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先生研究中国建筑史不仅限于技术层面，他认为“一国一族之建筑适反鉴其物质精神，继往开来之面貌”，“建筑活动与民族文化之动向实相牵连”，“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即我民族之性格，即我艺术及思想特殊之一部，非但在其结构本身之材质方法而已”。正是基于这种观点，他倾毕生精力研究建筑史，《图像中国建筑史》见证了梁先生奋力开拓中国建筑史这门学科的努力。
导 言
傅熹年
梁思成先生的英文著作《图像中国建筑史》完成于抗日战争时期，由于种种原因，他未能看到这部著作的出版。在他逝世十多年后，他的好友费慰梅女士倾力寻找，终于实现书稿的图文合璧，再经过她精心编辑，1984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将其印刷出版，1991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又印出汉英双语版，使这部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著作未被湮没，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极为重要的基础性文献。
这部著作呈现了梁思成先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研究中国建筑史所取得的重要学术成果，集中体现在中国建筑结构体系的发展及其形制演变方面。中国古代文化，包括建筑，延续发展数千年，从未中断，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文化。在长期发展中，中国古代建筑逐步形成一个具有鲜明而稳定特征的独立建筑体系。20世纪初期以来，最先对中国传统建筑感兴趣的是一些外国学者。庚子之后，日本人对北京宫殿和各地著名建筑做过一些调查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欧洲学者也做过一些工作。
20世纪30年代初，梁思成先生、刘敦桢先生加入中国营造学社，由于他们卓越的学术水平和辛勤的工作，中国的建筑史研究很快有了飞跃发展。梁先生采取由近及远、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首先以清代的《工部工程做法》为课本，拜老工匠为师，以北京故宫和一些重要的明清官式建筑为标本，刻苦钻研，很快掌握了清代官式建筑的设计规律，其成果表现为《清式营造则例》一书。这之后，他又以更大的毅力钻研宋式建筑，以艰涩难懂的宋代《营造法式》为课本，实测若干宋、辽、金、元建筑，取得精确测图和数据，再与《营造法式》相印证，终于基本厘清了宋式建筑以材分为模数的设计方法和其中所蕴含的科学成就。
梁思成先生1932年发表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就反映了他通过精密测绘并与《营造法式》相印证，初步探明宋式建筑设计规律的过程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这方面开天辟地的第一篇重要论文。这篇论文不仅一举超过了当时西方和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建筑的水平，而且就透过形式深入探讨古代建筑设计规律而言，也超过了日本学者当时对日本建筑研究的深度。
1937年，梁先生又发现了五台山佛光寺唐代大殿，这是经日本人屡次调查，印在书本上，却不识其为唐代遗构的重要古建筑。从《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到《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梁先生通过一系列对古建遗物的调查研究，把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方法发展得更为完备、严密，不仅科学地逐个分析了每个建筑的特点、成就，而且通过比较，掌握了各个时代的共性和不同时代的差异。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条件下，梁先生进行了建筑通史和《营造法式》的专门研究，并以西方读者为对象，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完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写作。
佛光寺大殿前廊，前景中三脚架旁立者为梁思成
梁思成先生研究中国建筑史不仅限于技术层面，他认为“一国一族之建筑适反鉴其物质精神，继往开来之面貌”，“建筑活动与民族文化之动向实相牵连”，“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即我民族之性格，即我艺术及思想特殊之一部，非但在其结构本身之材质方法而已”。所以，他在谈中国建筑之主要特征时，分为“结构取法及发展”和“环境思想”两大方面，把物质与技术因素和精神与社会因素相提并论。正是基于这种观点，他倾毕生精力研究建筑史，对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古代城市和建筑，他主张保护；对新的建筑，他主张有中国特色，即“中而新”。他研究古代建筑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学以致用，却导致了其晚年的困惑。
我是1956年进入梁思成先生主持的清华大学建筑系与中国科学院土木建筑研究所合办的建筑历史理论研究室工作的。初到梁先生家去报到时，他同我作了很长的谈话，说中国古代建筑是延续数千年的独立体系，创造出独特的建筑风格和相应的规划设计方法。大到城市，小到单体建筑，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取得很高的成就，需要认真地研究总结。它既是珍贵的文化遗产，也可为今后建筑借鉴。目前有条件开展空前广泛的普查和分类分项的调查研究，在已积累了很多资料的今天，比较异同、探索规律的工作也应提到日程上来，二者相辅相成，最后才能形成有史实、有理论、能总结出发展规律的建筑史著作。当时，我是初入门的学生，对他所讲并不很理解，只能谨记，但这对我以后把研究方向转入对建筑规制和规划设计方法的探索上来，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1935 年梁思成测绘河北正定隆兴寺时留影
费慰梅女士为《图像中国建筑史》的编辑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这部著作问世之后，她托友人将首批书带到广州，分寄国内友人。我至今还保留着她就此书的出版给我写来的信件。她的工作非常细致，还专门在信中对书的装帧设计加以说明，说书的封套之所以没有使用彩色照片，是因为出版社认为梁先生本人的插图都是黑白的，所以封面应该与之保持一致。她还托我向罗哲文、祁英涛、孙增蕃、王世襄等学者转达对他们为这部书的编辑出版所提供帮助的谢意。
梁思成先生以强烈的爱国热忱和严谨的科学研究，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图像中国建筑史》见证了梁先生奋力开拓中国建筑史这门学科的努力，我们要认真学习他的著作，不断发扬光大，推动中国建筑史研究不断进步。
2022年9月15日
前 言
梁思成
这本书全然不是一部完备的中国建筑史，而仅仅是试图借助若干典型实例的照片和图解来说明中国建筑结构体系的发展及其形制的演变。最初我曾打算完全不用释文，但在图纸绘成之后，又感到几句解说可能还是必要的，因此，才补写了这篇简要的文字。
中国的建筑是一种高度“有机”的结构。它完全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东西：孕育并发祥于遥远的史前时期；“发育”于汉代（约在公元开始的时候）；成熟并逞其豪劲于唐代（7—8世纪）；臻于完美醇和于宋代（11—12世纪）；然后于明代初叶（15世纪）开始显出衰老羁直之象。虽然很难说它的生命力还能保持多久，但至少在本书所述及的三十个世纪之中，这种结构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机能，而这正是从这种条理清楚的木构架的巧妙构造中产生出来的；其中每个部件的规格、形状和位置都取决于结构上的需要。所以，研究中国的建筑物首先就应剖析它的构造。正因为如此，其断面图就比其立面图更为重要。这是和研究欧洲建筑大相异趣的一个方面；也许哥特式建筑另当别论，因为它的构造对其外形的制约作用比任何别种式样的欧洲建筑都要大。
河北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平面和断面图
如今，随着钢筋混凝土和钢架结构的出现，中国建筑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局面。诚然，在中国古代建筑和最现代化的建筑之间有着某种基本的相似之处，但是，这两者能够结合起来吗？中国传统的建筑结构体系能够使用这些新材料并找到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吗？可能性是有的。但这绝不应是盲目地“仿古”，而必须有所创新。否则，中国式的建筑今后将不复存在。
对中国建筑进行全面研究，就必须涉及日本建筑。因为按正确的分类来说，某些早期的日本建筑应被认为是自中国传入的。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在这本简要的著作中只能约略地提到。
请读者不要因为本书所举的各种实例中绝大多数是佛教的庙宇、塔和墓而感到意外。须知，不论何时何地，宗教都曾是建筑创作的一个最强大的推动力量。
河南登封县少林寺初祖庵
本书所用资料，几乎全部选自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档案，其中一些曾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这个研究机构自1929年创建以来，在社长朱启钤先生和战争年代（1937—1946）中的代理社长周贻春博士的富于启发性的指导之下，始终致力于在全国系统地寻找古建筑实例，并从考古与地理学两个方面对它们加以研究。到目前为止，已对十五个省内的两百余县进行了调查，若不是战争的干扰使实地调查几乎完全停顿，我们肯定还会搜集到更多的实例。而且，当我此刻在四川省西部这个偏僻的小村中撰写本书时，由于许多资料不在手头，也使工作颇受阻碍。当营造学社迁往内地时，这些资料被留在北平。同时，书中所提及的若干实例，肯定已毁于战火。它们遭到破坏的程度，只有待对这些建筑物逐一重新调查时才能知道。
营造学社的资料，是在多次实地调查中收集而得的。这些实地调查，都是由原营造学社文献部主任，现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建筑系主任刘敦桢教授或我本人主持的。蒙他惠允我在书中引用他的某些资料，谨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我也要对我的同事、营造学社副研究员莫宗江先生致谢，我的各次实地考察几乎都有他同行；他还为本书绘制了大部分图版。
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斗拱，图中人像即为本书绘制了大部分图版的莫宗江教授
我也要感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部主任李济博士和该所副研究员石璋如先生，承他们允许我复制了安阳出土的殷墟平面图；同时对于作为中央博物院院长的李济博士，我还要感谢他允许我使用中国营造学社也曾参加的江口汉墓发掘中的某些材料。
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和同事费慰梅女士［费正清夫人］。她是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曾在中国做过广泛旅行，并参加过我的一次实地调查活动。我不仅要感谢她所做的武梁祠和朱鲔墓石室的复原工作，而且要感谢她对我的大力支持和鼓励，因而使得本书的编写工作能够大大加快。我也要感谢她在任驻重庆美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期间，百忙中抽时间耐心审读我的原稿，改正我英文上的错误。她在上述职务中为加强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二十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从在大学建筑系求学的时代起，我们就互相为对方“干苦力活”，以后，在大部分的实地调查中，她又与我做伴，有过许多重要的发现，并对众多的建筑物进行过实测和草绘。近年来，她虽罹患重病，却仍葆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她。没有她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识于四川省李庄
中国营造学社战时社址
1946年4月
译 叙
梁从诫
*本文为梁从诫先生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 年出版的汉英双语版《图像中国建筑史》所写。
先父梁思成四十多年前所著的这部书，经过父母生前挚友费慰梅女士多年的努力，历尽周折，1984年终于在美国出版了。出版后，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和好评。对于想了解中国古代建筑的西方读者来说，由中国专家直接用英文写成的这样一部书，当是一种难得的入门读物。然而，要想深入研究，只通过英文显然是不够的，在此意义上，本书的一个英汉对照本或有其特殊价值。
正如作者和编者所曾反复说明的，本书远非一部完备的中国建筑史。今天看来，书中各章不仅详略不够平衡，而且如少数民族建筑、民居建筑、园林建筑等等都未能述及。但若考虑到它是在怎样一种历史条件下写成的，也就难以苛求于前人了。
《图像中国建筑史》内文实拍
作为针对西方一般读者的普及性读物，原书使用的是一种隔行易懂的非专业性语言。善于深入浅出地解释复杂的古代中国建筑技术，是先父在学术工作中的一个特色。为了保持这一特色，译文中也有意避免过多地使用专门术语，而尽量按原文直译，再附上术语，或将后者在方括号内注出［圆括号则是英文本中原有的］。为了方便中文读者，还在方括号内作了少量其他注释。英文原书有极个别地方与作者原手稿略有出入，还有些资料，近年来已有新的研究发现，这些在译校中都已作了订正或说明，并以方括号标出。在后面的英文原作上，用边码标出了各段文字在正文中相应的页码，以便使两个文本能够互相呼应。
先父的学术著作，一向写得潇洒活泼，妙趣横生，有其独特的文风。可惜这篇译文远未能体现出这种特色。父母当年曾望子成“匠”，因为仰慕宋《营造法式》修撰者将作监李诫的业绩，命我“从诫”。不料我竟然没有考取建筑系，使他们非常失望。今天，我能有机会作为隔行勉力将本书译出，为普及中国建筑史的知识尽一份微薄的力量，父母地下有知，或许会多少感到一点安慰。
《图像中国建筑史》内文实拍
先父在母亲和莫宗江先生的协助下撰写本书的时候，正值抗日战争后期，我们全家困居于四川偏远江村，过着宿不蔽风雨、食只见菜粝的生活。他们虽尝尽贫病交加、故人寥落之苦，却仍然孜孜不倦于学术研究，陋室青灯，发奋著述。那种情景，是我童年回忆中最难忘的一页。四十年后，我译此书，也可算是对于他们当时那种艰难的生活和坚毅的精神的一种纪念吧！遗憾的是，我虽忝为“班门”之后，却愧无“弄斧”之功，译文中错误失当之处一定很多，尚请父辈学者、本行专家不吝指正。
继母林洙，十年浩劫中忠实地陪伴父亲度过了他生活中最后的，也是最悲惨的一段历程，这些年来，又为整理出版他的遗著备尝辛劳。这次正是她鼓励我翻译本书，并为我核阅译文，还和清华大学建筑系资料室的同志一道为这个汉英双语版重新提供了全套原始图片供制版之用，我对她的感激是很深的。同时我也要对建筑系资料室的有关同志表示感谢。
费慰梅女士一向对本书的汉译和在中国出版一事十分关心，几年来多次来信询问我的工作进展情况。1986年初冬，我于美国与费氏二老在他们的坎布里奇家中再次相聚。四十年前，先父就是在这栋邻近哈佛大学校园的古老小楼中把本书原稿和图纸、照片托付给费夫人的。他们和我一道，又一次深情地回忆了这段往事。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对先父母始终不渝的友谊和对中国文化事业的积极关注，不能不使我感动。
梁思成、林徽因、费慰梅（1933年摄于北平）
本书译出后，曾由出版社聘请孙增蕃先生仔细校阅，在校阅过程中，又得到陈明达先生的具体指导和帮助，解决了一些专业术语的译法问题，使译文质量得以大大提高。在此谨向他们二位表示我的衷心感谢。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为了推动中国古建筑学术研究的发展和中外学术交流，不计经济效益方面可能受到的损失，决定以最佳印制质量出版这本书，这种精神在当今出版界已不多见，这些都令我感佩。
1991年是父亲的九十诞辰，本书能够在今年出版，更有其纪念意义。
这里我还须说明，尽管这本书基本上是根据作者原稿译出的，图版也都经重新制作，但我们还是参照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的版式和部分附录。为此，我谨向这家美国出版社致意。
最后，我还要向打字员张继莲女士致谢。这份译稿几经修改，最后得以誊清完成，与她耐心、细致的劳动也是不可分的。
1987年2月于北京
1991年5月补正
*文章节选自《图像中国建筑史》（梁思成 著 梁从诫 译 三联书店202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