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澤石已經回到他的同胞中間。身邊，充滿汗津津的酸臭氣。他獨自坐在鐵絲網邊上，以往的經曆使他趨于平靜。
突然，一支白色香煙點燃着劃過他的頭頂，形成一道弧形飛進戰俘營，扔香煙的是名神态得意地大笑着的美國士兵。屈辱。張澤石猛地意識到後果，已經來不及了。為争奪那根香煙，周圍人已經沸騰、喘息、争奪、咒罵，一雙雙痙攣着的手奓（zha）撒着指頭、一條條蹭滿泥的黑胳膊拼命地争奪，而一個個搶着了香煙的人卻迫不及待地吐着煙圈——
張澤石的臉孔因羞愧而忽地燙熱起來。
“都給我起來！”他壓低聲音吼着，“你們把志願軍的臉都丢盡了。”
他是誰？搶香煙的人怔了。是戰俘嗎？穿的是一樣的衣服，也講中國話。“呸！”有人不服地罵起來，“你也是俘虜，憑什麼管我們？老子沒煙抽，就是要搶，要臉？臉能當煙抽？”
張澤石默默地戴上了布魯克斯給他的袖章，手臂好沉重，戴上袖章是痛苦的，可是，在這樣的同胞們面前，他無法不戴。果然，權力産生了意想不到的威懾力。在他的同胞們眼裡，出現了畏懼、疑惑以及蔑視的目光。
鐵絲網邊，一個天津口音的小鬼，正在嗚嗚地哭。
“你哭什麼？”
“鬼子打我。”
“為啥子？”
“問我誰是黨員，幹部，我罵他·····王八蛋，他就······踢我。”
“你是好樣兒的，你很勇敢。”
“我想我媽，她也會想我，嗚鳴——”
他就是姜瑞溥。一九八五年我在北京采訪時沒有見着他，他去阿爾及利亞援外了。這個後來在戰俘營表現十分出色的天津小鬼，大概算是張澤石發展的第一個愛國小組成員。
“小鬼，别哭，從現在起，我們組織起來和鬼子鬥争。”
“就你、我？”
“還會有的，會有很多人。”
水原。
釜山。
李大安等六名投降者在春川換上了美軍服裝，被送往水原，又乘飛機到了大邱的美第8軍特務情報機關。當夜，兩名台灣來的工作員對他進行了審問：
“在北韓，共軍的運輸部隊有幾個？”
“我知道有汽車一團和四團。”
“總後勤部設在哪裡？”
“我隻知道把汽油拉到新幕的山溝裡，炮彈也是從新幕附近的火車道上拉來的，那裡是一個後勤分部。”
“東北的運輸線目前有幾條？安東附近有飛機場嗎？”
“鴨綠江東坎子有一座浮橋，再就是拉屯哨、臨江也有江橋。······安東附近有楊子泡飛機場，劉家小園飛機場······”
第二天，其中一名姓白的工作員找到李大安，問，“你願意留在這兒工作還是去釜山？”李大安表示願意去釜山。白說，“好吧，到釜山後，你多做一些工作，主要了解共産黨幹部、黨團員的情況，無論發生什麼事都不要緊，我會為你撐腰。”不久，白為李大安安排好了一切，首先，将李大安送往河陽。
河陽。美第8軍情報機關心理作戰科。
李大安獨住一間大鐵棚裡。當日下午，又送進來一名戰俘。江蘇口音，會說日語。
李大安：你是哪個部隊的，幹什麼的？
江蘇人：我是xx軍的，榴彈炮手。
李大安：榴彈炮手也會被俘？
江蘇人：我是投降的。
李大安：你為什麼要投降？
江蘇人：我恨共産黨。我在日本軍隊幹過勤務員，在國民黨那裡當過炮手。
江蘇人名叫王耀庭。
第三日，大鐵棚裡又多了一名叫王琪的戰俘，他一被送進來就主動說，“我是師部的繪圖員。過去在國民黨部隊就是三青團員，在國内我就想跑。這回，我是趁繪圖的機會跑過來的，我把軍用地圖也帶過來了，”王琪還特别補充說，“我有個叔叔在台灣當大官。”
一排鐵皮頂帳篷，挂着“G——II”的木牌，——遠東情報局第二科。在這排陰森森的鐵皮頂房子裡，專門負責審訊、了解戰俘的政治情況，是戰俘營的檔案機關。
審問者，一名戴着眼鏡的美籍日人或華人，另一名是翻譯。
問：你是180師的嗎？
答：是。
問：職務？
答：宣傳隊員。
問：是黨員？
答：不，是團員。
······
〔三十六年後，這名回答者對我說，當時，我不過是個普通戰士，沒有政治頭腦，問我啥就說啥，不知道鬥争或是編假話。中國有句話，人到檐下要低頭，我想能老老實實過得去，不去吃苦做苦工就行。〕
一間棚裡通常同時安放八張審問桌，八名戰俘背對背同時進行。
審問顧則聖的是位三十來歲年紀的南北韓雇傭人員，漢語流利，一邊嚼着口香糖，一邊微笑着和大個子顧則聖談話：
問：你看起來是個老兵了，什麼時候當的兵，打過不少仗吧？
答：打過日本人，打過老蔣，還打過美國人。
問：在國内你都打過哪些仗？
答：大仗都打過，還打過大上海。
問：上海的飛機場在哪兒？
答：不知道。
問：打過上海會不知道飛機場？
答：我們撤到農村去了。
問：農村有多少人口？
答：不知道。
問：你會唱共産黨的歌嗎？
那張嚼口香糖的嘴巴動了起來，他得意地笑着，熟練地唱起“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