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大一统，版图总面积超越汉唐，还有一大特色就是境内有多种民族，语言文字各不相同。忽必烈之前的前四汗时期，官方使用畏兀体蒙古字、汉字和“回回字”（波斯文）。
忽必烈命八思巴创造“蒙古新字”（后称蒙古字，俗称八思巴字），实际上是一套注音字母体系，主要用来拼写蒙古语，也可以拼写汉语。重要的诏令文书都用八思巴字书写，其次才是汉字。
此外，元朝通行的文字，还有畏兀体蒙古文、藏文、畏兀文（用畏兀字母书写畏兀语）、回回文字（波斯文）等。
1、 汉蒙语言大混杂
元代，蒙古族进入中原、江南，和汉族杂居。交往甚广，语言必然互相渗透。元朝人分四等，蒙古族处于优越地位，蒙古语言文字得到官方的提倡，掌握蒙古语言文字是“入仕之捷径” ，因而不少汉人以会说会写蒙古语言文字为荣。
八思巴文字
“宗唐复古”成为文坛的风气，诗歌散曲方面的代表人物，前有“四大家”（虞集、揭傒斯、杨载、范梈），后有杨维桢、张翥、王冕、张可久、睢景臣等。散文名家有虞集、欧阳玄、柳贯、许有壬等，南人占有多数。但随着大批蒙古、色目人入居中原，深受汉文化影响后，他们中涌现出一批以汉文写作而卓有成就的文人，其中著名的有马祖常（色目人）、萨都剌（西域人，阿拉伯后裔）、贯云石（出身高昌回鹘畏吾人贵胄，祖父阿里海牙为元朝开国大将）、迺贤（葛逻禄部人）等。
六种文字对照碑文
多种语言的流行以及多种文字的使用，带来翻译人才和翻译作品的兴旺发达，与之相应是多种语言文化的相互影响，那时的汉人常会取蒙古语名字，而蒙古、色目人取汉族名字。
这种影响是双向的，不仅仅是汉语给蒙古语留下了大量的、至今还在使用的汉语词汇，蒙古语同样影响了汉语汉字的发展，比如：
（1）汉语中出现相当数量的蒙语词汇，人们交谈中也会用到一些蒙古语词汇；
（2）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翻译文体，即蒙语硬译公牍文体-蒙语语法结构用汉字表达意思。
人们交谈中夹杂蒙古词汇，成为一种相当流行的风气。在元代的杂剧和散曲中，常有蒙语词汇出现，正是这种风气的反映。
关汉卿的《邓夫人苦痛哭存孝》，开头李存信上场念道：
“米罕整斤吞，抹邻不会骑。弩门并速门，弓箭怎的射。撒因答剌孙，见了抢着吃。喝的莎塔八，跌倒就是睡。若说我姓名，家将不能记。一对忽剌孩，都是狗养的。”
佚名杂剧《阀阅舞射柳捶丸》中有一段两个将领的对话：
“不会骑撒因抹邻，也不会弩门速门。好米哈吃上几块，打剌孙喝上五壶。莎塔八了不去交战，杀将来牙不牙不。”
乍一看，谁都会懵逼，说的是啥啊？需要来个名词解释：
“米罕”“米哈”是蒙语migan（肉）的音译
“抹邻”是morin（马）的音译
“弩门”是蒙语的弓（numun）
“撒因”是好（sain）
“答剌孙”“打剌孙”是酒（darasun）
“忽剌孩”是贼（hulagai）
“莎塔八”（soqtaba）是喝醉了的意思
“牙八”（yabu）是蒙语“走”的音译
于是，我们就知道了：
前一段上场诗是说：“我只会喝酒吃肉，不会骑马射箭，喝醉了就躺下，我们哥俩是一对贼。”
后一段对话的意思是：“不会骑好马，也不会射箭，好肉吃上几块，酒喝上五壶，醉倒了不去作战，敌人杀来我就跑。”
这些蒙语词汇，是在戏剧中使用的台词，我们知道元代杂剧主要观众都是汉人、南人为主的普通百姓，这些蒙语词增加了戏剧道白的喜剧色彩。同时也说明不少蒙语词汇已为当时的汉人、南人观众所熟悉的常用词。
2、蒙语和汉语互相留下了踪迹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元代杂剧、散曲中经常出现的蒙语词汇有二三十个，包括前述那些词分。元代其他汉文文献（碑刻、法律文书、诗歌等）中亦有不少蒙语词汇。元代各种汉文文献中出现的蒙语词汇应在一百个以上，包括象元曲常见的“也么哥”这种语气助词也可能是，这在汉语发展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有些蒙语词汇一直流传下来，实际上已成为汉语的一部分，如“站”“胡同”“把势”。
“站”是蒙语jam的音译，其意义与中国古代的“驿”相同，有人认为jam来自突厥语yam，而yam则源自汉语“驿”。明朝的驿站就是汉蒙结合的词汇。
“把势”是蒙语baqshi的音译，又作“八哈失”“巴合失”，而baqshi来源于汉语“博士”。也就是指这个现代汉语解释为“武术的架式”的词，是蒙语从汉语借用后，又被汉语借回来了。
以上两例是两种语言之间往复借用之词。
“胡同”是蒙语quduq的音译，原义为井，蒙古人进入大都后用quduq称呼大都城中的街巷，后代继续沿用。
汉语对蒙语亦有影响，上引“站”“把势”可以追溯到“驿”和“博士”，便是很典型的例子。又如，早期蒙语中的“兀真”（wosin）就是汉语“夫人”的音译。蒙古语中与食物有关的很多词也来自汉语：包子、半汤、饼等等，还有“窗户”、“木匠”也是借用汉语词。
3、多重影响
适应学习蒙语的需要，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汉蒙对照的字书，名为《至元译语》（又称《蒙古译语》）。它将常见的蒙语词汇分门别类，共22门（如“天文门”“地理门”“人事门”等），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每门下罗列若干基本词汇，每个词汇都用汉字标音，如：“河：木连”，“城：八剌合孙”，“官人：那延”等。共收词汇541个。
这本《至元译语》收在《事林广记》之内。《事林广记》是一种日用百科全书型的类书，南宋人陈元靓编，在元代不断修订再版，流传很广。
除了蒙古语以外，其他民族语言亦有进入汉语的。元贞二年（1296）七月的一件官方文书中说，大都（今北京）的“八匝儿等人烟辏集处”有人卖假药。（元朝《通制条格》卷21《医药》）
“八匝儿”是突厥语bazar的音译，原意为市集，现代突厥语中仍然使用此词。我们去新疆旅游，必去的网红打卡点有“大巴扎”，巴扎一词实际来源与此。而且这个词见于官府文书，可见当时大都民间已很流行。“八匝儿”应是入居大都的使用突厥语的民族带进来的，当然也有可能是通过蒙古人传入的。
4、奇葩的翻译文体
元代语言文字中有一种奇特的现象，那便是出现了蒙语硬译文体。
元代文献中，有一大批词语奇特、句法古怪的公牍，既不能用古汉语书面语来解释，又与纯粹的元代汉语口语不同。这是一批不顾汉语固有的语法规律和用语习惯径从蒙古语原文机械地翻译过来的公文。这种文体原来专门用于翻译官府公牍，故被称为硬译公牍文体。
八思巴文圣旨
“硬译文体的语汇采自元代汉语口语，而语法却是蒙古式的。一篇典型的硬译公牍，等于一份死死遵循蒙古语词法和句法，用汉语作的记录文字。”
（亦邻真：《元代硬译公牍文体》《元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元朝历代皇帝即位时都要颁发即位诏书，都有蒙、汉两种版本，现存诸帝汉文版本即位诏书都是用典雅的文言，只有这一篇例外，它显然是从蒙文诏书直接翻译过来的。这就是泰定帝即位诏书，一篇用蒙语语法和汉字结合的奇文：
薛禅皇帝可怜见嫡孙、裕宗皇帝长子、我仁慈甘麻剌爷爷根底，封授晋王，统领成吉思皇帝四个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都付来。依着薛禅皇帝圣旨，小心谨慎，但凡军马人民的不拣什么勾当里，遵守正道行来的上头，数年之间，百姓得安业。在后，完泽笃皇帝教我继承位次，大斡耳朵里委付了来。已委付了的大营盘看守着，扶立了两个哥哥曲律皇帝、普颜笃皇帝，侄硕德八剌皇帝。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谋异心，不图位次，依本分与国家出气力行来。诸王哥哥兄弟每、众百姓每，也都理会的也者。今我的侄皇帝生天了也，么道，迤南诸王大臣、军上的诸王驸马臣僚、达达百姓每，众人商量着，大位次不宜久虚，惟我是薛禅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长孙，大位次里合坐地的体例有，其余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这般，晏驾其间，比及整治以来，人心难测，宜安抚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宁，早就这里即位提说上头，从着众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大位次里坐了也。交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赦书行有。
（《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一》）
这篇诏书是从蒙文诏书机械地翻译过来的，典型的硬译公文。
文中的“……根底”是蒙语一种后置词的对译，有“在”“向”“从”“同”“把”等多种含义，诏书首句的意思是：“薛禅皇帝（忽必烈）的嫡孙、裕宗皇帝（忽必烈之子真金）的长子、我的父亲甘麻剌受封为晋王。”
“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谋异心，不图位次”是说：我在列朝皇帝时都没有非分之想，不追求地位。文中屡次出现的“……上头”，也是蒙语一种后置词的对译，意思是“因为”“由于”。
诏书结尾说：“交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诏书行有。”意思是为了让百姓们安心，颁布诏书。“……么道”则是一种蒙语特殊动词的对译，放在引语或某种内容的表述之后。“今我的侄皇帝生天了也么道”，就是说现在我的侄皇帝（指英宗）去世了。
实际上这种口语化的表述，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除了以上这些常见的蒙语后置词、动词的对译外，其他如“勾当”“气力”“位次”等，也都是蒙语硬译公牍文体中的常见词汇。
这种硬译公牍文体原来只限于政府文书、皇帝诏令，使用多了，其影响逐渐扩大，元代许多其他类型的书面文体，也采用这种文体。
例如畏兀人贯云石的《孝经直解》，便用硬译公牍文体翻译儒家经典，使之通俗化：
例句：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
硬译文体：在人头上行呵，常常的把心行着么道。这般呵，自家的大名分也不落后了有。大使钱的勾当休做着，小心依着法度行者。这般呵，便似一碗满的水，手里在意拿着呵，也不瀽了。这两件儿勾当的呵，富贵常常的有着。
类似的还有理学家吴澄的《经筵讲义·帝范君德》，也可明显看出硬译公牍文体的影响：
原文：夫民乃国之本，国乃君之体，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圆明而普照。兆庶之所赡望，天下之所归仰……奉先思孝，处位思恭，倾已勤劳，以行德义，此乃君之体也。
硬译口语体：唐太宗是唐家哏好底皇帝，为教太子底上头，自己撰造这一件文书，说着做皇帝底体面。为头儿说做皇帝法度，这是爱惜百姓最紧要勾当。国土是皇帝底根本，皇帝主着天下，要似山岳高大，要似日月光明，遮莫那里都照见有。做着皇帝，天下百姓看着，都随顺着。行的好勾当呵，天下百姓心里哏快乐有。行的勾当不停当呵，天下百姓失望一般……奉祀祖宗的上头，好生尽孝心者。坐着大位次里，好生谦虚近理，休怠慢者。拣好底勾当尽力行者，这是做皇帝的体面么道。
贯云石用硬译公牍文体来解读汉文经典《孝经》，吴澄则用来解读唐太宗的《帝范》。
贯云石的“直解”是逐字逐句翻译，吴澄的“讲义”则类似讲解，两者有所区别，但所用文体是相同的。贯云石是有名的文人，吴澄是当时享有大名的学者，可见当时思想文化界对这种文体并不排斥。
贯云石说，“直解”是“取世俗之言”来解说经典，“匹夫匹妇皆可晓达……初非敢为学子设也” 。说明硬译公牍文体已经流行很广，为一般平民所接受。这意味着这种文体的用途起了变化，原来专用来翻译蒙文诏令文书，后来已经在多种场合广泛使用了。
5、结局
14世纪中期高丽出现两种汉语教科书，一种是《朴通事》，一种是《老乞大》。这种高丽人学习汉语的教材中，也出现了“上头”“根低（底）”“有”等蒙语硬译文体中常见的词汇。，而且并非个别的例子，而是随处可见。
由此可见，蒙语公牍硬译文体不仅对当时的汉语书面语有影响，而且对当时汉族的口语亦有很大的影响，以致于影响到了高丽人的汉语学习。
元亡明兴，朱元璋向北方民族颁发的诏书，有时仍用这种文体写作，如洪武十一年（1378）六月颁发的《喻西番罕东毕里等诏》。自此以后，这种文体便完全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