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國是活躍在今雲南省滇池和撫仙湖區域的古代王國，是個多民族、多種文化的聚集之地。由于當時特定的曆史條件和特殊的地理位置，滇國文化很少受中原文化的影響，具有明顯的地方和民族特色。憑借這一得天獨厚的條件，滇文化博取衆家之長，出土的青銅器上人物造型逼真，佩飾奇特，藝術表現豐富多彩，孕育出了高度發展、别具一格的文明，進而成為一個時代文明的象征。
戰國末至西漢中期，是滇國最繁榮的時期。滇國是一個未發現文字記載的古王國，漢文獻上有關滇國的記載也很少，其豐富的文化湮沒在曆史的歲月中，而大量的出土文物就像無字的史筆，書寫出了滇文化曾有的輝煌。
出土的古滇國青銅器上的人物造型，重在寫實，其塑造的人物職業、等級各有不同，是古滇國文明的生動的反映。滇國工匠受斯基泰藝術的影響，采用形式服從内容的規則，他們的鑄造藝術依人物形象的變化，生動地再現了當時的社會活動情景，給後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塑造人群活動方面的立體群雕，處理得疏密得當，錯落有緻。本文所提及的滇國青銅器人物造型，僅限于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文物中所特有的、範圍隻包括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造型。
滇國越人的藝術造型
滇國的主體民族是中國古代越系民族中的一支占統治地位的民族，滇國絢麗多姿的青銅文化主要是由越人創造。越人多椎髻(圖一),《史記·西南夷列傳》及《漢書·西南夷傳》記載：“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朗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椎髻，……”滇國青銅器的人物造型，無論男女老幼均以椎髻為特征。一般男子的椎髻在其頭頂，婦女則下垂到後頸，有的髻上系一飄帶，迎風招展，以示美觀。其服裝一般都有披帔，它不但有保暖之效，也是華麗的裝飾物。
圖一 漢 銅貯貝器上的人物形象
無領對襟的長袍則是滇民族的通服，滇人配戴的首飾多姿多彩，包括發飾、耳飾、項飾、腰飾以及特殊的扣飾和壁飾等。材料主要是黃金和珠寶、玉器。無論男女均穿短褲或短裙，束腰，跣足。
圖二 漢 喂牛銅扣飾
江川李家山71号墓出土的喂牛扣飾(圖二)，牛旁立一人，頭戴長沿帽，着緊袖長衫，胸前挂一圓形罐，一手拉牛角上的缰繩，另一手持物喂牛，牛伸出舌尖舔食狀。這是一個醫治病牛的造型，從喂牛者華麗的穿着看，不像普通的勞動者。此人胸前挂的小罐也較特别，小口，圓腹，圜底，生活用具中未見此種器形，當屬裝藥用的特制容器。手中所持喂牛物，應為醫治牛病的藥物，不是平常用的飼料。
江川李家山51号墓中出土的執傘狀的銅俑(圖三),出土時置于随葬銅鼓器上，位于棺材兩端，似有導引靈魂之意。銅俑有男女之分，男俑跪坐于銅鼓之上，面向左傾，圓目闊口，雙手合抱于胸前作持傘狀，頭梳椎髻，耳佩耳玦(已殘),頸戴三道珠鍊，内着左衽圓領衣，袖長及肘，肩披蛇紋披風，外束腰帶，腹心佩圓形扣飾，左側佩戴銅劍，前壁佩臂甲、跣足。身材魁武有力，極為寫實，形體結構飽滿，處理手法概括簡練，匠心獨具。
軍事人物造型
滇國統治者很重視騎兵在戰鬥中的巨大作用，對戰馬的訓練很認真，騎兵的人物造型較為逼真，活靈活現。
江川李家山51号墓出土的馴馬貯貝器上雕鑄有“馴馬”的造型(圖四)，是當時訓練戰馬的最好證明。該貯貝器蓋上鑄有較多的人和馬。正中鋪一塊中間圓、兩頭方的銅片，可能是地毯或鋪墊物。其上有一鼓形座，座上坐一椎髻男子、耳佩環、手上戴着寬邊玉镯，此人衣飾華麗。其身後有一人執傘(傘蓋已殘)，前有一人作半跪狀，腰佩劍，雙手前伸向中坐者禀報，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中坐者怒目而視，一手前伸，一手上揚，顯得十分激動，用手指向前跪者，似在訓斥對方。周圍7個佩劍男子，服裝與前跪者相似，每人手中各執一馬之缰繩，作旋轉走動狀。此情景很明顯是一個馴馬場面，中坐者身後有人執傘，此人身份較高，當屬滇國的将領；前跪者為負責馴馬的頭目，正向坐者反映情況，也許坐者不滿意作訓斥狀，周圍7個馴馬人是騎兵，所馴之馬應該為戰馬。
李家山51号墓出土的三騎士銅鼓(圖五),駿馬高大，鞍辔齊備，長鬃長尾，昂首奔馳。武士戴高盔，大耳環，雙肩各披一塊帶毛革甲，着虎皮長衣，下綴流蘇狀飾，束腰帶，佩長劍，馳騁巡邏。騎士造型威武，形象生動，氣勢雄偉。
圖五漢三騎士銅鼓
狩獵人物藝術造型
滇國的狩獵人物造型，表現出了激烈的狩獵場面，他們多數為集體圍捕，或騎馬追逐，或徒手捕獸，以動物的撕殺和捕鬥造型，表現出了驚心動魄的狩獵形象。
李家山68号墓出土的七人獵豹銅扣飾(圖六)上有七人二犬共獵一豹，其中一獵手被豹咬住頸部，張口慘叫，此人又将一劍刺入豹之肩部。一獵犬咬住豹之後腿，表現出了十分驚險的情景和集體圍捕兇猛動物的場景。
圖六 漢 七人獵豹銅扣飾
李家山51号墓出土的一件騎馬獵鹿銅扣飾(圖七),騎士頭部前後有一塊片狀裝飾物，臂上戴寬邊玉镯，左手控缰繩，右手執長矛作刺鹿狀。鹿拼命向前奔跑，其後胯已被馬前蹄踩踏，仰頭，張口作嘶叫狀。整個造型反映了獵手在捕獲鹿時騎馬追逐，一直将其追至精疲力竭時，然後用長矛将其刺殺的場景，透空浮雕表現了動物與人物的特征，其風格特點質樸、簡括，含有内在的力量。
圖七 漢 騎士獵鹿銅扣飾
紡織人物的藝術造型
滇國時期的紡織技術較落後，紡織工具主要是紡輪和腰機，“腰機”亦稱“踞織機”,原料以當地的麻和木棉為主，絲織品較少，李家山69号墓出土的紡線貯貝器(圖八),對了解滇國的紡織工藝提供了極其生動、形象的實物資料。
該貯貝器上共雕鑄有十人組成的紡織場面，正中有一監督紡織活動的貴夫人，此人體型較大，通身鎏金，雙手撫于膝前，端坐在一具鼓形座上。另有一人手捧食盒跪坐其左側，一人執傘在其身後，一人跪坐其前供使役，周圍2人低頭繞線，4人用腰機織布。全是婦女，發型、服裝各異，由不同的民族組成。整個造型展現出一種等級之間的差别，人物動與靜相結合的特點，形成了立體構成的紡織場面。鑄造的人物活靈活現，給人一種美的享受。
舞蹈人物藝術造型
古代滇國的居民以能歌善舞著稱，因無文字記錄而被湮沒無聞，從出土的青銅器人物造型上反映出了精彩的歌舞動作，舞蹈者大多經過化妝，有的飾羽翎或戴羽冠，有的身披獸皮或腿繞獸尾，還有的系飄帶和戴滴帽，形象均較為奇特。
李家山69号墓出土的四舞俑銅鼓(圖九)。皆蓄高髻，髻上系飄帶，耳佩大環。頸上飾串珠項鍊，身着短袖長衫，外加披肩，腰束帶，帶上有圓形扣飾。下半身系帶尾的豹皮、跣足。有二人作旋手舞蹈狀，一二人手持道具。舞者圍成一圈作集體舞表演，整個造型優美、生動、逼真。滇國工匠在表現這一題材時，形體結構嚴謹明确，衣紋線條生動流暢而有變化，匠心獨運，給人以充分的聯想餘地。
圖九 漢 四舞俑銅鼓
宗教人物藝術造型
滇國的剽牛與祭神的人物造型藝術價值很高，反映的是滇國的宗教活動。滇人信仰多神，人們把自己的命運寄托于一種超自然的神靈的保護與恩賜上，常以剽牛、殺牲和舞樂的儀式來虔誠祭祀，這些情景可以從滇文物扣飾和貯貝器上的造型找到。剽牛祭神儀式，大多數是在巫師的主持下進行，牛是奉獻給神靈的祭品，場面血腥恐怖。祭神時，衆人先将牛縛在木樁上，巫師圍繞木樁旋轉數周，口中念念有詞，然後用長矛或削尖的竹竿猛刺牛的心髒部位，直至将牛刺死。
李家山68号墓出土的一件剽牛祭祀銅扣飾(圖一○),其人物造型表現的是剽牛前由11人制伏一頭牛的緊張情景。祭祀場所的右側立一銅柱，成“T”字形狀，上圓粗下細，柱上刻有齒紋、弦紋和圓圈圖案，柱頂端立一牛，作為祭祀标志。柱左側有一肥肌壯的公牛，11人中有5人按伏牛背，2人緊挽牛尾，1人持繩系牛頭和牛頸，1人将縛牛之繩拴于柱上，1人腿部被牛角戳起倒懸于半空中，還有1人似受傷蹲坐。整個造型逼真，場面驚險，扣人心弦。
圖一○ 西漢 剽牛祭祀銅扣飾
江川李家山69号墓出土的趕集場面祭祀貯貝器(圖一一),器蓋上共雕鑄35人，正中豎立一高大的銅柱，柱上有弦紋和回紋，幾何形紋等，柱側有一乘四人擔擡的肩輿，輿内坐一通身鎏金的婦女，輿前有二騎士為其開道，輿後有人為其執傘，身側有佩劍護衛者、背物者、侍候者數人。此乘輿者身份較高。圍繞銅柱有肩扛銅鏟者，手持點種捧者，身負籽種袋者數人；另有坐地或站立婦女多人，有的頭頂成束的農作物，有的手提竹籃，也有的捧盤罐。
圖一一 漢趕集場面祭祀銅貯貝器
以上場面所表現的人物造型各異，動态表現手法獨特，人物處理得疏密得當，錯落有緻，生動地反映了滇國民族祭祀儀式的盛況。滇國的青銅器人物造型豐富多彩，造型奇特、技藝精湛，與中原同時期戰國、兩漢時期的青銅人物造型有很大的差別，具有普遍性和地方特色。為我們了解古滇國的社會形态及變化、滇文化的演化及衰亡等方面，提供了極其重要的實物資料，從中可領略古滇國卓爾不凡的文明。
參考文獻
[1]張增祺：《滇國與滇文化》,雲南美術出版社，1997年。
[2]王永紅：《滇國佩飾》,《中國曆史文物》2004年第1期。
[3](漢)司馬遷：《史記》之《西南夷列傳》。
文章來源：文物天地，2020.01
作者：周軍，玉溪市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