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国是活跃在今云南省滇池和抚仙湖区域的古代王国，是个多民族、多种文化的聚集之地。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殊的地理位置，滇国文化很少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方和民族特色。凭借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滇文化博取众家之长，出土的青铜器上人物造型逼真，佩饰奇特，艺术表现丰富多彩，孕育出了高度发展、别具一格的文明，从而成为一个时代文明的象征。
战国末至西汉中期，是滇国最繁荣的时期。滇国是一个未发现文字记载的古王国，汉文献上有关滇国的记载也很少，其丰富的文化湮没在历史的岁月中，而大量的出土文物就像无字的史笔，书写出了滇文化曾有的辉煌。
出土的古滇国青铜器上的人物造型，重在写实，其塑造的人物职业、等级各有不同，是古滇国文明的生动的反映。滇国工匠受斯基泰艺术的影响，采用形式服从内容的规则，他们的铸造艺术依人物形象的变化，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活动情景，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塑造人群活动方面的立体群雕，处理得疏密得当，错落有致。本文所提及的滇国青铜器人物造型，仅限于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文物中所特有的、范围只包括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造型。
滇国越人的艺术造型
滇国的主体民族是中国古代越系民族中的一支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滇国绚丽多姿的青铜文化主要是由越人创造。越人多椎髻(图一),《史记·西南夷列传》及《汉书·西南夷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朗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髻，……”滇国青铜器的人物造型，无论男女老幼均以椎髻为特征。一般男子的椎髻在其头顶，妇女则下垂到后颈，有的髻上系一飘带，迎风招展，以示美观。其服装一般都有披帔，它不但有保暖之效，也是华丽的装饰物。
图一 汉 铜贮贝器上的人物形象
无领对襟的长袍则是滇民族的通服，滇人配戴的首饰多姿多彩，包括发饰、耳饰、项饰、腰饰以及特殊的扣饰和壁饰等。材料主要是黄金和珠宝、玉器。无论男女均穿短裤或短裙，束腰，跣足。
图二 汉 喂牛铜扣饰
江川李家山71号墓出土的喂牛扣饰(图二)，牛旁立一人，头戴长沿帽，着紧袖长衫，胸前挂一圆形罐，一手拉牛角上的缰绳，另一手持物喂牛，牛伸出舌尖舔食状。这是一个医治病牛的造型，从喂牛者华丽的穿着看，不像普通的劳动者。此人胸前挂的小罐也较特别，小口，圆腹，圜底，生活用具中未见此种器形，当属装药用的特制容器。手中所持喂牛物，应为医治牛病的药物，不是平常用的饲料。
江川李家山51号墓中出土的执伞状的铜俑(图三),出土时置于随葬铜鼓器上，位于棺材两端，似有导引灵魂之意。铜俑有男女之分，男俑跪坐于铜鼓之上，面向左倾，圆目阔口，双手合抱于胸前作持伞状，头梳椎髻，耳佩耳玦(已残),颈戴三道珠链，内着左衽圆领衣，袖长及肘，肩披蛇纹披风，外束腰带，腹心佩圆形扣饰，左侧佩戴铜剑，前壁佩臂甲、跣足。身材魁武有力，极为写实，形体结构饱满，处理手法概括简练，匠心独具。
军事人物造型
滇国统治者很重视骑兵在战斗中的巨大作用，对战马的训练很认真，骑兵的人物造型较为逼真，活灵活现。
江川李家山51号墓出土的驯马贮贝器上雕铸有“驯马”的造型(图四)，是当时训练战马的最好证明。该贮贝器盖上铸有较多的人和马。正中铺一块中间圆、两头方的铜片，可能是地毯或铺垫物。其上有一鼓形座，座上坐一椎髻男子、耳佩环、手上戴着宽边玉镯，此人衣饰华丽。其身后有一人执伞(伞盖已残)，前有一人作半跪状，腰佩剑，双手前伸向中坐者禀报，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中坐者怒目而视，一手前伸，一手上扬，显得十分激动，用手指向前跪者，似在训斥对方。周围7个佩剑男子，服装与前跪者相似，每人手中各执一马之缰绳，作旋转走动状。此情景很明显是一个驯马场面，中坐者身后有人执伞，此人身份较高，当属滇国的将领；前跪者为负责驯马的头目，正向坐者反映情况，也许坐者不满意作训斥状，周围7个驯马人是骑兵，所驯之马应该为战马。
李家山51号墓出土的三骑士铜鼓(图五),骏马高大，鞍辔齐备，长鬃长尾，昂首奔驰。武士戴高盔，大耳环，双肩各披一块带毛革甲，着虎皮长衣，下缀流苏状饰，束腰带，佩长剑，驰骋巡逻。骑士造型威武，形象生动，气势雄伟。
图五汉三骑士铜鼓
狩猎人物艺术造型
滇国的狩猎人物造型，表现出了激烈的狩猎场面，他们多数为集体围捕，或骑马追逐，或徒手捕兽，以动物的撕杀和捕斗造型，表现出了惊心动魄的狩猎形象。
李家山68号墓出土的七人猎豹铜扣饰(图六)上有七人二犬共猎一豹，其中一猎手被豹咬住颈部，张口惨叫，此人又将一剑刺入豹之肩部。一猎犬咬住豹之后腿，表现出了十分惊险的情景和集体围捕凶猛动物的场景。
图六 汉 七人猎豹铜扣饰
李家山51号墓出土的一件骑马猎鹿铜扣饰(图七),骑士头部前后有一块片状装饰物，臂上戴宽边玉镯，左手控缰绳，右手执长矛作刺鹿状。鹿拼命向前奔跑，其后胯已被马前蹄踩踏，仰头，张口作嘶叫状。整个造型反映了猎手在捕获鹿时骑马追逐，一直将其追至精疲力竭时，然后用长矛将其刺杀的场景，透空浮雕表现了动物与人物的特征，其风格特点质朴、简括，含有内在的力量。
图七 汉 骑士猎鹿铜扣饰
纺织人物的艺术造型
滇国时期的纺织技术较落后，纺织工具主要是纺轮和腰机，“腰机”亦称“踞织机”,原料以当地的麻和木棉为主，丝织品较少，李家山69号墓出土的纺线贮贝器(图八),对了解滇国的纺织工艺提供了极其生动、形象的实物资料。
该贮贝器上共雕铸有十人组成的纺织场面，正中有一监督纺织活动的贵夫人，此人体型较大，通身鎏金，双手抚于膝前，端坐在一具鼓形座上。另有一人手捧食盒跪坐其左侧，一人执伞在其身后，一人跪坐其前供使役，周围2人低头绕线，4人用腰机织布。全是妇女，发型、服装各异，由不同的民族组成。整个造型体现出一种等级之间的差别，人物动与静相结合的特点，形成了立体构成的纺织场面。铸造的人物活灵活现，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舞蹈人物艺术造型
古代滇国的居民以能歌善舞著称，因无文字记录而被湮没无闻，从出土的青铜器人物造型上反映出了精彩的歌舞动作，舞蹈者大多经过化妆，有的饰羽翎或戴羽冠，有的身披兽皮或腿绕兽尾，还有的系飘带和戴滴帽，形象均较为奇特。
李家山69号墓出土的四舞俑铜鼓(图九)。皆蓄高髻，髻上系飘带，耳佩大环。颈上饰串珠项链，身着短袖长衫，外加披肩，腰束带，带上有圆形扣饰。下半身系带尾的豹皮、跣足。有二人作旋手舞蹈状，一二人手持道具。舞者围成一圈作集体舞表演，整个造型优美、生动、逼真。滇国工匠在表现这一题材时，形体结构严谨明确，衣纹线条生动流畅而有变化，匠心独运，给人以充分的联想余地。
图九 汉 四舞俑铜鼓
宗教人物艺术造型
滇国的剽牛与祭神的人物造型艺术价值很高，反映的是滇国的宗教活动。滇人信仰多神，人们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一种超自然的神灵的保护与恩赐上，常以剽牛、杀牲和舞乐的仪式来虔诚祭祀，这些情景可以从滇文物扣饰和贮贝器上的造型找到。剽牛祭神仪式，大多数是在巫师的主持下进行，牛是奉献给神灵的祭品，场面血腥恐怖。祭神时，众人先将牛缚在木桩上，巫师围绕木桩旋转数周，口中念念有词，然后用长矛或削尖的竹竿猛刺牛的心脏部位，直至将牛刺死。
李家山68号墓出土的一件剽牛祭祀铜扣饰(图一○),其人物造型表现的是剽牛前由11人制伏一头牛的紧张情景。祭祀场所的右侧立一铜柱，成“T”字形状，上圆粗下细，柱上刻有齿纹、弦纹和圆圈图案，柱顶端立一牛，作为祭祀标志。柱左侧有一肥肌壮的公牛，11人中有5人按伏牛背，2人紧挽牛尾，1人持绳系牛头和牛颈，1人将缚牛之绳拴于柱上，1人腿部被牛角戳起倒悬于半空中，还有1人似受伤蹲坐。整个造型逼真，场面惊险，扣人心弦。
图一○ 西汉 剽牛祭祀铜扣饰
江川李家山69号墓出土的赶集场面祭祀贮贝器(图一一),器盖上共雕铸35人，正中竖立一高大的铜柱，柱上有弦纹和回纹，几何形纹等，柱侧有一乘四人担抬的肩舆，舆内坐一通身鎏金的妇女，舆前有二骑士为其开道，舆后有人为其执伞，身侧有佩剑护卫者、背物者、侍候者数人。此乘舆者身份较高。围绕铜柱有肩扛铜铲者，手持点种捧者，身负籽种袋者数人；另有坐地或站立妇女多人，有的头顶成束的农作物，有的手提竹篮，也有的捧盘罐。
图一一 汉赶集场面祭祀铜贮贝器
以上场面所表现的人物造型各异，动态表现手法独特，人物处理得疏密得当，错落有致，生动地反映了滇国民族祭祀仪式的盛况。滇国的青铜器人物造型丰富多彩，造型奇特、技艺精湛，与中原同时期战国、两汉时期的青铜人物造型有很大的区别，具有普遍性和地方特色。为我们了解古滇国的社会形态及变化、滇文化的演化及衰亡等方面，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从中可领略古滇国卓尔不凡的文明。
参考文献
[1]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
[2]王永红：《滇国佩饰》,《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1期。
[3](汉)司马迁：《史记》之《西南夷列传》。
文章来源：文物天地，2020.01
作者：周军，玉溪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