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彭的灿烂笔记
编辑|小彭的灿烂笔记
【前言】
商周时期国家建构的基础，是以血缘关系为主要纽带而形成的宗法制度，在宗法制度的影响下，家天下的观念深入人心，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分封制。
秦汉所确立的帝制，在将宗法分封制转变为皇帝郡县制的同时，用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摈弃了周制的家国次序，转而强化国家系统。
秦汉国家秩序的形成，让国家意识正式凌驾于原始社会所遗留的家族意识之上，确立了后世国家建构方式的雏形。
那么，这样的秩序是如何形成的？它的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历史规律？
【政治集权之演进】
周代立国之初，便在新占领地区分封诸侯，并通过联姻等手段加强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之间的联系，其目的便是依靠诸侯监视地方，增强天子的控制力。
然而周代的分封制度，自有其历史环境的制约和制度本身的缺陷，导致周天子对地方的控制不够有力。
其具体表现为，周王朝对境内的控制缺乏稳固性，，周武王虽然完成了表面上的政权因革，但其统治实际上并不牢固。
终周一朝，北方的犬戎和猃狁诸族一直是个巨大的威胁，在戎狄诸部落的不断侵袭下，周王室被迫迁都洛邑，并从此一蹶不振。
犬戎和猃狁等游牧部落对周王朝的影响固然巨大，然其终属于外部侵袭。
殷商故地及东夷各族的叛乱，却真正彰显了周王朝对于自身统治范围之内，统治不够强有力的事实。
武王于克商三年后逝世，商纣王之子武庚联合管叔、蔡叔、霍叔叛乱，并得到奄人、东夷、淮夷的广泛响应。
这次叛乱虽起因于殷商旧贵族的挑动，但九夷各部的响应和周王室内部的分裂，也都显示了周王朝的统治并未得到广泛认可。
直到周公辅政，平定管蔡之乱并“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分封，西周之统治才初步延伸至全国。
而且周王朝的治国制度缺乏普遍性，换言之，周代诸侯和方国在治国理念和制度上，基本属于各行其是。
西周初年，周王朝肯定了制度方面的一国两制，在“殷虚”实行“商政”，在“夏虚”采取“夏政”，这种因当地风俗而施政的例子，在其他诸侯国也颇为多见。
秦始皇初定全国，丞相、卫绾等建议始皇立诸子为王，恢复封建制，但李斯独排众议，力劝始皇以郡县取代分封。
秦始皇之所以能采纳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其目的不在于制约诸侯相互之攻伐，而在于解决天子之权日弱至不能约束诸侯的隐患。
大一统国家的建立，除在疆域上空前广阔之外，更体现在国家权力的进一步集中。
当皇帝—丞相—百官的官僚体系，取代了相对松散的天子—诸侯—卿大夫结构，相权、君权的日益加强让政治权力进一步集中。
因此血缘关系在国家建构中的影响力被淡化，最终促使原先以家族为中心的家国秩序，被以国家体制作为核心的国家秩序所取代。
【尚贤思想之高扬】
三代及之前圣君，多能重视或任用贤人，如传说中尧对于许由的敬重，舜对皋陶、伯阳的重用，商汤对伊尹、武丁对傅说的任用，文王与姜尚的君臣相投等等。
但这种对贤人、贤士的尊敬只是一种个人的行为，而非整个社会的普遍意识。
西周初年，尊贤思想在上层统治者中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周太王有太伯、虞仲、王季三子，后因王季之子姬昌“生有圣瑞”，故舍长子太伯和次子虞仲，立王季为后。
及文王，同样舍长子伯邑考而立次子发，理由是诸子之中“唯发、旦贤，左右辅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发为太子”。
武王即位后，于诸弟中择岁数较小而能力出众的周公旦作为自己的辅助，也体现出这种择贤之倾向。
战国之时：“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凶之秋也。”所以尊贤之风渐起，并逐渐流行于诸侯。
战国之初，魏文侯开门养士，其招揽之人才中，有名可考者就有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十余人，可谓开战国养贤之风。
其后国君多有礼贤者，如鲁穆公亲访孔子之门徒泄柳，又重用子思。
《孟子》中云：“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可知子思当时在鲁国地位之重，以至自高身份一至于此。
四公子之养贤，虽门客之中“真士少，伪士多”，但也有另外的功能，就是让越来越多的士人、学者进入到贵族的圈子，并因自身之才能而得到重用。
如果说国君养贤只是对一流的贤人进行礼遇，那么战国末期的贵族养贤，就是将贤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化，同时也将尚贤思想的影响扩大化。
受先秦诸子任贤思想的影响，汉高祖十一年二月，刘邦向贤士大夫发出求贤令，要求郡守劝勉贤士应诏。
汉文帝二年、十五年两次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直到武帝时以“举贤良”为一项固定的选官制度。
西汉末年，随着朝政的日益腐败，禅国让贤观念与当时流行的谶纬之说结合起来，一旦有灾异降临，便总会有儒生宣扬应该应天改命，物色贤人以让国。
汉末谷永等所言“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其实即汉儒对于尚贤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尚贤思想从个人行为逐渐上升为社会思潮，所带来的影响不仅是整个社会，对于贤良才德之士的尊重，更深层地影响到了社会的组织结构。
战国贵族之养贤、用贤让更多的士人崭露头角，登上历史舞台，加速了世卿世禄制度的颠覆，同时也标志着家族和血缘关系凌驾于国家意识之上的状态被打破，以及以国家为中心、以家族为基层组织的国—家秩序的建立。
而西汉儒生的禅国让贤思想，更是以“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理论，对一家一姓之国家的传统观念形成极大冲击，使得家族对于国家的影响力进一步降低。
【家族观念之动摇】
秦汉国家秩序对于家国秩序的取代，除受大一统国家建立、政治集权逐渐加强，以及尚贤思想逐渐高扬的影响之外，还与家族观念的动摇有关。
虽然家族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都存在，甚至在汉魏之后还曾有过门阀势力高涨的波峰，但如若只针对帝王家族中家族观念的变化进行分析，便可发现秦汉之前帝王家族中的家族观念是愈来愈淡薄的。
首先以父子继承制的出现为标志，秦汉之前帝王家族内部的横向血缘关系逐渐淡化，家族观念也因之变化。
原始社会中，先民为了部落的生存，必然要从众人中推举最具能力的人成为部落的领袖，部落首领有率领整个部族战胜困难的责任，但却不具备决定下一代首领的权力。
首领的继承，也不被限制在某个特定的家族中。当人类逐渐脱离原始社会，这种原始的“民主议事”式的传位方式依然有所遗留。
尧帝年老时咨之四岳，最后依照四岳的意见，对舜进行考察，后来传位于舜。
这种传位方式发生于早期国家出现之前，是国君控制力不强，无法将政权纳入自己家族的一种体现。
夏商之时，国君对于国家的控制力已经有所加强，传位已经可以不再顾虑于他人，所以王位的承袭开始局限于宗族的内部，是以家族观念日益深化。
商代早期所实行之“兄终弟及”的传位方式，说明政权的传递已经控制于本家族之中，然而由于政权为本家族所共有，所以不能在父子之间继承，而应在本家族的同辈兄弟间传位。
相对于兄终弟及制而言，父子相承制是对家族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标志着家族与血缘关系的疏离，从此直系血缘关系日益重要，而横向的血缘关系逐渐淡漠。
【分封制度的崩溃】
更加体现了家族观念动摇之后，国—家秩序出现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分封制的消亡是一种螺旋式的进程。
秦始皇建立起郡县制的大一统国家，将政权集中于一人之手，并彻底摒弃封建制，是第一次大的转变，但秦朝二世而亡，又给了分封制再现历史的可能。
汉初仍然实行分封制，但实际上彼时的分封已经逐渐变得有名而无实，汉高祖所分封之诸侯王既有同姓诸侯，又有异姓诸侯，似乎与西周之制度相去不远，但实际上这种分封制是一种分封与郡县并行的双轨机制。
在这种封建郡县的双轨机制下，方国之内由郡县长官和分封的王侯共同治理地方事务，让诸侯王的势力大幅度地削弱，与周代诸侯的实际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之后汉文帝、景帝、武帝三朝一直致力于削弱诸侯，诸侯或被迫谋反，最后身死国除；或因犯罪或其他原因而被削掉领地；或在朝廷的推恩令下，封爵日多，而领地日小。
即便如此，东汉建立后，诸侯的权势又进一步遭到削弱，光武帝所分封之诸侯王，不仅王国的封区比西汉初小得多。
而且唯封食邑，不再具有政治上的治民权，诸侯实际相当于有名无实的地方州郡长官。
东汉末年割据之群雄中，虽仍有刘表、刘焉、刘璋、刘虞等刘氏宗亲，但他们皆是以守令之职权而能割据一方，而非以诸侯之势力割据，也是分封制度崩溃后，诸侯已无任何势力的又一体现。
在分封制度逐渐消亡的过程中，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异姓诸侯王的消失，说明在国家势力的组成部分中，不同姓氏或曰不同家族对于同一政权的分配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一家一姓之天下的统治理念。
二是诸侯封地的失去，意味即便是同姓诸侯王，也不复具有周代诸侯的地位和实力。
这不仅意味着同姓宗族在帝王家族的权力分配中已经被摒除在外，更体现了家族观念动摇之后，国家意志取代宗族血缘关系，形成国家秩序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