專業委員會旗下，已經聚集了2000多所民辦高校。
也是在2002年，在劉培植等人的推動下，《民辦教育促進法》出台。這部法律的出台，不僅賦予了民辦教育與公辦教育同等的法律地位，而且把發展民辦教育上升到了“科教興國”的戰略層面。
與此同時，《民辦教育促進法》将民辦教育定位為“公益性事業”。對于多數民辦教育創辦者來說，也許是既追求社會效益也追求經濟效益；對劉培植來說，他花費了十幾年時間推動民辦教育事業，完全是出于一顆公益心，就是為了千千萬萬年輕人能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他一直勤勤懇懇做這些事，沒有一分錢報酬。他如果（把民辦教育）當成生意來做，早就發财了。他們這些老革命，特别大公無私，做事也沒有錢的概念。”劉丹龍告訴紅船融媒，這就是他“想做公益事業的主要原因”。
有一種說法叫做“父親是兒子事業上的榜樣”。這種說法，在劉丹龍父子間得到驗證。
03
劉丹龍：“我人回不來，就讓我的錢先回來”
1988年，劉丹龍赴美留學。在獲得理科碩士學位後，他因機緣巧合留在美國工作。五年之後的1993年，劉丹龍通過了連大多數美國人都望而卻步的嚴格考試，獲得了全美證券交易商協會（NASQ）會員資格，由此開始了自己的華爾街精英之旅。
“在華爾街打拼時，我确實賺了不少錢。”劉丹龍在談及收獲的時候，隻字未提自己身為一個外國人在華爾街打拼的艱辛。
在美國學成之後，劉丹龍曾面臨是否回國工作的問題。劉培植生前，也多次和他探讨過這個問題。事實上，進入華爾街之後，劉丹龍所做的工作是“把美國的資金引進到中國來建設祖國”。當父子二人達成這樣做工作的作用比劉丹龍直接回國工作“要大得多”的共識後，劉丹龍就繼續留在了華爾街。
實際上，劉丹龍自從進入華爾街工作至今的30年間，他和他的公司已經為祖國引進了超過百億美元的資金。這些累計超過百億美元的資金，分期分批成功投資了數十個知名項目。
換言之，劉丹龍用自己的方式，為祖國的經濟建設做出了傑出貢獻。
在投資工作之外，劉丹龍也想如父親那樣在公益事業方面有所作為。
“雖然遠隔重洋，但父親為國為民無私奉獻的一舉一動一直潛移默化地影響着我。多少年來，我一直想像父親那樣為自己的祖國和人民做點什麼。”劉丹龍告訴紅船融媒。
通過在華爾街打拼有了一些資本積累後，劉丹龍有了一個想法：“我的人雖然一時回不來，但是我的錢可以回來(做公益)。”于是，他開始了解美國人如何做公益、國内的公益機構如何運作、誰是合适的資助對象等情況。
國内一些基金會爆出的負面新聞，劉丹龍也有所耳聞。他審慎地選了一家基金會作為托付對象後，卻發現這家基金會存在運作不規範的問題。如此一來，他沒敢把錢放心地傳遞出去。
經過多年的尋找和摸索，劉丹龍決定創立一家自己的基金會。他的願景是辦一家“幹淨純粹”的基金會，讓自己的每一分辛苦錢都用在刀刃上。
2017年，北京市民政局準許了劉丹龍成立基金會的申請。出于對父親無私奉獻精神的敬仰，他把基金會的名稱定為——北京培植公益基金會。
▲北京培植公益基金會辦公室
從那時起，劉丹龍有了一個“讓錢回國”的平台。在媒體上充斥着貪官、巨富、精英把在國内得到的錢财拿到國外去享樂的新聞的背景下，劉丹龍則恰恰相反，是把在國外賺的錢拿回國内用于公益事業。
就這樣，革命家後代劉丹龍成了一名“逆行者”。
04
偏居一隅的辦公室雖不大，卻藏着太多溫暖與感動
北京培植公益基金會的辦公室，位于北京市順義區後沙峪鎮一座商住兩用的樓宇内。這裡，就是海外遊子劉丹龍公益之旅的出發地。
▲北京培植公益基金會辦公室
早在劉丹龍出國留學前夕，劉培植就通過自身行動把一顆公益的種子播在兒子的心裡。
為了讓父親的精神得以傳承，劉丹龍将基金會定名為“北京培植公益基金會”。對捐助對象的選擇，則基于其“老革命的家鄉普遍貧窮”的認識。
“他們鬧革命的初衷，是讓人民過上好日子。但是，這麼多年過去了，他們的家鄉依舊很窮。”基于這一令人痛心的現實，劉丹龍把捐贈對象定位于革命老區和貧困山區的師生們。他确定資助對象的目的很明确，鼓勵這些地方的孩子不要放棄受教育的機會、讓這裡的教師安心教書育人。
基金會成立後，劉培植母校的師生成了劉丹龍第一批捐助對象。如今，這份大愛已經覆寫了包括劉培植母校在内的陝西省宜君縣境内的全部19所學校。為了表達家鄉人民的感恩之情，宜君縣教育科技體育局于2023年4月把一面上書“捐資助學惠及桑梓，大愛善舉德澤深厚”16個大字的錦旗贈給了基金會。
▲北京培植公益基金會所獲錦旗
從家鄉啟程後，劉丹龍的公益之路一步一個腳印地擴充到了更多革命者的家鄉和戰鬥過的地方。比如，周總理家鄉江蘇淮安、黃麻起義發生地湖北麻城、百色起義發生地東蘭縣和隆林縣等地、狼牙山五壯士家鄉河北易縣、129師司令部所在地河北涉縣、八路軍戰地醫院所在地河北威縣、粟裕大将的家鄉湖南會同縣、黃克誠大将的家鄉湖南永興縣、新四軍五師師部所在地湖北廣水市、八路軍129師司令部所在地山西省左權縣、朱瑞将軍殉難地遼甯省義縣、八路軍115師總部所在地山東省沂南縣、走出43位開國将軍的河南省新縣、解放戰争中英雄輩出的内蒙古奈曼旗、古田會議召開地福建省龍岩市、人民軍隊建立地江西省南昌市、中共瓊崖第一次代表大會舊址所在地海南省海口市……
到2023年底，劉丹龍用大愛繪制的這張公益版圖已經遍及全國20多個省、市、自治區的100多所學校。北京培植公益基金會設立的培植獎學金、培植助學金、培植教師獎已經使54119（截止到2023年8月）名師生受益。
“每一位受捐助的師生都有一份檔案，我們必須確定每一分錢都能到達受助對象手中。箱子裡裝着受捐人的檔案，大家可以任意選擇一個箱子來驗證。”2023年歲末，北京培植基金會理事長鄭重女士指着幾乎覆寫了辦公室整整一面牆壁的紙箱子對紅船融媒從業人員說。
除了箱子裡的檔案資料，基金會的辦公室裡還珍藏着許許多多出自受助對象之手的感謝信、圖畫和手工制品。
▲部分受助對象寫的感謝信、畫的圖畫
一位姓馬的國小生用稚嫩的筆觸畫了一幅包含書桌和課本等元素的畫，并在畫面上寫出了自己的心聲：“感謝你們的愛心捐住（助）和鼓勵，是你們給了我重新擁有生命美好人生希望（的機會）。”
在衆多感謝信中，一封用紅色紙張書寫的感謝信頗為醒目。這封來自河北省涉縣一中的感謝信，帶有喜報的性質。信中曆數了在為期連續五年的受助過程中，學校510名受資助者的獲益情況：“在曆年的聯考中，凡是享受‘北京培植公益基金’資助的學生聯考成績均在大學分數線以上……”，其中多名學生以優異成績先後被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浙江大學、複旦大學等名牌院校錄取。
▲感謝信
每當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真情感謝，鄭重和基金會的從業人員苑京京、潘墨怡、張亞立等人都十分感動。因為陽光雨露般的愛心，讓越來越多受助者心中生長出希望，她們便願意踏遍萬水千山把受助者找到，把劉丹龍先生的一份大愛播在他們心中。
自2017年開始營運以來，劉丹龍和北京培植基金會的從業人員一直在踐行“最好的幫助是教育”這一理念。和一些國家級别的基金會相比，北京培植公益基金會的體量雖然不大，卻以劉丹龍一個人的财力、四名從業人員的努力、理事會理事和監事會監事助力，完成了已捐資金3800多萬元所承載的工作。
鑒于基金會在公益慈善和助教扶貧工作中的突出貢獻，河北省人民政府于2020年12月29日授予北京培植公益基金會省級捐資助學先進機關。北京市民政局經過為期半年多時間的稽核考察，于2021年11月25日認定北京培植公益基金會為AAA級中國社會組織。
▲北京培植公益基金會所獲部分榮譽
“北京市民政局對我們基金會的評價是，‘一家小而美的基金會’。”在鄭重自豪地認可北京培植公益基金會定位時，一旁的劉丹龍情不自禁地點頭認同。
在接受紅船融媒采訪時，劉丹龍表示：“還要繼續捐款，終身為貧困地區的教育事業服務。”
▲劉丹龍和周恩來侄子周秉和
面對“家人支援你把這麼多錢捐出去”這個問題時，劉丹龍一下子打開了話匣子。
“我隻有一個女兒，女兒很努力，也很優秀。國小畢業時，她就獲得了（美國）當地學區唯一的總統教育獎，證書上面有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和教育部長的親筆簽名。她在讀高中時就自修大學的課程，并獲得了14個大學學分，是以大學時允許她直接讀大二。她的大學和研究所學生都獲得全額獎學金，沒有花我一分錢。現在，她在一家世界著名的大公司做到了進階經理，豐厚的薪水完全自給有餘。她不但不指望我的錢，我敢肯定她以後也會捐錢做公益，去幫助那些弱勢群體。”劉丹龍在回答提問時，臉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
熟悉劉丹龍的人都知道，老一輩革命家劉培植“為國為民，無私奉獻”的精神，在他這裡以“心懷祖國，樂善好施”的方式傳承。我們也有理由相信，這份大愛情懷已如同種子播撒在後代心中，隻需靜待其在春風春雨中破土而出。
撰文：李秀平
視覺：王學民
統籌：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