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先生研究中國建築史不僅限于技術層面，他認為“一國一族之建築适反鑒其物質精神，繼往開來之面貌”，“建築活動與民族文化之動向實相牽連”，“中國建築之個性乃即我民族之性格，即我藝術及思想特殊之一部，非但在其結構本身之材質方法而已”。正是基于這種觀點，他傾畢生精力研究建築史，《圖像中國建築史》見證了梁先生奮力開拓中國建築史這門學科的努力。
導 言
傅熹年
梁思成先生的英文著作《圖像中國建築史》完成于抗日戰争時期，由于種種原因，他未能看到這部著作的出版。在他逝世十多年後，他的好友費慰梅女士傾力尋找，終于實作書稿的圖文合璧，再經過她精心編輯，1984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将其印刷出版，1991年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又印出漢英雙語版，使這部具有極高學術價值的著作未被湮沒，成為研究中國古代建築極為重要的基礎性文獻。
這部著作呈現了梁思成先生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研究中國建築史所取得的重要學術成果，集中展現在中國建築結構體系的發展及其形制演變方面。中國古代文化，包括建築，延續發展數千年，從未中斷，成為世界上最長壽的文化。在長期發展中，中國古代建築逐漸形成一個具有鮮明而穩定特征的獨立建築體系。20世紀初期以來，最先對中國傳統建築感興趣的是一些外國學者。庚子之後，日本人對北京宮殿和各地著名建築做過一些調查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歐洲學者也做過一些工作。
20世紀30年代初，梁思成先生、劉敦桢先生加入中國營造學社，由于他們卓越的學術水準和辛勤的工作，中國的建築史研究很快有了飛躍發展。梁先生采取由近及遠、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方法，首先以清代的《工部工程做法》為課本，拜老工匠為師，以北京故宮和一些重要的明清官式建築為标本，刻苦鑽研，很快掌握了清代官式建築的設計規律，其成果表現為《清式營造則例》一書。這之後，他又以更大的毅力鑽研宋式建築，以艱澀難懂的宋代《營造法式》為課本，實測若幹宋、遼、金、元建築，取得精确測圖和資料，再與《營造法式》相印證，終于基本厘清了宋式建築以材分為模數的設計方法和其中所蘊含的科學成就。
梁思成先生1932年發表的《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就反映了他通過精密測繪并與《營造法式》相印證，初步探明宋式建築設計規律的過程和科學的研究方法，是這方面開天辟地的第一篇重要論文。這篇論文不僅一舉超過了當時西方和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建築的水準，而且就透過形式深入探讨古代建築設計規律而言，也超過了日本學者當時對日本建築研究的深度。
1937年，梁先生又發現了五台山佛光寺唐代大殿，這是經日本人屢次調查，印在書本上，卻不識其為唐代遺構的重要古建築。從《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到《記五台山佛光寺建築》，梁先生通過一系列對古建遺物的調查研究，把對中國古代建築的研究方法發展得更為完備、嚴密，不僅科學地逐個分析了每個建築的特點、成就，而且通過比較，掌握了各個時代的共性和不同時代的差異。正是在這個基礎之上，在抗日戰争最艱苦的條件下，梁先生進行了建築通史和《營造法式》的專門研究，并以西方讀者為對象，以圖文并茂的方式，完成了《圖像中國建築史》的寫作。
佛光寺大殿前廊，前景中三腳架旁立者為梁思成
梁思成先生研究中國建築史不僅限于技術層面，他認為“一國一族之建築适反鑒其物質精神，繼往開來之面貌”，“建築活動與民族文化之動向實相牽連”，“中國建築之個性乃即我民族之性格，即我藝術及思想特殊之一部，非但在其結構本身之材質方法而已”。是以，他在談中國建築之主要特征時，分為“結構取法及發展”和“環境思想”兩大方面，把物質與技術因素和精神與社會因素相提并論。正是基于這種觀點，他傾畢生精力研究建築史，對有曆史、文化和科學價值的古代城市和建築，他主張保護；對新的建築，他主張有中國特色，即“中而新”。他研究古代建築不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是學以緻用，卻導緻了其晚年的困惑。
我是1956年進入梁思成先生主持的清華大學建築系與中國科學院土木建築研究所合辦的建築曆史理論研究室工作的。初到梁先生家去報到時，他同我作了很長的談話，說中國古代建築是延續數千年的獨立體系，創造出獨特的建築風格和相應的規劃設計方法。大到城市，小到單體建築，都在世界上獨樹一幟，取得很高的成就，需要認真地研究總結。它既是珍貴的文化遺産，也可為今後建築借鑒。目前有條件開展空前廣泛的普查和分類分項的調查研究，在已積累了很多資料的今天，比較異同、探索規律的工作也應提到日程上來，二者相輔相成，最後才能形成有史實、有理論、能總結出發展規律的建築史著作。當時，我是初入門的學生，對他所講并不很了解，隻能謹記，但這對我以後把研究方向轉入對建築規制和規劃設計方法的探索上來，有着重要的指導作用。
1935 年梁思成測繪河北正定隆興寺時留影
費慰梅女士為《圖像中國建築史》的編輯出版傾注了大量心血。這部著作問世之後，她托友人将首批書帶到廣州，分寄國内友人。我至今還保留着她就此書的出版給我寫來的信件。她的工作非常細緻，還專門在信中對書的裝幀設計加以說明，說書的封套之是以沒有使用彩色照片，是因為出版社認為梁先生本人的插圖都是黑白的，是以封面應該與之保持一緻。她還托我向羅哲文、祁英濤、孫增蕃、王世襄等學者轉達對他們為這部書的編輯出版所提供幫助的謝意。
梁思成先生以強烈的愛國熱忱和嚴謹的科學研究，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學術遺産。《圖像中國建築史》見證了梁先生奮力開拓中國建築史這門學科的努力，我們要認真學習他的著作，不斷發揚光大，推動中國建築史研究不斷進步。
2022年9月15日
前 言
梁思成
這本書全然不是一部完備的中國建築史，而僅僅是試圖借助若幹典型執行個體的照片和圖解來說明中國建築結構體系的發展及其形制的演變。最初我曾打算完全不用釋文，但在圖紙繪成之後，又感到幾句解說可能還是必要的，是以，才補寫了這篇簡要的文字。
中國的建築是一種高度“有機”的結構。它完全是中國土生土長的東西：孕育并發祥于遙遠的史前時期；“發育”于漢代（約在公元開始的時候）；成熟并逞其豪勁于唐代（7—8世紀）；臻于完美醇和于宋代（11—12世紀）；然後于明代初葉（15世紀）開始顯出衰老羁直之象。雖然很難說它的生命力還能保持多久，但至少在本書所述及的三十個世紀之中，這種結構始終保持着自己的機能，而這正是從這種條理清楚的木構架的巧妙構造中産生出來的；其中每個部件的規格、形狀和位置都取決于結構上的需要。是以，研究中國的建築物首先就應剖析它的構造。正因為如此，其斷面圖就比其立面圖更為重要。這是和研究歐洲建築大相異趣的一個方面；也許哥特式建築另當别論，因為它的構造對其外形的制約作用比任何别種式樣的歐洲建築都要大。
河北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平面和斷面圖
如今，随着鋼筋混凝土和鋼架結構的出現，中國建築正面臨着一個嚴峻的局面。誠然，在中國古代建築和最現代化的建築之間有着某種基本的相似之處，但是，這兩者能夠結合起來嗎？中國傳統的建築結構體系能夠使用這些新材料并找到一種新的表現形式嗎？可能性是有的。但這絕不應是盲目地“仿古”，而必須有所創新。否則，中國式的建築今後将不複存在。
對中國建築進行全面研究，就必須涉及日本建築。因為按正确的分類來說，某些早期的日本建築應被認為是自中國傳入的。但是，關于這個問題，在這本簡要的著作中隻能約略地提到。
請讀者不要因為本書所舉的各種執行個體中絕大多數是佛教的廟宇、塔和墓而感到意外。須知，不論何時何地，宗教都曾是建築創作的一個最強大的推動力量。
河南登封縣少林寺初祖庵
本書所用資料，幾乎全部選自中國營造學社的學術檔案，其中一些曾發表于《中國營造學社彙刊》。這個研究機構自1929年建立以來，在社長朱啟钤先生和戰争年代（1937—1946）中的代理社長周贻春博士的富于啟發性的指導之下，始終緻力于在全國系統地尋找古建築執行個體，并從考古與地理學兩個方面對它們加以研究。到目前為止，已對十五個省内的兩百餘縣進行了調查，若不是戰争的幹擾使實地調查幾乎完全停頓，我們肯定還會搜集到更多的執行個體。而且，當我此刻在四川省西部這個偏僻的小村中撰寫本書時，由于許多資料不在手頭，也使工作頗受阻礙。當營造學社遷往内地時，這些資料被留在北平。同時，書中所提及的若幹執行個體，肯定已毀于戰火。它們遭到破壞的程度，隻有待對這些建築物逐一重新調查時才能知道。
營造學社的資料，是在多次實地調查中收集而得的。這些實地調查，都是由原營造學社文獻部主任，現中央大學工學院院長、建築系主任劉敦桢教授或我本人主持的。蒙他惠允我在書中引用他的某些資料，謹在此表示深切的謝意。我也要對我的同僚、營造學社副研究員莫宗江先生緻謝，我的各次實地考察幾乎都有他同行；他還為本書繪制了大部分圖版。
山西應縣佛宮寺木塔鬥拱，圖中人像即為本書繪制了大部分圖版的莫宗江教授
我也要感謝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考古部主任李濟博士和該所副研究員石璋如先生，承他們允許我複制了安陽出土的殷墟平面圖；同時對于作為中央博物院院長的李濟博士，我還要感謝他允許我使用中國營造學社也曾參加的江口漢墓發掘中的某些材料。
我還要感謝我的朋友和同僚費慰梅女士［費正清夫人］。她是中國營造學社的成員，曾在中國做過廣泛旅行，并參加過我的一次實地調查活動。我不僅要感謝她所做的武梁祠和朱鲔墓石室的複原工作，而且要感謝她對我的大力支援和鼓勵，因而使得本書的編寫工作能夠大大加快。我也要感謝她在任駐重慶美國大使館文化參贊期間，百忙中抽時間耐心審讀我的原稿，改正我英文上的錯誤。她在上述職務中為加強中美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做出了極有價值的貢獻。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妻子、同僚和舊日的同窗林徽因。二十多年來，她在我們共同的事業中不懈地貢獻着力量。從在大學建築系求學的時代起，我們就互相為對方“幹苦力活”，以後，在大部分的實地調查中，她又與我做伴，有過許多重要的發現，并對衆多的建築物進行過實測和草繪。近年來，她雖罹患重病，卻仍葆其天賦的機敏與堅毅；在戰争時期的艱難日子裡，營造學社的學術精神和士氣得以維持，主要應歸功于她。沒有她的合作與啟迪，無論是本書的撰寫，還是我對中國建築的任何一項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識于四川省李莊
中國營造學社戰時社址
1946年4月
譯 叙
梁從誡
*本文為梁從誡先生為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91 年出版的漢英雙語版《圖像中國建築史》所寫。
先父梁思成四十多年前所著的這部書，經過父母生前摯友費慰梅女士多年的努力，曆盡周折，1984年終于在美國出版了。出版後，受到各方面的重視和好評。對于想了解中國古代建築的西方讀者來說，由中國專家直接用英文寫成的這樣一部書，當是一種難得的入門讀物。然而，要想深入研究，隻通過英文顯然是不夠的，在此意義上，本書的一個英漢對照本或有其特殊價值。
正如作者和編者所曾反複說明的，本書遠非一部完備的中國建築史。今天看來，書中各章不僅詳略不夠平衡，而且如少數民族建築、民居建築、園林建築等等都未能述及。但若考慮到它是在怎樣一種曆史條件下寫成的，也就難以苛求于前人了。
《圖像中國建築史》内文實拍
作為針對西方一般讀者的普及性讀物，原書使用的是一種隔行易懂的非專業性語言。善于深入淺出地解釋複雜的古代中國建築技術，是先父在學術工作中的一個特色。為了保持這一特色，譯文中也有意避免過多地使用專門術語，而盡量按原文直譯，再附上術語，或将後者在方括号内注出［圓括号則是英文本中原有的］。為了友善中文讀者，還在方括号内作了少量其他注釋。英文原書有極個别地方與作者原手稿略有出入，還有些資料，近年來已有新的研究發現，這些在譯校中都已作了訂正或說明，并以方括号标出。在後面的英文原作上，用邊碼标出了各段文字在正文中相應的頁碼，以便使兩個文本能夠互相呼應。
先父的學術著作，一向寫得潇灑活潑，妙趣橫生，有其獨特的文風。可惜這篇譯文遠未能展現出這種特色。父母當年曾望子成“匠”，因為仰慕宋《營造法式》修撰者将作監李誡的業績，命我“從誡”。不料我竟然沒有考取建築系，使他們非常失望。今天，我能有機會作為隔行勉力将本書譯出，為普及中國建築史的知識盡一份微薄的力量，父母地下有知，或許會多少感到一點安慰。
《圖像中國建築史》内文實拍
先父在母親和莫宗江先生的協助下撰寫本書的時候，正值抗日戰争後期，我們全家困居于四川偏遠江村，過着宿不蔽風雨、食隻見菜粝的生活。他們雖嘗盡貧病交加、故人寥落之苦，卻仍然孜孜不倦于學術研究，陋室青燈，發奮著述。那種情景，是我童年回憶中最難忘的一頁。四十年後，我譯此書，也可算是對于他們當時那種艱難的生活和堅毅的精神的一種紀念吧！遺憾的是，我雖忝為“班門”之後，卻愧無“弄斧”之功，譯文中錯誤失當之處一定很多，尚請父輩學者、本行專家不吝指正。
繼母林洙，十年浩劫中忠實地陪伴父親度過了他生活中最後的，也是最悲慘的一段曆程，這些年來，又為整理出版他的遺著備嘗辛勞。這次正是她鼓勵我翻譯本書，并為我核閱譯文，還和清華大學建築系資料室的同志一道為這個漢英雙語版重新提供了全套原始圖檔供制版之用，我對她的感激是很深的。同時我也要對建築系資料室的有關同志表示感謝。
費慰梅女士一向對本書的漢譯和在中國出版一事十分關心，幾年來多次來信詢問我的工作進展情況。1986年初冬，我于美國與費氏二老在他們的坎布裡奇家中再次相聚。四十年前，先父就是在這棟鄰近哈佛大學校園的古老小樓中把本書原稿和圖紙、照片托付給費夫人的。他們和我一道，又一次深情地回憶了這段往事。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們對先父母始終不渝的友誼和對中國文化事業的積極關注，不能不使我感動。
梁思成、林徽因、費慰梅（1933年攝于北平）
本書譯出後，曾由出版社聘請孫增蕃先生仔細校閱，在校閱過程中，又得到陳明達先生的具體指導和幫助，解決了一些專業術語的譯法問題，使譯文品質得以大大提高。在此謹向他們二位表示我的衷心感謝。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為了推動中國古建築學術研究的發展和中外學術交流，不計經濟效益方面可能受到的損失，決定以最佳印制品質出版這本書，這種精神在當今出版界已不多見，這些都令我感佩。
1991年是父親的九十誕辰，本書能夠在今年出版，更有其紀念意義。
這裡我還須說明，盡管這本書基本上是根據作者原稿譯出的，圖版也都經重新制作，但我們還是參照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的版式和部分附錄。為此，我謹向這家美國出版社緻意。
最後，我還要向打字員張繼蓮女士緻謝。這份譯稿幾經修改，最後得以謄清完成，與她耐心、細緻的勞動也是不可分的。
1987年2月于北京
1991年5月補正
*文章節選自《圖像中國建築史》（梁思成 著 梁從誡 譯 三聯書店202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