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泽石已经回到他的同胞中间。身边，充满汗津津的酸臭气。他独自坐在铁丝网边上，以往的经历使他趋于平静。
突然，一支白色香烟点燃着划过他的头顶，形成一道弧形飞进战俘营，扔香烟的是名神态得意地大笑着的美国士兵。屈辱。张泽石猛地意识到后果，已经来不及了。为争夺那根香烟，周围人已经沸腾、喘息、争夺、咒骂，一双双痉挛着的手奓（zha）撒着指头、一条条蹭满泥的黑胳膊拼命地争夺，而一个个抢着了香烟的人却迫不及待地吐着烟圈——
张泽石的脸孔因羞愧而忽地烫热起来。
“都给我起来！”他压低声音吼着，“你们把志愿军的脸都丢尽了。”
他是谁？抢香烟的人怔了。是战俘吗？穿的是一样的衣服，也讲中国话。“呸！”有人不服地骂起来，“你也是俘虏，凭什么管我们？老子没烟抽，就是要抢，要脸？脸能当烟抽？”
张泽石默默地戴上了布鲁克斯给他的袖章，手臂好沉重，戴上袖章是痛苦的，可是，在这样的同胞们面前，他无法不戴。果然，权力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威慑力。在他的同胞们眼里，出现了畏惧、疑惑以及蔑视的目光。
铁丝网边，一个天津口音的小鬼，正在呜呜地哭。
“你哭什么？”
“鬼子打我。”
“为啥子？”
“问我谁是党员，干部，我骂他·····王八蛋，他就······踢我。”
“你是好样儿的，你很勇敢。”
“我想我妈，她也会想我，呜鸣——”
他就是姜瑞溥。一九八五年我在北京采访时没有见着他，他去阿尔及利亚援外了。这个后来在战俘营表现十分出色的天津小鬼，大概算是张泽石发展的第一个爱国小组成员。
“小鬼，别哭，从现在起，我们组织起来和鬼子斗争。”
“就你、我？”
“还会有的，会有很多人。”
水原。
釜山。
李大安等六名投降者在春川换上了美军服装，被送往水原，又乘飞机到了大邱的美第8军特务情报机关。当夜，两名台湾来的工作员对他进行了审问：
“在朝鲜，共军的运输部队有几个？”
“我知道有汽车一团和四团。”
“总后勤部设在哪里？”
“我只知道把汽油拉到新幕的山沟里，炮弹也是从新幕附近的火车道上拉来的，那里是一个后勤分部。”
“东北的运输线目前有几条？安东附近有飞机场吗？”
“鸭绿江东坎子有一座浮桥，再就是拉屯哨、临江也有江桥。······安东附近有杨子泡飞机场，刘家小园飞机场······”
第二天，其中一名姓白的工作员找到李大安，问，“你愿意留在这儿工作还是去釜山？”李大安表示愿意去釜山。白说，“好吧，到釜山后，你多做一些工作，主要了解共产党干部、党团员的情况，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紧，我会为你撑腰。”不久，白为李大安安排好了一切，首先，将李大安送往河阳。
河阳。美第8军情报机关心理作战科。
李大安独住一间大铁棚里。当日下午，又送进来一名战俘。江苏口音，会说日语。
李大安：你是哪个部队的，干什么的？
江苏人：我是xx军的，榴弹炮手。
李大安：榴弹炮手也会被俘？
江苏人：我是投降的。
李大安：你为什么要投降？
江苏人：我恨共产党。我在日本军队干过勤务员，在国民党那里当过炮手。
江苏人名叫王耀庭。
第三日，大铁棚里又多了一名叫王琪的战俘，他一被送进来就主动说，“我是师部的绘图员。过去在国民党部队就是三青团员，在国内我就想跑。这回，我是趁绘图的机会跑过来的，我把军用地图也带过来了，”王琪还特别补充说，“我有个叔叔在台湾当大官。”
一排铁皮顶帐篷，挂着“G——II”的木牌，——远东情报局第二科。在这排阴森森的铁皮顶房子里，专门负责审讯、了解战俘的政治情况，是战俘营的档案机关。
审问者，一名戴着眼镜的美籍日人或华人，另一名是翻译。
问：你是180师的吗？
答：是。
问：职务？
答：宣传队员。
问：是党员？
答：不，是团员。
······
〔三十六年后，这名回答者对我说，当时，我不过是个普通战士，没有政治头脑，问我啥就说啥，不知道斗争或是编假话。中国有句话，人到檐下要低头，我想能老老实实过得去，不去吃苦做苦工就行。〕
一间棚里通常同时安放八张审问桌，八名战俘背对背同时进行。
审问顾则圣的是位三十来岁年纪的南朝鲜雇佣人员，汉语流利，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微笑着和大个子顾则圣谈话：
问：你看起来是个老兵了，什么时候当的兵，打过不少仗吧？
答：打过日本人，打过老蒋，还打过美国人。
问：在国内你都打过哪些仗？
答：大仗都打过，还打过大上海。
问：上海的飞机场在哪儿？
答：不知道。
问：打过上海会不知道飞机场？
答：我们撤到农村去了。
问：农村有多少人口？
答：不知道。
问：你会唱共产党的歌吗？
那张嚼口香糖的嘴巴动了起来，他得意地笑着，熟练地唱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