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國慶期間，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日本教育考察團走進東京大學，與佐藤學先生及東京學者進行交流
任何國家的教育都不是孤立的。一個國家的教育體制、教育方針、課程設定、教學形式……都與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文化傳統、社會特點、經濟發展、生活方式等因素相聯系，并适應于該國的國情。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教育是不可學的。
但隻要是這個地球上的教育，那麼無論哪個國家，總有與人類共同價值相通的要素，總有與人的天性相吻合的追求，比如愛心、個性、尊重、公平、正義、自由……這些是超越國度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教育是可學的。
關鍵是“學什麼”和“怎麼學”。
關于日本教育的見聞，我已經說得很多了。今天，我還想補充說說我所見到的一些小事和細節，以及由這些小事和細節帶給我的思考。
李鎮西老師和楊東平老師在日本教育考察期間留影
刻闆的規定
10月4日上午，我和另外四位老師被安排去參觀伊奈園中學。
我感到很奇怪，怎麼隻有五位老師去參觀該校呢？這次在日本負責領隊的中國朋友說，該校隻接受五位老師參觀。頭天晚上，原計劃去伊奈園中學參觀的一位女教師身體不好，無法前往。我馬上就建議，讓詹大年補上這個名額。
當時我認為，楊東平老師理所當然應該在五位參觀老師的名單之列，但第二天早晨上車時，我沒看到楊東平老師，便問：“為什麼沒有楊東平老師呢？”領隊朋友說，是随機抽的五位老師。
那不行，我們這個團隊怎麼能夠沒有楊老師呢？我說：“多加一個應該問題不大。”于是，楊老師也上我們的車。
就這樣，替換了一個，增加了一個。我們出發了。
車開出去不遠，接到領隊朋友電話，說：“替換了一個，增加了一個，絕對不行。要嚴格遵守事先提供的名單。如果有人生病，缺就缺了，不能替補，更不能增加。”
于是，車隻好調頭，将楊東平和詹大年兩位老師送回酒店。
朋友給我解釋說：“一切按約定辦，說五個就五個，說是誰就是誰。不能中途改變。在日本，這就是規則，否則人家會認為你不靠譜，不守信用。”
我的天！在中國，随機應變，一切都好商量。不就是換了一個人又多一個人嗎？有什麼大不了的？怎麼到了日本就這麼“上綱上線”？
不過就是參觀學校嘛！後來到了伊奈園中學，我看他們的接待室很寬敞，他們也沒請我們吃飯什麼的，臨時增加一個人為什麼就不行呢？實在是刻闆！如果國家之間的外交往來，或公司之間的商業合作，嚴格遵守規則或約定是沒錯的。但對學校的一次參觀，也如此煞有介事，我覺得有些荒唐。
這件事我認為校方“遵守規則”沒錯，我們“擅自改變”也沒錯。是雙方觀念和習俗的錯位。
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日本教育考察團走訪（東京）王子國小“吝啬”的校長
我們去參觀學校前，還在大巴上領隊就提醒我們：“每位老師别忘記拿一瓶水啊！學校是沒有水的。”
是以，每次我們進學校，手裡都拿着一瓶水。這是們訪學校的常态。
也有例外，在王子國小，接待我們的教室裡有瓶裝的茶；在伊奈園中學，還有餅幹。我們都很意外。
可是，在中國我們不會意外，覺得是理所當然。接待客人怎麼可能不準備茶水呢？不但有茶水，連筆記本和筆都準備好了，還有水果糕點等茶歇，有時候水果和糕點直接就放在客人座位面前的桌上。
至于中午請我們吃飯就更不會了。雖然在國内，參觀人多的時候，學校也不太可能請參觀者吃飯，不過帶隊的上司往往會受邀和校長一起共進午餐。在日本，無論人多人少，被請吃飯，想都别想。人家的思維很簡單：你是來學術交流的，又不是來吃飯的。
同樣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日本，在這一點上卻很西化，沒有東方民族應有的“人情味”，也“脫亞入歐”了。
不過，我對此表示贊賞。訪學是訪學，吃飯是吃飯，各不相幹，清爽利落。
我們往往把二者拉扯到一塊，學術與人情糾纏不清。不好。
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日本教育考察團走訪（東京）靜岡的國小土氣的校園
每次到學校換鞋時，我還是嫌麻煩。先脫下自己的鞋，再找櫃子放進去，還得記住哪個櫃子，然後将拖鞋換上。不過，既然是人家的習俗，我們還是應該尊重并入鄉随俗。
因為所有學生和老師進校都穿拖鞋，是以至少學校的教學區内，包括教室和樓道的确幹幹淨淨。
但是，進了學校看到依然是泥土的操場時，我便想，孩子們在操場上奔跑時，塵土飛揚，同樣不衛生啊！
對了，曾有人問我，日本所有學校都必須換成拖鞋才能進去，那麼學生上體育課怎麼辦？我這裡順便解釋一下，上體育課，孩子們會換上運動鞋。
為什麼日本的中國小不像中國的中國小一樣，把操場都搞成塑膠操場或水泥操場呢？難道他們不如我們有錢嗎？
同行的詹大年曾經問一位校長：“為什麼是土操場呢？是不是土操場比水泥操場或者塑膠操場更有優勢？”我們都以為校長會大談土操場的種種好處，沒想到他的回答非常簡單：“從來就是土操場呀！”
他可能倒覺得我們問得很奇怪。
日本的中國小校園幹淨而樸素。這裡的“樸素”，主要是指環境的清爽，無論是校門口還是教學樓，所有的牆上都沒有任何智語口号。你就看不到他們所彰顯的“教育理念”“培養目标”“辦學特色”。校園裡也沒有展示教學成果、師生風采、上司關懷的櫥窗，更沒有“國家級示範校”“國家科研課題實驗基地”“籃球項目特色學校”等牌匾。
日本的中國小校園，連國旗都沒有，他們也不搞升旗儀式。當然，中日國情不同，這點，不值得我們學習。
那天我們團裡有一位年輕教師在大巴上讨論時，用了“他們的校園文化建設”的表述，我當即糾正道：“日本學校根本就沒有‘校園文化建設’的概念！”
其實，他們是有教育理念的，隻是沒上牆。
于是，整個校園便很清爽。
這點，值得我們學習。
丢失的女包
因為沒有安排任何旅遊活動，連團裡的美女們逛街都隻有利用晚飯後的時間。
那天晚上，李雅蕾出了地鐵站發現自己的包沒了，略加回憶才想起，是換乘地鐵去衛生間，把包忘在裡面了。
她馬上又坐地鐵傳回去，找到那個衛生間，卻沒發現自己的包。
雅蕾非常沮喪，茫然不知所措。這麼晚了，該去找誰？
這時走過來一位漂亮的日本姑娘，她看到了雅蕾的表情，便用日語加英語問雅蕾：“有什麼需要幫助嗎？”
雅蕾用蹩腳的英語告訴了她事情的大概。日本姑娘的表情立刻變得着急起來，比雅蕾還着急，好像是她丢了包。她馬上說：“跟我走！”便帶着雅蕾來到警室，急促而細緻向警員訴說情況。看到警員了解了意思，并看到他在迅速聯系總控，日本姑娘才放心地離開了。
警員大概問了一下包包的特點，并希望能提供照片給他看看。然後，他放下電話就帶着雅蕾一路小跑，來到了總控室。
雅蕾終于看到了她丢失的包。它裝在一個嶄新的透明塑膠口袋裡，袋口還做了密封處理。那一刻，雅蕾很感動，因為重回手中的包，如同在商品櫃台嶄新時的樣子。
其實，這樣拾金不昧的故事，在中國也不少見。但發生在我們從小就被告知“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冷冰冰的金錢關系”的資本主義社會，于是便感到有些意外了。
雅蕾說那位過路的日本姑娘時，特别感動：“她當時比我還着急啊！”
從這個普通的日本姑娘身上，我們至少看到了一部分日本人的善良。
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日本教育考察團與日本東京拍照的風波
那天參觀砂町國小時，校長親自到校門口迎接我們，這讓我們有些受寵若驚。根據幾天的經曆，能夠來一個中層幹部就不錯了。
但我們被安排到一間教室後，校長卻遲遲沒有跟上來。
不一會兒翻譯過來了，他沒明說，但從他近乎自言自語的幾句話中，我明白了，可能是拍照讓校長不高興了。當然，也沒有我想象的那麼嚴重，校長不至于生氣，但我們讓學校感到了為難，這是确實的。
其實，我們進校之前已經被提醒過，說在日本的學校不能對着孩子拍照。是以我們很注意了。但翻譯說，牆上的字也不能拍，因為有可能牆上有些文字有孩子的姓名，我們拍照會洩露孩子的隐私。
領隊還說，隻要有一位家長舉報，我們以後的整個行程都可能被取消，還可能吃官司。
我們一下就感到了事情的嚴重性。這是在日本，不是在中國。
過了一會兒，校長來了，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他給我們介紹學校的情況時，臉上一直比較嚴肅。直到後來在提問和回答環節，他的表情才逐漸舒緩起來。
活動結束時，我在緻辭中特意就拍照的事向學校表達了歉意。他笑着很大度地揮手，大概是說“沒關系沒關系”。
在接下來的參觀中，我們一直非常小心謹慎，我再也不拍照。校方了解我們的心情，同意我們确定一位老師代表大家拍照，但反複叮囑：最好不要對着孩子的方向拍照，哪怕你是拍孩子上方的教學樓，但孩子會誤以為你在拍他；絕對不能拍孩子，後腦勺也不能拍；絕對不能拍牆上凡是有文字的内容，因為有可能涉及孩子的姓名。
這麼有限地被允許拍照後，還要對我們反複叮囑：“絕對不能将這些即使沒有孩子資訊的照片發到微信朋友圈或其他社交媒體！”
盡管當時心裡不太舒服——其實主要還是不适應，現在想起來，保護兒童的隐私是應該的。中國就是太不注意了，這點，我們可以向日本學習。
陳舊的話筒
我們參觀靜岡縣教育委員會時，對方為了表示隆重，是将活動安排在靜岡縣廳（相當于中國的省政府總部大樓）最好的接待大廳舉行的。
但所謂“最好的接待大廳”，除了空間格外寬闊高大之外，裡面的桌凳等裝置實在是簡陋無比，與“省政府大樓”的“規格”很不相稱。長條桌和凳子都很陳舊，包括主席台的桌子也很簡陋。
我們當然顯得“很大度”，做出“毫不計較”的樣子坐下來和他們交流。
當靜岡縣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教育委員長”的稱呼比起我們的“省教委主任”或“省教育廳廳長”，感覺級别高多了，呵呵）池上先生發表緻辭時，他手中話筒傳出的聲音卻時有時無，話筒明顯有問題。他裝作沒有意識到，我們當然也假裝聽得很清楚。
委員長緻辭完畢時，楊東平教授代表我們緻辭。楊教授照例以他沉穩從容、不疾不徐的風格發表緻辭。可沒講幾句，話筒徹底沒有聲音了。而音響裝置的電流聲卻響起了，持續不斷。
旁邊的從業人員敲敲音箱，又敲敲話筒，如是者三，如是者四……都沒用。楊教授站在原地，聽任電流聲音“呲呲”地叫着，很有涵養地靜候佳音，顯得更淡定自如了。
既然德高望重的楊東平教授都如此面不改色心不跳，坐在下面的我們就更加不焦不躁了，我們穩如泰山，靜靜地等待裝置修好。關鍵是日方所有人，好像比我們還鎮定，似乎這是很正常的，似乎他們經常遇到這種情況。
好幾分鐘以後，裝置修好了，話筒有聲音了。楊教授渾厚低沉的聲音再次回蕩在空曠的大廳。
這當然是不應該出現的事故——是的，放在中國，在接待外賓的重要場合居然出現這種低級的故障，應該算得上“事故”甚至“政治事故”了。
将其定性為“政治事故”顯然過分了，但無論官員還是從業人員如此漫不經心地對待這次故障，說明他們在工作上還是不夠用心。
我們可以說他們對裝置漫不經心，對細節考慮不周；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日本電器世界領先，他們省政府大廳的電器則是如此陳舊，“能用就将就用”。
我想到這幾天我們參觀的所有學校，教師的資訊技術裝備都很落後，我沒看到一間教室有一體機，大多數就是普通的黑白，部分教裡看到有投影儀。總之，在資訊技術的運用上，日本比中國差了不隻一個檔次。
難道是因為他們缺錢缺裝備缺技術嗎？
不過，接待外賓的準備工作如此不充分，連話筒都出問題，無論如何還是不應該。
《日本教育考察》的系列文章已到尾聲，我還想發表一點感慨。
這次從國内出發前，我們就估計此行教育考察會讓一些同胞不爽，但我們因為愛國而出國，光明磊落，堂堂正正，為什麼要看别人的臉色？
有點出乎我的意料是，我以為我會遭到一些“愛國者”的“群毆”，結果沒有。真正在鎮西茶館留言中罵我的人不多，就那麼兩三個吧（我當然毫不客氣拉黑了）！看來，鎮西茶館的朋友們素質是比較高的。但也有一些朋友對我去日本考察教育表示出不了解。我多次說過，我爺爺參加過抗戰，我對學生進行過牢記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罪惡的教育，我也知道現在中日兩國不和，但我依然認為，對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上一切國家的長處，中國都應該學習。
從1853年開始，170年來，日本這個民族 “屈辱”地接受西方“強加”給自己物質文明（黑船事件）和政治文明（二戰後被麥克阿瑟改造），最後赢得了一個民族的崛起。
當然，“黑船事件”帶來的還不僅僅是“物質文明”，也引導了日本走向現代文明的趨勢。因為“黑船事件”引導日本走向了明治維新，而明治維新帶來了日本的現代化，打赢了兩次戰争（中日甲午戰争和日俄戰争）。于是他們開始頭腦膨脹發昏，發展到罪惡軍國主義，發動了所謂“大東亞聖戰”，不但全面侵華，而且也給亞洲許多國家的人民帶來災難，最後走向了自我毀滅。
二戰戰敗後，日本痛定思痛，經過政治體制改革，走到了今天。
這是一個複雜的國家，一個曾經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國家，但也是一個值得中國學習的國家。
改革開放以來，日本對中國而言，既有經濟輸血、技術輸出的援助——四十年來，日本援助中國超300億美元，這裡的援助包括有償援助（即低息貸款）和無償援助（即贈予），我們當然可以說這有“戰争賠款”的意思，但日本的援助是自願的；又有否定侵華、圍堵中國的敵意——參拜靖國神社、修改教科書、激化釣魚島争端、修憲和擴充自衛隊（當然，這不僅僅是針對中國）、幹涉中國主權、南海軍演、核污水事件……可以說，百餘年來的中日兩國一直“愛恨交織”。
但即使目前日本對中國更多的是“恨”而非“愛”，我們也不能是以而放棄對日本長處的學習，包括教育。
我這是第三次去日本了，前兩次去不是考察教育而是純粹的旅遊。但即使那兩次與教育無關的日本旅行，我也很自然地想到教育，想到百年來的中日關系，想到我們應該怎樣對待日本。
2018年2月，我在日本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一個民族的自信與智慧，有時候恰恰展現在勇于并善于向自己的對手學習》
文中有幾段話，我引用于此，作為對我整個《日本教育考察》系列文章的結尾——
1894年，中日爆發了甲午海戰，此役最後以中國的慘敗、北洋水師的全軍覆滅而告終。整個中華民族是以而蒙受奇恥大辱，并感到了空前的民族危機。然而，恰恰是那一代有志有識之士——除了周恩來和魯迅，還有後來成為國共兩黨領袖人物的孫中山、陳獨秀、李大钊、蔣介石、李達、李漢俊、董必武、何應欽、白崇禧等人，他們東渡日本，向剛剛給過自己國家以沉重打擊的敵國學習，這是怎樣的胸襟，怎樣的遠見？
若是在今天，聶耳、周恩來等人如此“親日”，很可能會被一些人罵為“漢奸”；學習之餘，他們還遊覽欣賞日本的自然風景，寫下贊美的詩文；這事放在今天，估計又會被一些“愛國者”質疑：“中國那麼大，世界那麼大，為什麼要欣賞日本的風景呢？”
然而，譜寫出激越豪邁的抗日号角——《義勇軍進行曲》的聶耳、1936年12月代表中共去西安同蔣介石談判最後促成國共聯合抗日的周恩來，還有我上面列舉的那麼多的中國現代名人，後來都成為抗日陣營中堅定不屈的中堅，他們當初主動和日本的交往、向敵人學習，恰恰證明了他們才是真正的愛國者！
2023年10月13日來源：鎮西茶館
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日本教育考察團”第二期
2024年1月28日（臘月十八）——2024年2月4日（臘月二十五），共8天7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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