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大一統，版圖總面積超越漢唐，還有一大特色就是境内有多種民族，語言文字各不相同。忽必烈之前的前四汗時期，官方使用畏兀體蒙古字、漢字和“回回字”（波斯文）。
忽必烈命八思巴創造“蒙古新字”（後稱蒙古字，俗稱八思巴字），實際上是一套注音字母體系，主要用來拼寫蒙古語，也可以拼寫漢語。重要的诏令文書都用八思巴字書寫，其次才是漢字。
此外，元朝通行的文字，還有畏兀體蒙古文、藏文、畏兀文（用畏兀字母書寫畏兀語）、回回文字（波斯文）等。
1、 漢蒙語言大混雜
元代，蒙古族進入中原、江南，和漢族雜居。交往甚廣，語言必然互相滲透。元朝人分四等，蒙古族處于優越地位，蒙古語言文字得到官方的提倡，掌握蒙古語言文字是“入仕之捷徑” ，因而不少漢人以會說會寫蒙古語言文字為榮。
八思巴文字
“宗唐複古”成為文壇的風氣，詩歌散曲方面的代表人物，前有“四大家”（虞集、揭傒斯、楊載、範梈），後有楊維桢、張翥、王冕、張可久、睢景臣等。散文名家有虞集、歐陽玄、柳貫、許有壬等，南人占有多數。但随着大批蒙古、色目人入居中原，深受漢文化影響後，他們中湧現出一批以漢文寫作而卓有成就的文人，其中著名的有馬祖常（色目人）、薩都剌（西域人，阿拉伯後裔）、貫雲石（出身高昌回鹘畏吾人貴胄，祖父阿裡海牙為元朝開國大将）、迺賢（葛邏祿部人）等。
六種文字對照碑文
多種語言的流行以及多種文字的使用，帶來翻譯人才和翻譯作品的興旺發達，與之相應是多種語言文化的互相影響，那時的漢人常會取蒙古語名字，而蒙古、色目人取漢族名字。
這種影響是雙向的，不僅僅是漢語給蒙古語留下了大量的、至今還在使用的漢語詞彙，蒙古語同樣影響了漢語漢字的發展，比如：
（1）漢語中出現相當數量的蒙語詞彙，人們交談中也會用到一些蒙古語詞彙；
（2）出現了一種奇特的翻譯文體，即蒙語硬譯公牍文體-蒙語文法結構用漢字表達意思。
人們交談中夾雜蒙古詞彙，成為一種相當流行的風氣。在元代的雜劇和散曲中，常有蒙語詞彙出現，正是這種風氣的反映。
關漢卿的《鄧夫人苦痛哭存孝》，開頭李存信上場念道：
“米罕整斤吞，抹鄰不會騎。弩門并速門，弓箭怎的射。撒因答剌孫，見了搶着吃。喝的莎塔八，跌倒就是睡。若說我姓名，家将不能記。一對忽剌孩，都是狗養的。”
佚名雜劇《閥閱舞射柳捶丸》中有一段兩個将領的對話：
“不會騎撒因抹鄰，也不會弩門速門。好米哈吃上幾塊，打剌孫喝上五壺。莎塔八了不去交戰，殺将來牙不牙不。”
乍一看，誰都會懵逼，說的是啥啊？需要來個名詞解釋：
“米罕”“米哈”是蒙語migan（肉）的音譯
“抹鄰”是morin（馬）的音譯
“弩門”是蒙語的弓（numun）
“撒因”是好（sain）
“答剌孫”“打剌孫”是酒（darasun）
“忽剌孩”是賊（hulagai）
“莎塔八”（soqtaba）是喝醉了的意思
“牙八”（yabu）是蒙語“走”的音譯
于是，我們就知道了：
前一段上場詩是說：“我隻會喝酒吃肉，不會騎馬射箭，喝醉了就躺下，我們哥倆是一對賊。”
後一段對話的意思是：“不會騎好馬，也不會射箭，好肉吃上幾塊，酒喝上五壺，醉倒了不去作戰，敵人殺來我就跑。”
這些蒙語詞彙，是在戲劇中使用的台詞，我們知道元代雜劇主要觀衆都是漢人、南人為主的普通百姓，這些蒙語詞增加了戲劇道白的喜劇色彩。同時也說明不少蒙語詞彙已為當時的漢人、南人觀衆所熟悉的常用詞。
2、蒙語和漢語互相留下了蹤迹
根據學者們的研究，元代雜劇、散曲中經常出現的蒙語詞彙有二三十個，包括前述那些詞分。元代其他漢文文獻（碑刻、法律文書、詩歌等）中亦有不少蒙語詞彙。元代各種漢文文獻中出現的蒙語詞彙應在一百個以上，包括象元曲常見的“也麼哥”這種語氣助詞也可能是，這在漢語發展的曆史上是罕見的。
有些蒙語詞彙一直流傳下來，實際上已成為漢語的一部分，如“站”“胡同”“把勢”。
“站”是蒙語jam的音譯，其意義與中國古代的“驿”相同，有人認為jam來自突厥語yam，而yam則源自漢語“驿”。明朝的驿站就是漢蒙結合的詞彙。
“把勢”是蒙語baqshi的音譯，又作“八哈失”“巴合失”，而baqshi來源于漢語“博士”。也就是指這個現代漢語解釋為“國術的架式”的詞，是蒙語從漢語借用後，又被漢語借回來了。
以上兩例是兩種語言之間往複借用之詞。
“胡同”是蒙語quduq的音譯，原義為井，蒙古人進入大都後用quduq稱呼大都城中的街巷，後代繼續沿用。
漢語對蒙語亦有影響，上引“站”“把勢”可以追溯到“驿”和“博士”，便是很典型的例子。又如，早期蒙語中的“兀真”（wosin）就是漢語“夫人”的音譯。蒙古語中與食物有關的很多詞也來自漢語：包子、半湯、餅等等，還有“窗戶”、“木匠”也是借用漢語詞。
3、多重影響
适應學習蒙語的需要，這一時期還出現了漢蒙對照的字書，名為《至元譯語》（又稱《蒙古譯語》）。它将常見的蒙語詞彙分門别類，共22門（如“天文門”“地理門”“人事門”等），涉及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每門下羅列若幹基本詞彙，每個詞彙都用漢字标音，如：“河：木連”，“城：八剌合孫”，“官人：那延”等。共收詞彙541個。
這本《至元譯語》收在《事林廣記》之内。《事林廣記》是一種日用百科全書型的類書，南宋人陳元靓編，在元代不斷修訂再版，流傳很廣。
除了蒙古語以外，其他民族語言亦有進入漢語的。元貞二年（1296）七月的一件官方文書中說，大都（今北京）的“八匝兒等人煙辏集處”有人賣假藥。（元朝《通制條格》卷21《醫藥》）
“八匝兒”是突厥語bazar的音譯，原意為市集，現代突厥語中仍然使用此詞。我們去新疆旅遊，必去的網紅打卡點有“大巴紮”，巴紮一詞實際來源與此。而且這個詞見于官府文書，可見當時大都民間已很流行。“八匝兒”應是入居大都的使用突厥語的民族帶進來的，當然也有可能是通過蒙古人傳入的。
4、奇葩的翻譯文體
元代語言文字中有一種奇特的現象，那便是出現了蒙語硬譯文體。
元代文獻中，有一大批詞語奇特、句法古怪的公牍，既不能用古漢語書面語來解釋，又與純粹的元代漢語口語不同。這是一批不顧漢語固有的文法規律和用語習慣徑從蒙古語原文機械地翻譯過來的公文。這種文體原來專門用于翻譯官府公牍，故被稱為硬譯公牍文體。
八思巴文聖旨
“硬譯文體的語彙采自元代漢語口語，而文法卻是蒙古式的。一篇典型的硬譯公牍，等于一份死死遵循蒙古語詞法和句法，用漢語作的記錄文字。”
（亦鄰真：《元代硬譯公牍文體》《元史論叢》第一輯，中華書局1982年版）
元朝曆代皇帝即位時都要頒發即位诏書，都有蒙、漢兩種版本，現存諸帝漢文版本即位诏書都是用典雅的文言，隻有這一篇例外，它顯然是從蒙文诏書直接翻譯過來的。這就是泰定帝即位诏書，一篇用蒙語文法和漢字結合的奇文：
薛禅皇帝可憐見嫡孫、裕宗皇帝長子、我仁慈甘麻剌爺爺根底，封授晉王，統領成吉思皇帝四個大斡耳朵，及軍馬、達達國土都付來。依着薛禅皇帝聖旨，小心謹慎，但凡軍馬人民的不揀什麼勾當裡，遵守正道行來的上頭，數年之間，百姓得安業。在後，完澤笃皇帝教我繼承位次，大斡耳朵裡委付了來。已委付了的大營盤看守着，扶立了兩個哥哥曲律皇帝、普顔笃皇帝，侄碩德八剌皇帝。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謀異心，不圖位次，依本分與國家出氣力行來。諸王哥哥兄弟每、衆百姓每，也都理會的也者。今我的侄皇帝生天了也，麼道，迤南諸王大臣、軍上的諸王驸馬臣僚、達達百姓每，衆人商量着，大位次不宜久虛，惟我是薛禅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長孫，大位次裡合坐地的體例有，其餘争立的哥哥兄弟也無有。這般，晏駕其間，比及整治以來，人心難測，宜安撫百姓，使天下人心得甯，早就這裡即位提說上頭，從着衆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裡，大位次裡坐了也。交衆百姓每心安的上頭，赦書行有。
（《元史》卷29《泰定帝紀一》）
這篇诏書是從蒙文诏書機械地翻譯過來的，典型的硬譯公文。
文中的“……根底”是蒙語一種後置詞的對譯，有“在”“向”“從”“同”“把”等多種含義，诏書首句的意思是：“薛禅皇帝（忽必烈）的嫡孫、裕宗皇帝（忽必烈之子真金）的長子、我的父親甘麻剌受封為晉王。”
“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謀異心，不圖位次”是說：我在列朝皇帝時都沒有非分之想，不追求地位。文中屢次出現的“……上頭”，也是蒙語一種後置詞的對譯，意思是“因為”“由于”。
诏書結尾說：“交衆百姓每心安的上頭，诏書行有。”意思是為了讓百姓們安心，頒布诏書。“……麼道”則是一種蒙語特殊動詞的對譯，放在引語或某種内容的表述之後。“今我的侄皇帝生天了也麼道”，就是說現在我的侄皇帝（指英宗）去世了。
實際上這種口語化的表述，對于我們現代人來說也是比較容易了解的。
除了以上這些常見的蒙語後置詞、動詞的對譯外，其他如“勾當”“氣力”“位次”等，也都是蒙語硬譯公牍文體中的常見詞彙。
這種硬譯公牍文體原來隻限于政府文書、皇帝诏令，使用多了，其影響逐漸擴大，元代許多其他類型的書面文體，也采用這種文體。
例如畏兀人貫雲石的《孝經直解》，便用硬譯公牍文體翻譯儒家經典，使之通俗化：
例句：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是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是以長守富也。
硬譯文體：在人頭上行呵，常常的把心行着麼道。這般呵，自家的大名分也不落後了有。大使錢的勾當休做着，小心依着法度行者。這般呵，便似一碗滿的水，手裡在意拿着呵，也不瀽了。這兩件兒勾當的呵，富貴常常的有着。
類似的還有理學家吳澄的《經筵講義·帝範君德》，也可明顯看出硬譯公牍文體的影響：
原文：夫民乃國之本，國乃君之體，人主之體如山嶽焉，高峻而不動，如日月焉，圓明而普照。兆庶之所贍望，天下之所歸仰……奉先思孝，處位思恭，傾已勤勞，以行德義，此乃君之體也。
硬譯口語體：唐太宗是唐家哏好底皇帝，為教太子底上頭，自己撰造這一件文書，說着做皇帝底體面。為頭兒說做皇帝法度，這是愛惜百姓最緊要勾當。國土是皇帝底根本，皇帝主着天下，要似山嶽高大，要似日月光明，遮莫那裡都照見有。做着皇帝，天下百姓看着，都随順着。行的好勾當呵，天下百姓心裡哏快樂有。行的勾當不停當呵，天下百姓失望一般……奉祀祖宗的上頭，好生盡孝心者。坐着大位次裡，好生謙虛近理，休怠慢者。揀好底勾當盡力行者，這是做皇帝的體面麼道。
貫雲石用硬譯公牍文體來解讀漢文經典《孝經》，吳澄則用來解讀唐太宗的《帝範》。
貫雲石的“直解”是逐字逐句翻譯，吳澄的“講義”則類似講解，兩者有所差別，但所用文體是相同的。貫雲石是有名的文人，吳澄是當時享有大名的學者，可見當時思想文化界對這種文體并不排斥。
貫雲石說，“直解”是“取世俗之言”來解說經典，“匹夫匹婦皆可曉達……初非敢為學子設也” 。說明硬譯公牍文體已經流行很廣，為一般平民所接受。這意味着這種文體的用途起了變化，原來專用來翻譯蒙文诏令文書，後來已經在多種場合廣泛使用了。
5、結局
14世紀中期高麗出現兩種漢語教科書，一種是《樸通事》，一種是《老乞大》。這種高麗人學習漢語的教材中，也出現了“上頭”“根低（底）”“有”等蒙語硬譯文體中常見的詞彙。，而且并非個别的例子，而是随處可見。
由此可見，蒙語公牍硬譯文體不僅對當時的漢語書面語有影響，而且對當時漢族的口語亦有很大的影響，以緻于影響到了高麗人的漢語學習。
元亡明興，朱元璋向北方民族頒發的诏書，有時仍用這種文體寫作，如洪武十一年（1378）六月頒發的《喻西番罕東畢裡等诏》。自此以後，這種文體便完全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