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国庆期间，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日本教育考察团走进东京大学，与佐藤学先生及东京学者进行交流
任何国家的教育都不是孤立的。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教育方针、课程设置、教学形式……都与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社会特点、经济发展、生活方式等因素相联系，并适应于该国的国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教育是不可学的。
但只要是这个地球上的教育，那么无论哪个国家，总有与人类共同价值相通的要素，总有与人的天性相吻合的追求，比如爱心、个性、尊重、公平、正义、自由……这些是超越国度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教育是可学的。
关键是“学什么”和“怎么学”。
关于日本教育的见闻，我已经说得很多了。今天，我还想补充说说我所见到的一些小事和细节，以及由这些小事和细节带给我的思考。
李镇西老师和杨东平老师在日本教育考察期间留影
刻板的规定
10月4日上午，我和另外四位老师被安排去参观伊奈园中学。
我感到很奇怪，怎么只有五位老师去参观该校呢？这次在日本负责领队的中国朋友说，该校只接受五位老师参观。头天晚上，原计划去伊奈园中学参观的一位女教师身体不好，无法前往。我马上就建议，让詹大年补上这个名额。
当时我认为，杨东平老师理所当然应该在五位参观老师的名单之列，但第二天早晨上车时，我没看到杨东平老师，便问：“为什么没有杨东平老师呢？”领队朋友说，是随机抽的五位老师。
那不行，我们这个团队怎么能够没有杨老师呢？我说：“多加一个应该问题不大。”于是，杨老师也上我们的车。
就这样，替换了一个，增加了一个。我们出发了。
车开出去不远，接到领队朋友电话，说：“替换了一个，增加了一个，绝对不行。要严格遵守事先提供的名单。如果有人生病，缺就缺了，不能替补，更不能增加。”
于是，车只好调头，将杨东平和詹大年两位老师送回酒店。
朋友给我解释说：“一切按约定办，说五个就五个，说是谁就是谁。不能中途改变。在日本，这就是规则，否则人家会认为你不靠谱，不守信用。”
我的天！在中国，随机应变，一切都好商量。不就是换了一个人又多一个人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怎么到了日本就这么“上纲上线”？
不过就是参观学校嘛！后来到了伊奈园中学，我看他们的接待室很宽敞，他们也没请我们吃饭什么的，临时增加一个人为什么就不行呢？实在是刻板！如果国家之间的外交往来，或公司之间的商业合作，严格遵守规则或约定是没错的。但对学校的一次参观，也如此煞有介事，我觉得有些荒唐。
这件事我认为校方“遵守规则”没错，我们“擅自改变”也没错。是双方观念和习俗的错位。
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日本教育考察团走访（东京）王子小学“吝啬”的校长
我们去参观学校前，还在大巴上领队就提醒我们：“每位老师别忘记拿一瓶水啊！学校是没有水的。”
所以，每次我们进学校，手里都拿着一瓶水。这是们访学校的常态。
也有例外，在王子小学，接待我们的教室里有瓶装的茶；在伊奈园中学，还有饼干。我们都很意外。
可是，在中国我们不会意外，觉得是理所当然。接待客人怎么可能不准备茶水呢？不但有茶水，连笔记本和笔都准备好了，还有水果糕点等茶歇，有时候水果和糕点直接就放在客人座位面前的桌上。
至于中午请我们吃饭就更不会了。虽然在国内，参观人多的时候，学校也不太可能请参观者吃饭，不过带队的领导往往会受邀和校长一起共进午餐。在日本，无论人多人少，被请吃饭，想都别想。人家的思维很简单：你是来学术交流的，又不是来吃饭的。
同样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在这一点上却很西化，没有东方民族应有的“人情味”，也“脱亚入欧”了。
不过，我对此表示赞赏。访学是访学，吃饭是吃饭，各不相干，清爽利落。
我们往往把二者拉扯到一块，学术与人情纠缠不清。不好。
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日本教育考察团走访（东京）静冈的小学土气的校园
每次到学校换鞋时，我还是嫌麻烦。先脱下自己的鞋，再找柜子放进去，还得记住哪个柜子，然后将拖鞋换上。不过，既然是人家的习俗，我们还是应该尊重并入乡随俗。
因为所有学生和老师进校都穿拖鞋，所以至少学校的教学区内，包括教室和楼道的确干干净净。
但是，进了学校看到依然是泥土的操场时，我便想，孩子们在操场上奔跑时，尘土飞扬，同样不卫生啊！
对了，曾有人问我，日本所有学校都必须换成拖鞋才能进去，那么学生上体育课怎么办？我这里顺便解释一下，上体育课，孩子们会换上运动鞋。
为什么日本的中小学不像中国的中小学一样，把操场都搞成塑胶操场或水泥操场呢？难道他们不如我们有钱吗？
同行的詹大年曾经问一位校长：“为什么是土操场呢？是不是土操场比水泥操场或者塑胶操场更有优势？”我们都以为校长会大谈土操场的种种好处，没想到他的回答非常简单：“从来就是土操场呀！”
他可能倒觉得我们问得很奇怪。
日本的中小学校园干净而朴素。这里的“朴素”，主要是指环境的清爽，无论是校门口还是教学楼，所有的墙上都没有任何标语口号。你就看不到他们所彰显的“教育理念”“培养目标”“办学特色”。校园里也没有展示教学成果、师生风采、领导关怀的橱窗，更没有“国家级示范校”“国家科研课题实验基地”“篮球项目特色学校”等牌匾。
日本的中小学校园，连国旗都没有，他们也不搞升旗仪式。当然，中日国情不同，这点，不值得我们学习。
那天我们团里有一位年轻教师在大巴上讨论时，用了“他们的校园文化建设”的表述，我当即纠正道：“日本学校根本就没有‘校园文化建设’的概念！”
其实，他们是有教育理念的，只是没上墙。
于是，整个校园便很清爽。
这点，值得我们学习。
丢失的女包
因为没有安排任何旅游活动，连团里的美女们逛街都只有利用晚饭后的时间。
那天晚上，李雅蕾出了地铁站发现自己的包没了，略加回忆才想起，是换乘地铁去卫生间，把包忘在里面了。
她马上又坐地铁返回去，找到那个卫生间，却没发现自己的包。
雅蕾非常沮丧，茫然不知所措。这么晚了，该去找谁？
这时走过来一位漂亮的日本姑娘，她看到了雅蕾的表情，便用日语加英语问雅蕾：“有什么需要帮助吗？”
雅蕾用蹩脚的英语告诉了她事情的大概。日本姑娘的表情立刻变得着急起来，比雅蕾还着急，好像是她丢了包。她马上说：“跟我走！”便带着雅蕾来到警室，急促而细致向警员诉说情况。看到警员理解了意思，并看到他在迅速联系总控，日本姑娘才放心地离开了。
警员大概问了一下包包的特点，并希望能提供照片给他看看。然后，他放下电话就带着雅蕾一路小跑，来到了总控室。
雅蕾终于看到了她丢失的包。它装在一个崭新的透明塑料口袋里，袋口还做了密封处理。那一刻，雅蕾很感动，因为重回手中的包，如同在商品柜台崭新时的样子。
其实，这样拾金不昧的故事，在中国也不少见。但发生在我们从小就被告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冷冰冰的金钱关系”的资本主义社会，于是便感到有些意外了。
雅蕾说那位过路的日本姑娘时，特别感动：“她当时比我还着急啊！”
从这个普通的日本姑娘身上，我们至少看到了一部分日本人的善良。
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日本教育考察团与日本东京拍照的风波
那天参观砂町小学时，校长亲自到校门口迎接我们，这让我们有些受宠若惊。根据几天的经历，能够来一个中层干部就不错了。
但我们被安排到一间教室后，校长却迟迟没有跟上来。
不一会儿翻译过来了，他没明说，但从他近乎自言自语的几句话中，我明白了，可能是拍照让校长不高兴了。当然，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严重，校长不至于生气，但我们让学校感到了为难，这是确实的。
其实，我们进校之前已经被提醒过，说在日本的学校不能对着孩子拍照。因此我们很注意了。但翻译说，墙上的字也不能拍，因为有可能墙上有些文字有孩子的姓名，我们拍照会泄露孩子的隐私。
领队还说，只要有一位家长举报，我们以后的整个行程都可能被取消，还可能吃官司。
我们一下就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这是在日本，不是在中国。
过了一会儿，校长来了，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他给我们介绍学校的情况时，脸上一直比较严肃。直到后来在提问和回答环节，他的表情才逐渐舒缓起来。
活动结束时，我在致辞中特意就拍照的事向学校表达了歉意。他笑着很大度地挥手，大概是说“没关系没关系”。
在接下来的参观中，我们一直非常小心谨慎，我再也不拍照。校方理解我们的心情，同意我们确定一位老师代表大家拍照，但反复叮嘱：最好不要对着孩子的方向拍照，哪怕你是拍孩子上方的教学楼，但孩子会误以为你在拍他；绝对不能拍孩子，后脑勺也不能拍；绝对不能拍墙上凡是有文字的内容，因为有可能涉及孩子的姓名。
这么有限地被允许拍照后，还要对我们反复叮嘱：“绝对不能将这些即使没有孩子信息的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或其他社交媒体！”
尽管当时心里不太舒服——其实主要还是不适应，现在想起来，保护儿童的隐私是应该的。中国就是太不注意了，这点，我们可以向日本学习。
陈旧的话筒
我们参观静冈县教育委员会时，对方为了表示隆重，是将活动安排在静冈县厅（相当于中国的省政府总部大楼）最好的接待大厅举行的。
但所谓“最好的接待大厅”，除了空间格外宽阔高大之外，里面的桌凳等设备实在是简陋无比，与“省政府大楼”的“规格”很不相称。长条桌和凳子都很陈旧，包括主席台的桌子也很简陋。
我们当然显得“很大度”，做出“毫不计较”的样子坐下来和他们交流。
当静冈县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教育委员长”的称呼比起我们的“省教委主任”或“省教育厅厅长”，感觉级别高多了，呵呵）池上先生发表致辞时，他手中话筒传出的声音却时有时无，话筒明显有问题。他装作没有意识到，我们当然也假装听得很清楚。
委员长致辞完毕时，杨东平教授代表我们致辞。杨教授照例以他沉稳从容、不疾不徐的风格发表致辞。可没讲几句，话筒彻底没有声音了。而音响设备的电流声却响起了，持续不断。
旁边的工作人员敲敲音箱，又敲敲话筒，如是者三，如是者四……都没用。杨教授站在原地，听任电流声音“呲呲”地叫着，很有涵养地静候佳音，显得更淡定自如了。
既然德高望重的杨东平教授都如此面不改色心不跳，坐在下面的我们就更加不焦不躁了，我们稳如泰山，静静地等待设备修好。关键是日方所有人，好像比我们还镇定，似乎这是很正常的，似乎他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好几分钟以后，设备修好了，话筒有声音了。杨教授浑厚低沉的声音再次回荡在空旷的大厅。
这当然是不应该出现的事故——是的，放在中国，在接待外宾的重要场合居然出现这种低级的故障，应该算得上“事故”甚至“政治事故”了。
将其定性为“政治事故”显然过分了，但无论官员还是工作人员如此漫不经心地对待这次故障，说明他们在工作上还是不够用心。
我们可以说他们对设备漫不经心，对细节考虑不周；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日本电器世界领先，他们省政府大厅的电器则是如此陈旧，“能用就将就用”。
我想到这几天我们参观的所有学校，教师的信息技术装备都很落后，我没看到一间教室有一体机，大多数就是普通的黑白，部分教里看到有投影仪。总之，在信息技术的运用上，日本比中国差了不只一个档次。
难道是因为他们缺钱缺装备缺技术吗？
不过，接待外宾的准备工作如此不充分，连话筒都出问题，无论如何还是不应该。
《日本教育考察》的系列文章已到尾声，我还想发表一点感慨。
这次从国内出发前，我们就估计此行教育考察会让一些同胞不爽，但我们因为爱国而出国，光明磊落，堂堂正正，为什么要看别人的脸色？
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是，我以为我会遭到一些“爱国者”的“群殴”，结果没有。真正在镇西茶馆留言中骂我的人不多，就那么两三个吧（我当然毫不客气拉黑了）！看来，镇西茶馆的朋友们素质是比较高的。但也有一些朋友对我去日本考察教育表示出不理解。我多次说过，我爷爷参加过抗战，我对学生进行过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恶的教育，我也知道现在中日两国不和，但我依然认为，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上一切国家的长处，中国都应该学习。
从1853年开始，170年来，日本这个民族 “屈辱”地接受西方“强加”给自己物质文明（黑船事件）和政治文明（二战后被麦克阿瑟改造），最后赢得了一个民族的崛起。
当然，“黑船事件”带来的还不仅仅是“物质文明”，也引导了日本走向现代文明的趋势。因为“黑船事件”引导日本走向了明治维新，而明治维新带来了日本的现代化，打赢了两次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于是他们开始头脑膨胀发昏，发展到罪恶军国主义，发动了所谓“大东亚圣战”，不但全面侵华，而且也给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带来灾难，最后走向了自我毁灭。
二战战败后，日本痛定思痛，经过政治体制改革，走到了今天。
这是一个复杂的国家，一个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国家，但也是一个值得中国学习的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对中国而言，既有经济输血、技术输出的援助——四十年来，日本援助中国超300亿美元，这里的援助包括有偿援助（即低息贷款）和无偿援助（即赠予），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有“战争赔款”的意思，但日本的援助是自愿的；又有否定侵华、围堵中国的敌意——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激化钓鱼岛争端、修宪和扩充自卫队（当然，这不仅仅是针对中国）、干涉中国主权、南海军演、核污水事件……可以说，百余年来的中日两国一直“爱恨交织”。
但即使目前日本对中国更多的是“恨”而非“爱”，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放弃对日本长处的学习，包括教育。
我这是第三次去日本了，前两次去不是考察教育而是纯粹的旅游。但即使那两次与教育无关的日本旅行，我也很自然地想到教育，想到百年来的中日关系，想到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日本。
2018年2月，我在日本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民族的自信与智慧，有时候恰恰体现在勇于并善于向自己的对手学习》
文中有几段话，我引用于此，作为对我整个《日本教育考察》系列文章的结尾——
1894年，中日爆发了甲午海战，此役最后以中国的惨败、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而告终。整个中华民族因此而蒙受奇耻大辱，并感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然而，恰恰是那一代有志有识之士——除了周恩来和鲁迅，还有后来成为国共两党领袖人物的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蒋介石、李达、李汉俊、董必武、何应钦、白崇禧等人，他们东渡日本，向刚刚给过自己国家以沉重打击的敌国学习，这是怎样的胸襟，怎样的远见？
若是在今天，聂耳、周恩来等人如此“亲日”，很可能会被一些人骂为“汉奸”；学习之余，他们还游览欣赏日本的自然风景，写下赞美的诗文；这事放在今天，估计又会被一些“爱国者”质疑：“中国那么大，世界那么大，为什么要欣赏日本的风景呢？”
然而，谱写出激越豪迈的抗日号角——《义勇军进行曲》的聂耳、1936年12月代表中共去西安同蒋介石谈判最后促成国共联合抗日的周恩来，还有我上面列举的那么多的中国现代名人，后来都成为抗日阵营中坚定不屈的中坚，他们当初主动和日本的交往、向敌人学习，恰恰证明了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2023年10月13日来源：镇西茶馆
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日本教育考察团”第二期
2024年1月28日（腊月十八）——2024年2月4日（腊月二十五），共8天7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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