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23年第5期
内容提要
西撒哈拉问题是非洲大陆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冲突之一。第三方介入一直如影随行地贯穿西撒哈拉问题始终，是理解该冲突长期化与复杂性不可或缺的部分。现有关于第三方介入冲突的学说仍难以充分解释第三方的介入行为时常遭到质疑的现象。本文以阿尔及利亚在西撒哈拉问题中的行为意志为案例，以行为存在和行为环境的相互构建为突破口，阐释了全球冲突事务中争议性介入的生成机制，并发展出一个关于“动机—行动—绩效”正当性的三维解释模型。这不仅对深入理解西撒哈拉问题久悬未决的现状与创新冲突解决方法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还可为在全球冲突事务中更好地推动冲突管理和冲突解决提供理论解释和观察窗口，同时对何以能更加建设性地参与全球安全与和平发展问题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阿尔及利亚；西撒哈拉；全球冲突;第三方介入
作者简介
卢秋怡，博士，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正文
图片来源：其他
西撒哈拉问题（以下简称“西撒问题”）最早可追溯至1884~1975年西班牙对西撒地区的殖民统治时期，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但发展至今仍未得到解决，“其复杂的历史演变受到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是殖民主义、强权政治、地区博弈与利益追逐的结果”。过去以摩洛哥、波利萨里奥阵线、阿尔及利亚和毛里塔尼亚为主的地区力量，以美国、法国和西班牙为主的域外国家，以联合国、非盟和欧盟为主的国际组织，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有意或无意，均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西撒问题的发展演变。其中，第三方介入被普遍认为是导致西撒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尤其是阿尔及利亚作为西撒问题中深度介入的第三方，其角色备具争议性。此外，现有的冲突学说也尚未在学理层面对全球冲突中争议性介入的形成机理探讨出一个具有一般性的解释框架。而剖析西撒问题中争议性介入的产生与全球冲突事务中争议性现象的形成机理，不仅能更深入理解西撒问题的长期化和复杂性，还可在学理和实证层面提升现有关于争议性介入的解释力，并对探索推动北非地区和平与发展的路径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第三方介入（Intervention）是全球冲突事务中的重点议题之一。第三方指除冲突主体以外的参与行为体，国家与国际组织通常是主要的外部介入力量。第三方介入惯指冲突主体以外的力量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舆论等手段在冲突进程或冲突解决中发挥有影响力但非决定性的作用。而介入“可以是非强制性的卷入（Involvement），也可以是强制性的干预 （Interference）。”关于第三方介入冲突的既有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仍难以充分解释第三方介入行为何以时常遭到质疑，对全球冲突中争议性介入的生成逻辑解释不足，相关研究仍需进一步加强。
（一）西撒问题中的第三方介入
在西撒问题的发展演变中，第三方介入一直如影随行地贯穿冲突始终，是理解该冲突长期化与复杂性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既有文献的一个重要关注点。
过去联合国、非盟、欧盟等国际组织在西撒冲突管理及促进北非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又因种种现实因素的限制而在西撒冲突解决上面临着程度不一的局限性。如1991年联合国设立的西撒全民投票特派团（ United Nations Mission for the Referendum in Western Sahara, MINURSO）在维持停火、遏制冲突和防止冲突扩大方面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联合国提出的冲突解决方案中对自决主体的模糊界定也被看作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西撒政治进程陷入停滞的局面。部分文献肯定了欧盟在西撒难民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贡献，却也指出，尽管欧盟在北非地区有重要的政治关切、战略和经济利益，但由于欧盟复杂的政策制定过程以及难以平衡成员之间的多样化利益，其在西撒冲突解决中的作用十分有限。现有关于非盟与西撒问题的整体性分析不多，不过非盟在协助联合国进行冲突管理和解决方面的作用得到认可，相关文献中可见学者的研究重心在于讨论西撒问题对非盟内部团结凝聚的影响，但未见深入分析。
相较于国际组织的介入，美国、法国、西班牙等域外国家对西撒问题的介入则被普遍认为对冲突解决造成了消极影响。既有研究大多认为美国的西撒政策是一种目的理性，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是其西撒政策的主要着眼点。有学者指出，美国的全球霸权结构从冷战后期至今一直影响着西撒冲突走向及其参与者的战略。现有文献中对法国西撒政策的专门论述不多，但法国历届政府在西撒问题上大多奉行维护有利于摩洛哥西撒主张的做法引起了学者注意。有文献指出，美、法对摩洛哥的支持是作为摩洛哥长期充当其在非洲地区打击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代理人及对“全球反恐战争”所作“贡献”的奖励。西班牙的西撒政策则不具备太多的意识形态色彩。有学者认为，西班牙一直试图以“模棱两可的立场”在马格里布地区国际关系中取得平衡，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简言之，美、法、西等域外国家的关切重心是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而非冲突本身，这加深了西撒冲突解决的复杂性。
对于周边国家的介入，已有研究普遍将阿尔及利亚视为影响西撒问题发展演变的重要第三方，其政策动机受到广泛关注。首先是占主导地位的物质利益论。不少分析者将西撒冲突视为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在马格里布乃至非洲地区竞争的一部分。在该逻辑下，西撒冲突被描述为两国争夺地区主导权的“代理战争”和维持地区力量平衡的抓手；而追求大西洋的出海口及获取西撒领土上的矿产资源则被认为是阿尔及利亚介入该冲突的经济考虑。其次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论。部分观点认为，阿尔及利亚在西撒问题上的姿态根植于指导其脱离法国殖民的自决原则和依法占有原则。如阿尔及利亚学者称，其政府立场“是以革命解放原则为基础的”。还有学者注意到，阿尔及利亚的关切还表现在遏制摩洛哥的扩张主义对其领土主权的威胁，及通过支持自决事业巩固其国内合法性并建立国际影响力。最后是中间派的综合考虑。有学者认为，绝对的意识形态论或物质利益论无法充分解释阿尔及利亚在西撒冲突中的行为模式，并提出理解阿尔及利亚在西撒冲突中的角色是打破西撒和平进程停滞不前的现状之关键，还指出理解阿尔及利亚的西撒政策对全面理解西撒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简言之，既有研究中有关第三方介入西撒问题的话题被广泛关注。但由于西撒问题长期未能得到解决，国际上对第三方介入该问题的行为一直存有质疑的声音，尤其是对阿尔及利亚在西撒冲突解决中发挥多大的作用以及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一直存在较大分歧。现有研究未能对西撒问题中第三方介入的争议性作出有力解释，不利于全面理解西撒问题的难解性与复杂性。因此，加强对阿尔及利亚等第三方行为的分析，理解其行为产生争议性的逻辑机理，对深入理解西撒问题久悬未决的现状与创新冲突解决方法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全球冲突中的第三方介入
在关于第三方介入冲突的既有研究中，与介入政策的决策、实施和影响相关的成果为本文在理论层面解释全球冲突中争议性介入的形成机理提供了基础。
关于影响介入冲突决策的研究。在方法论上，莫斯特（Benjamin A. Most）、斯塔尔（Harvey Starr）、西沃森（Randolph M. Siverson）等一批学者发展的“机会”（Opportunity）与“意愿”（Willingness）组织概念，注重宏观系统层面的环境和结构因素与微观个体层面的决策行为之间的有机联系对介入行为决策的影响，为探讨国际冲突中第三方的决策行为提供了较为成熟的分析范式。在影响决策的因素方面，地理边界与联盟关系、身份联系、冲突距离、权力与制度等是既有解释中常见的分析变量。
关于介入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分析。部分研究认为，有偏向的第三方能更有效地结束冲突，因其利益得失与冲突结果相关；也有观点认为，有偏向的第三方因在冲突当事方眼中缺乏合法性或无法实施有效的冲突管理策略；还有观点认为，抽象谈论第三方的公正或偏向是无意义的，调停效果的成功与否关键取决于冲突方对于调停者的接受。在管理条件方面，有学者认为，有效的危机管理不仅需要管理者具备意愿，还需管理者拥有影响危机的资源与能力杠杆。此外，介入时机和介入策略也被视为操作层面的重要影响因素。
关于介入行为影响后果的讨论。现有研究大多围绕介入动机是否正当、介入结果是否积极以及对冲突的贡献度等对介入行为的影响加以判断。这些研究根据行为影响后果将冲突中第三方的角色大致分为“麻烦的制造者”、“冲突的管理者”以及“和平的缔结者”三大类。此外，介入行为对国际秩序、国际价值、国际规范等国际公共产品的影响也成为重要的关注点。
总之，有关第三方介入冲突的话题被广泛讨论，不同研究试图通过分析不同的变量来解释相关第三方的介入行为。然而，现有学说仍难以充分解释第三方的介入行为时常遭到质疑的现象，部分经验研究简单地将第三方介入的争议性来源视为介入行为缺乏合法性的结果，且相关研究尚未发展出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理论解释框架。而厘清冲突事务中争议性介入产生的因果机理，不仅可为分析者探讨第三方的介入行为提供更为有效的分析路径，还可为第三方参与冲突管理和冲突解决提供更清晰的参考思路。
鉴于以上综述，本文试图为第三方介入行为的争议性提供一个具有一般性的解释框架，并围绕阿尔及利亚在西撒问题中的行为意志展开研究，分析全球冲突事务中争议性介入生成的因果机理。不仅可以为如何更好地推动冲突管理和冲突解决提供理论解释和实证支持，且可为全面了解西撒问题与该问题中的争议性介入提供观察窗口，还能对该冲突的解决路径进行有益探索。
二、争议性介入的理论解释模型
在自我与他者的相互构建关系中，行为存在的意义是基于行为本身及其对所在环境的影响得以构建的。基于此，在既定的时空环境中，对争议性介入的解释需要考虑第三方、冲突方和其他审视者三个相互关联的视角及相关行为与环境互构的影响。而正当性则可作为贯穿审视行为存在和行为影响的关键衡量指标。从组织实施的角度而言，第三方介入冲突的正当性来源可以体现于行为发生的任一阶段。因此，综合施动者和审视者的关系以及行为的决策、实施和影响过程，可大致将介入行为的正当性来源归结为动机正当性、行动正当性与绩效正当性三类。
（一）动机正当性与争议性介入
动机是行为者行动的内在驱动力，因而冲突事务中行为体的动机为“善”或“恶”，通常是衡量介入正当性的重要指标，是理解争议性介入不可或缺部分。锡斯克（Timothy D. Sisk）提出，国家利益和国际道义是第三方介入的动机，前者可包括对公民和盟友安全、冲突难民和经济衰退等结果的考量，后者可以是对全球性或地区性道义准则的维护。纳尔班多夫（Robert Nalbandov）认为，第三方介入通常基于介入成本和利益计算以及对冲突方的道义承诺的考虑。贝尔科维奇（Jacob Bercovitch）提出，相关动机主要受到维护国际稳定、保护调停国的外交和安全利益等防御性利益的影响，以及在冲突中扩大和增加自身影响力等进攻性利益的驱动。
基于此，可以根据第三方是以实现“利他”利益为主还是以实现“利己”利益为最终目标，将第三方介入冲突的行为大致分为进攻性介入和防御性介入两大类。防御性介入即第三方在充分考虑到冲突的外溢性可能导致直接、间接或潜在不利影响的情况下，为避免或减少出现类似“城门起火，殃及池鱼”情况的介入。防御性介入的预期目标通常是希望从实现“利他”行为中获得“利己”利益，从而实现双赢。因而此类介入对冲突如何才能解决的问题较为重视。进攻性介入是指第三方企图利用冲突来达到牵制、削弱其竞争对手的目的，或将冲突作为获取某种地缘政治或经济利益的工具的介入行为。此类介入往往重视“利己”利益的获取，对冲突是否能够朝着有利于实现其目标和自我利益的方向发展较为关注，而非注重其介入行为是否符合国际规则和国际道义的标准，以及是否会对冲突本身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从动机而言，防御性介入比进攻性介入的正当性更为充足，其争议性也相对较小。
（二）行动正当性与争议性介入
行动正当性是指行为发生过程中相关行动并未偏离既有环境的约束与他者可接受范围的合理性与妥适性，是分析介入行为争议性的重要切入口。在国际政治中，正当性源自集体的感知与信念，是反映集体意志、期许与集体共识的一种表现。有分析指出，关于正当性基本内涵的解释大多强调社会行为者对规则、制度或政权等应然性（Oughtness）的规范特质的贡献，为此从广义上可将正当性宽泛定义为应然性。 因此，介入行动是否符合国际法理与程序以及审视者的标准往往会成为评判的关注重心。
可见，行动正当性可来源于一系列的国际制度与评判者的标准。从主体角度出发，第三方的介入行为需要受到制度性与机制性约束。不仅要求遵循国际组织和机构既定的相关决策程序；还要求遵循相关的国际规制，当中包括正式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法，以及非正式的国际惯例和国际共识。从客体角度出发，被其他行为体所接受或得到国际社会的许可也可成为正当性的重要来源。对于前者，科尔曼（Katatharina Coleman）认为至少有四类审视者不能被忽视，即介入国的公众、被介入方的公众、介入国的邻国以及国际共同体。对于后者，胡文秀认为联合国体系内的介入、获得冲突双方同意的介入、基于国际共识的介入（如以反对种族屠杀、恐怖主义为目标的介入等）均属合理范围内。可以说，行动的正当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许可”而产生的。
（三）绩效正当性与争议性介入
绩效正当性指第三方的介入行为对维护既有秩序和体系运行与发展所能贡献的潜在或已知的价值性，更多强调行为意义与行为功能。不同理论阵营的学者对正当性的不同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是源于行为的贡献价值。如英国学派论及正当性时注重强调维持秩序、实施国际法和维持均势等能保障国际社会有序运转的理想追求；建构主义在论及正当性时多强调规范性因素，现实主义则强调正当性的物质和行为基础。而在普世主义中，国际社会的价值核心在于正义，如果介入行为能维护国际正义即为正当。尽管不同学派的侧重点不同，但国家与国际社会利益、满足“小我”与实现“大我”通常是关注焦点。所以，第三方介入行为的贡献价值是否达到评判主体的要求和期待，也会成为争议性的来源。
从介入行为对冲突的影响而言，冲突方是否结束了敌对状态，或冲突的结果是否实现了持久和平，通常被作为第三方介入成功与否的中心参考值。但这种“以和平结果为导向”的评判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第三方介入意图的考虑，容易形成片面性的判断，导致过分否定或夸大第三方在冲突事务中的作用。对此，有观点提出不能把持久和平作为衡量第三方介入冲突是否成功的中心标准，而应以第三方是否实现其介入议程和目标作为成功的指标。因为当和平不是介入行为的首要目标时，和平就不能被视为判断对冲突是否有所贡献或发挥积极作用的衡量标准。如维和性介入的主要目的是制止冲突，而非解决冲突。因此，“以目标为导向”的评判方法更能客观地判断介入方对冲突的贡献和影响，也能减少不必要的争议。相关行为能否产生被认可的绩效也是评估介入正当性的重要依据。
（四）理论假设与案例选择
本文以行为本身与行为影响作为解释争议性介入的逻辑起点，以第三方、冲突方及其他审视者为考虑主体，从动机正当性、行动正当性、绩效正当性三个维度，阐明第三方争议性介入的生成机制。本文认为，介入正当性是解释全球冲突事务中第三方介入行为争议性的核心概念。一般而言，在同一时空维度中，介入正当性程度较高的第三方介入，其出现争议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反之，正当性程度较低的第三方介入，其出现争议的可能性则相对较大。而对正当性程度的判断则可从动机、行动、绩效三个维度的正当性程度加以衡量。基于以上论证，发展出了一个具有一般性的逻辑解释框架（见图1）。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同一时空中，任一维度正当性的不足均有可能形成争议性介入。三者的自由组合中，缺乏行动正当性的组合最有可能引发争议，因为介入行动是否符合国际机制的应然性和审视者的期许是最为直接且最容易观察的评判要素。而在不同的时空维度中，三个评判指标的强弱也可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且在现实情况中，介入动机、行动、结果之间通常有着内在的关系逻辑，动机催生行动与结果，二者反过来也可以验证动机。此外，由于争议性介入的审视主体的基本组成单位为理性的人，因此本文提出的学理解释在明确第三方介入的动机正当性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该局限性并不影响其成为理解争议性介入产生的一个维度。同时，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分析模型主要适用于解释由第三方为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实质性介入所形成的争议性，并不适用于联合国框架下的非直接性介入。如一国参与的维和行动，由于实际行动责任的第三方为联合国，且难以在该框架下将参加维和国家的绩效进行直接量化与评估，因而不适用于该评估模型。
本文将用“动机—行动—绩效”正当性的三维理论解释模型分析阿尔及利亚在西撒问题中的意志行为及其争议性。选择此案例的原因有二：一是第三方介入的争议性一直如影随形地贯穿整个西撒问题的始终（阿尔及利亚为当中较有争议性的第三方），是理解该冲突长期性、复杂性与难解性的不可或缺部分，可作为验证争议性介入内在机理的案例选择；二是西撒问题为非洲大陆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冲突之一，从其形成至今已近50年，从时间维度上看有利于观察阿尔及利亚对该问题的介入在动机、行动和绩效正当性上的强弱变化，以更好地检验上述理论假设的有效性。
三、阿尔及利亚介入西撒哈拉问题的政策与立场
政策与立场是考察阿尔及利亚在西撒问题中行动正当性最为直接的外在体现。作为西撒问题演变进程中的第三方力量之一，阿尔及利亚长期将该问题视为其国家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关切，其相关政策和立场体现了高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阿尔及利亚而言，支持撒哈拉威人的政治诉求不仅是一项政治性的承诺，还是其坚持的一种态度。其相关行动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冲突主体的“许可”，且并未违背国际法理，因而正当性程度较高。
（一）介入政策
阿尔及利亚长期从政治军事保障、人道主义援助和外交声援等多个方面，为撒哈拉威人追求其自决诉求提供了稳定有力的支持。
在政治军事保障方面，支持撒哈拉威人自决事业的承诺对阿尔及利亚而言是一个政治性问题。历史上，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的交往由于边界冲突、西撒问题和相互间的不信任与敌对感等而相对坎坷。1963年，双方曾因边界争端发生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武装冲突。1976年，摩洛哥因阿尔及利亚承认“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Sahrawi Arab Democratic Republic）与阿尔及利亚断交。双方于1988年通过《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恢复外交关系联合声明》才重修于好。该声明也体现了阿尔及利亚支持西撒自决事业的政治性承诺。阿尔及利亚认为《联合声明》中“在绝对真诚和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举行适当和自由的自决投票，以公正和彻底地解决西撒冲突”的承诺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四项基础之一。另外，阿尔及利亚允许“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的行政中心设在其境内的廷杜夫（Tindouf）地区，且于西撒冲突武装对抗早期为波里萨里奥阵线提供军事支持。
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阿尔及利亚是撒哈拉威难民最早的支持方并提供了持续的帮助。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撒哈拉威难民大部分被安置于阿尔及利亚西部廷杜夫附近的五个难民营中。阿政府长期为营地提供一些基础的社会服务，包括营地设施投资、为难民提供中等教育和有限的高等教育机会、辅助保健服务等。而联合国难民署、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相继介入撒哈拉威难民营的援助。另外，阿尔及利亚红新月会（Algerian Red Crescent）长期为国际社会对撒哈拉威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提供重要的协调工作与大量的后勤工作，是联合国相关组织的对口合作机构。阿政府每年还通过该组织向世界粮食计划署捐赠，为西撒难民提供帮助。可见，阿尔及利亚长期为撒哈拉威难民营的运转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外交声援方面，阿尔及利亚是西撒问题在国际政治议题中得以延续的重要推动力量。阿尔及利亚曾在非洲联盟（前身为非洲统一组织）、联合国、不结盟运动等多边场合，使西撒问题在国际组织的议程和议题中得到关注。如1976年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上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一项要求摩洛哥与毛里塔尼亚退出西撒的决议，就与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及其66人代表团的艰难游说和积极表现密不可分。1982年“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加入非洲统一组织则是阿尔及利亚在国际上积极声援和游说的标志性胜利之一。这导致摩洛哥在1984年退出非洲统一组织以抗议波利萨里奥阵线出席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并游离于非盟体系之外33年直到2017年才重新加入。“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至今仍属于非盟的正式成员。可以说，波利萨里奥阵线所获得的国际承认与阿尔及利亚的外交支持息息相关。
阿尔及利亚这种政治性承诺的延续最新体现于2021年8月阿摩因新旧矛盾再次陷入断交风波。根据阿尔及利亚外交和海外侨民部长拉马姆拉（Ramtane Lamamra）发表的断交声明，摩洛哥长期以来对阿方持续的“敌对行为”是其决定断交的原因，且进一步表示“摩洛哥已经系统或部分地放弃了构成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参考依据和基本义务”，其中就包括摩洛哥未能履行在西撒组织举行全民自决投票的承诺。此外，2020年12月美国在摩洛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背景下承认摩洛哥对西撒领土的全部主权的做法，也被阿尔及利亚视为破坏维系阿摩关系正常化基础的“敌对行为”之一。
（二）介入立场
长期以来，支持西撒在联合国框架下实行自决是阿尔及利亚在该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且在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中保持了高度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较新体现可见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前期阿政府面临多重挑战以及2021年末西撒局势出现新变化的背景下，其政策立场并未因这些变化而动摇，反而展示了一贯支持撒哈拉威人实现政治诉求的决心。
2020年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曾面临严峻挑战。在经济方面，前任政府的结构性危机、疫情下的经济衰退和财政危机、碳氢化合物价格下跌等均是该年阿国内经济危机加重的主要原因。阿尔及利亚的国民经济严重依赖石油与天然气的生产，2014年下半年国际油价的下跌导致该国经济逐渐陷入低迷。其外汇储备从2014年的1,800亿美元连续下降至2019年底的600亿美元；贸易逆差从2018年的44.7亿美元急剧扩大到2019年的61.1亿美元，同比增长近48%；国内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由2017年的26%上升至2019年的45%，超出了40%的国际警戒值。受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和碳氢化合物价格暴跌的双重影响，阿尔及利亚的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财政赤字加剧、旅游业受损、外国直接投资减少和减缓，给其财政和外汇收入带来了重压。此外，2020年阿尔及利亚国内还面临着维持社会稳定的巨大压力。2019年，阿尔及利亚多地爆发多轮大规模民众示威游行，抗议已经连续执政20年的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总统谋求第五任期。但这一变化背后主要受到阿国内的民生诉求得不到解决和民众希望变革的强烈意愿所推动。2019年12月新总统阿卜杜勒马吉德·特本（Abdelmadjid Tebboune）当选后推出了多项与政治、社会和经济相关的改革措施，以期平息社会的不稳定。然而在当时全球抗疫和世界经济艰难复苏的外部环境下，阿政府肩负着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推进结构性改革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等艰巨任务。
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阿尔及利亚并未因其困境与公共卫生危机而动摇其在西撒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主要体现在三点：
第一，不受局势左右的政治支持。2020年11月，波利萨里奥阵线针对摩洛哥军队进入盖尔盖拉特（El Guerguerart）缓冲区的行为，宣布持续30年的停火状态结束。同年12月，美国一改过去40多年对西撒问题的“官方中立”立场，承认摩洛哥对西撒领土的主权。在此背景下，阿外交部重申了对“撒哈拉威人民正义事业的坚定支持”。
第二，兑现承诺的坚定意愿。在2021年8月阿尔及利亚宣布与摩洛哥断交的风波中，拉马姆拉表示，阿尔及利亚“坚决承诺支持组织全民投票，以确定撒哈拉威人民的命运”，并解释这一承诺是政治性的，是摩洛哥重建与阿尔及利亚关系必须提供的条件之一。
第三，延续过去支持难民营的做法。2020年疫情大流行初期，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曾呼吁国际社会联合应对营地中紧急的公共卫生需求和不断加剧的人道主义后果。阿尔及利亚红新月会短时间内便以物资援助的方式回应了联合国的呼吁。西撒局势升温后，阿红新月会也随即向难民营提供人道主义物资，以示其一贯并将持续支持撒哈拉威人民的姿态。
可见，阿尔及利亚的西撒政策保持着相当的稳定性，其在西撒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更多取决于“态度”而非“变数”。从行动层面而言，即便遭到摩洛哥的反对，但由于阿尔及利亚的西撒政策和立场并未偏离既有环境的约束且属国际法理范围内，因而正当性较强，争议性较弱。其相关行动的正当性主要来源于三点：一是支持撒哈拉威人实现其政治诉求的政治性承诺；二是1988年通过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联合声明》；三是联合国框架内的相关支持。
四、阿尔及利亚介入西撒哈拉问题的动机
长期以来，阿尔及利亚支持西撒实现“自决”的目标与维护自我利益的“自保”目标高度重合。尽管介入动机中利己与利他并非完全是二元对立的，但由于西撒问题的和平进程长期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其动机正当性也随之被削弱。本文发现，阿尔及利亚在西撒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更多是一种基于民族主义和民族利益的道义行为，同时具备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是兼顾国家利益与国际道义的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
（一）价值理性
在国际关系中，价值理性指行为体注重行为本身所代表的价值的合理性，即是否能实现国际社会的正义、公平、有序等，而非重视行为的利害关系。如“国际道义”反映的是国际社会相处中的“应然”准则，体现的是国际社会对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支持与维护国际社会公认的规范、原则和惯例往往被视为衡量国家行为体是否具备国际道义的基本要素。阿尔及利亚的西撒政策具备价值理性的一面，体现了一定的规范性和原则性，主要在“国际法”和“非殖民化”两个落脚点上体现了一定的规范性和原则性。
首先，由国际合法性和国际共识形成的规范性与原则性。一是以联合国决议和国际法作为指导原则。联合国于1963年承认西撒人民的自决权，并将西撒列入非自治领土的名单，其后的多项决议曾明确地表达了西撒问题应根据第1514(XV)号决议所载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进行自决的立场。国际法院在1975年也给出了西撒哈拉有实施自决权利的咨询意见。二是非盟的相关原则和决议。非洲统一组织于1964年通过了《关于非洲国家之间边界争端的决议》，强调所有成员国保证尊重独立时存在的边界，为非洲国家的边界争端提供了基础性原则。非盟历届会议关于西撒问题的相关决定、决议和公报，多以推动和落实西撒人民的自决权以摆脱“殖民化”为核心目的，也曾通过多项决议强调以《联合国宪章》和《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的原则和目标为指导，推动西撒实现自决。因此，从支持与维护国际社会公认的规范、原则和惯例判断，阿尔及利亚对西撒自决的支持具备国际道义性。
其次，由革命传统与反殖民主义经历塑造的规范性和原则性。阿尔及利亚长期被殖民统治的经历（1830~1962年）和艰难血腥的民族解放斗争史（1954~1962年）对其人民而言是难以抹除的革命创伤，这也使得阿尔及利亚建国后的内政外交政策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对内，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是阿尔及利亚进行政治动员和实现政治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自决、主权与不干涉成为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外交的重要指导基础和规范原则。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积极维护民族独立，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斗争，曾在支持非洲解放运动和清算殖民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对外强调主权，主张不干涉内政的原则。阿尔及利亚因此一度成为第三世界民族主义革命的“标杆”与不结盟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之一，在第三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过去，撒哈拉威人的自决诉求也从阿尔及利亚这种积极支持解放革命与反对殖民主义的道义感中受益。特别是在强调自决原则的问题上，得到了有过沉痛被殖民经历的阿尔及利亚的大力支持。美国解密文档显示，阿尔及利亚曾宣称向波利萨里奥阵线提供武器装备和避难所是出于对自决的“神圣事业”的尊重。学者也表示，自西撒问题交由国际社会解决以来，阿尔及利亚一直将其视为一个“殖民主义清算问题”，阿立场是以“革命解放原则”为基础的，波利萨里奥阵线则被视为“寻求独立和解放并致力于将其家园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斗争运动”。基于此，阿尔及利亚认为“只能通过应用国际法以及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此问题上公认的原则来解决”，并称其一贯立场“符合国际共识和联合国关于非殖民化的学说”。可以说，阿尔及利亚在西撒问题中所遵循的规范和原则一定程度上由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土壤”滋养而成。
（二）工具理性
从国际政治的视角来看，工具理性可指行为体通过计算功利的方式，利用事、物、观念获得某种价值的一种施动结果或能力，更多强调行为本身的合目的性，而非追求公正、责任、和平等价值意义。事实上，仅以“为了道义本身而道义”的解释框架去理解阿尔及利亚的西撒政策动机并不具备说服力，因为对民族国家利益的考量同样是其政策坚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已然超出了其对撒哈拉威人自决诉求的关切。
首先，基于安全利益的考量。阿尔及利亚对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支持是对摩洛哥民族统一主义的一种警惕性回应。在摩洛哥的历史叙事中，被殖民势力统治前，西撒哈拉、毛里塔尼亚和阿尔及利亚西部的部分地区均属“大摩洛哥”（Greater Morocco）的地理范围。除西撒外，摩洛哥还曾对毛里塔尼亚及阿尔及利亚的廷杜夫和贝沙尔（Béchar）宣称主权，以期收复其“历史领土”。有观点认为，支持摩洛哥对西撒的领土要求会助长其“扩张”的野心。摩洛哥学者也认为，阿尔及利亚有类似的担忧。所以，阿尔及利亚对西撒自决的支持不仅出于对摩洛哥“扩张主义”的担忧，还是回应外部对其领土主权威胁的一种理性防御。
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尚存在殖民遗留下来的领土界线问题。在边界问题未解决前，阿尔及利亚对西撒自决持相对模糊的立场，1972年摩洛哥签订协议正式放弃对廷杜夫和贝沙尔的主权要求之后，阿尔及利亚明确支持西撒民族主义的姿态才开始展现。不过，摩洛哥放弃对其“历史领土”的主权要求并承认阿尔及利亚的边界是有条件的，即阿方需将支持摩洛哥对西撒的领土主张作为交换条件之一。尽管未能实现，但阿尔及利亚早期的姿态对促使摩洛哥承认阿边界有重要的作用。可以说，阿尔及利亚的西撒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抗摩洛哥民族统一主义的结果。
其次，基于地区主导权的考虑。有观点认为，支持波利萨里奥阵线是阿尔及利亚追求北非强国地位的战略核心，通过西撒冲突牵制摩洛哥的地区力量成为阿方的重要手段。阿前官员曾表示，“阿尔及利亚的考虑是，支持摩洛哥对西撒的主权要求会增强摩洛哥的实力，并打破两国力量均衡状态。”不可否认，若西撒并入，摩洛哥不仅得以扩大其领土版图，还将获得更多的海陆资源，而一个在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下的“友好国家”则对阿尔及利亚更为有利。因而，在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话语体系中，波利萨里奥阵线容易被视为阿摩开展政治和军事冲突的“代理人”就不足为奇了。
地区竞争和西撒争端催生了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的“冷和平”，两国长期存有准军事行动。摩方的军事关切主要集中于管控和保护其控制的西撒哈拉，并在撒哈拉北部维持一条针对阿方的坚固防线；而阿方不断增加的国防开支和现代化的海陆空系统，难以消除摩洛哥对阿尔及利亚意欲成为地区主导力量的看法。两国持续的竞争同样延续至外交领域，双方均试图就西撒问题从非盟、阿盟和联合国拉拢盟友，以使西撒问题朝着对自身有利的方向发展。因此，阿尔及利亚对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支持可被视为其与摩洛哥竞争的一部分。
最后，不少分析者认为，阿尔及利亚觊觎通往大西洋的出海口以出口其国内的自然资源是其西撒政策的重要动机之一，但该解释尚存争议。有学者从2001年《贝克计划》的草案内容、地理路线及地缘经济状况等方面分析，得出阿尔及利亚的西撒政策动机与获取出海口几乎毫无关联的结论。但总体来看，阿尔及利亚支持撒哈拉威人自决的深层次动力，更多来自历史和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因素。
综上，国际道义与自身利益均是理解阿尔及利亚对西撒问题的政策韧性和行为胶着的两个关键落脚点。从国际规范、国际原则和国际法层面而言，介入政策动机具备相当的道义性，但其同时展现的利己主义动机又削弱了这种道义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动机的正当性，从而成为其争议性介入形成的一个伏笔。
五、阿尔及利亚在西撒哈拉问题中的角色争议性及评析
阿尔及利亚作为西撒问题中重要的介入力量被广泛认同，但在西撒问题中的角色却颇有争议，其争议性背后展现的是审视者（尤其是摩洛哥）的绩效期许与第三方的实质贡献之间的落差。从绩效层面而言，对西撒和平进程的贡献不足，致使阿尔及利亚相关意志行为中的“利己”特性凸显，“利他”性被削弱，这是理解其在冲突中争议性角色的关键。
（一）“当事方”或“观察员”
阿与摩在西撒问题上对冲突解决与和平谈判的重点对象有不同的理解，双方对于阿尔及利亚应当在冲突中发挥何种作用有着针锋相对的立场。从介入绩效层面看，阿尔及利亚在西撒问题中未能发挥审视者所期待的价值，是理解其角色争议性的一个重要落脚点。
对摩洛哥而言，阿尔及利亚是造成地区不稳定和制造西撒问题这一“人为争端”的主要“当事方”和“责任方”。在摩洛哥的话语体系中，西撒问题是一个受外部因素影响的摩洛哥内部主权问题。阿尔及利亚是当中最主要的“外部影响因素”；波利萨里奥阵线是一个由“阿尔及利亚资助的雇佣兵团”；廷杜夫附近的难民营则是作为“分裂主义者”用于实现其政治目的“工具”。因此，摩洛哥话语体系下的阿尔及利亚是一个纯粹的利己主义者，是西撒问题的“主要当事方”，应当直接参与谈判。2014年，穆罕默德六世国王在“绿色游行”39周年之际的国家致辞中重申，“除非追究这场冲突的主要当事方——阿尔及利亚的责任，否则就不会有解决办法”。2018年，摩洛哥代表也于联合国大会上指出，“与西撒哈拉有关的‘人为争端’仍然是助长该地区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妨碍采取联合行动和马格里布地区的一体化”，阿方“应有效并直接参与这方面的努力，因为该国对制造、助长和延长这一争端负有历史和政治责任”。所以，摩洛哥深信阿尔及利亚在解决冲突和克服障碍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应当直接参与冲突谈判。
与摩洛哥一直强调阿尔及利亚在谈判进程和冲突解决中的核心地位相反，阿尔及利亚将自身在西撒冲突解决中的角色明确定位为“邻国”和“观察员”，而非和平进程中的“当事方”。阿曾多次公开强调其在西撒问题中的“观察员”角色和在解决进程中的协调作用。如2015年阿外交部称，“作为一个邻国和解决进程的观察员，阿尔及利亚重申对联合国秘书长及其私人特使的支持，并保证将配合他们推动摩洛哥和波利萨里奥阵线达成解决方案的努力，使西撒人民能够自由行使其自决权”。不仅如此，阿尔及利亚拒绝在西撒问题中承担责任的说法。拉马姆拉曾在联合囯公开强调阿尔及利亚并非“冲突当事方”，并表示“自1975年以来，冲突双方一直是摩洛哥与波利萨里奥阵线”，“拒绝接受摩洛哥试图将西撒冲突‘双边化’并使之成为阿摩之间的‘区域争端’的做法。”
在分析阿尔及利亚该在冲突解决中扮演何种角色以及该在西撒和平进程中发挥多大的作用之前，需要指出“冲突的起源”与“冲突何以持续存在”并非同一命题。虽然摩洛哥“收复历史领土”的目标与波利萨里奥阵线追求自决的目标之间的不兼容性一直体现在西撒冲突发展的各个阶段，但这已非是导致西撒问题持续存在的唯一因素。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发展、冲突主体力量的变化以及利益攸关方的介入等后发性因素，已逐渐成为西撒问题能够持续存在的不可忽视部分。这意味着冲突解决所需考虑的因素不能仅仅局限于冲突主体本身，还需要考虑其他后发性因素对冲突发展和解决的影响。认清这点对理解阿尔及利亚在西撒问题中的角色十分重要。
可以肯定的是，阿尔及利亚的相关行为与决策，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已成为推动西撒问题发展演变的重要力量之一。近些年来，联合国呼吁阿尔及利亚作为邻国为谈判进程作出贡献，也表明了国际社会对阿尔及利亚在冲突解决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期许。因此，尽管不是西撒问题的直接冲突方，但阿尔及利亚作为推动西撒问题发展演变的重要力量、深陷其中的邻国以及马格里布地区国家，有责任在多边化的基础上，为推动政治进程以及维护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重要力量”或“决定力量”
尽管阿尔及利亚是推动西撒问题发展演变的重要力量之一，但其在该冲突中的重要性有被夸大的可能。过去不乏分析者持这样的看法，即波利萨里奥阵线只有在阿尔及利亚允许和支持的情况下才会恢复武装冲突。对于阿尔及利亚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西撒问题的不同看法，体现了审视者在介入功能上对阿尔及利亚的期待差异。然而2020年末西撒脆弱的和平被打破表明，把西撒哈拉民族主义者恢复武装的意愿和能力等同于阿尔及利亚对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支持是相当不全面的。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停滞不前的政治进程增加了撒哈拉威民众对通过暴力的方式实现其政治诉求的愿望。自1988年冲突双方同意接受停火协议以来，西撒问题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未能得到解决，也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撒哈拉威民众日渐对联合国框架下缺乏进展的政治进程感到失望。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加利（Ibrahim Gali）曾表示，“联合国秘书处和安理会未能采取有力行动……这损害了联合国的公信力，使撒哈拉威人民对本已脆弱的联合国和平进程更失去信心。”不仅如此，撒哈拉威难民营的条件持续恶化、人道主义危机长期存在以及国际社会出现援助疲劳的态势，均对难民营中的大众心理产生日渐消极的影响。有研究指出，难民营内的人们普遍认为，战争可能是增加援助的最佳方式，不仅可以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捐赠者还被认为更有可能向发生暴力冲突的地区捐助。因此，撒哈拉威人，尤其是当地的年轻人，要求恢复与摩洛哥武装敌对的声音越来越大。
其次，波利萨里奥阵线面临着斗争策略转变的压力。长期以来，波利萨里奥阵线作为撒哈拉威人民追求自决诉求的政治力量代表，未能领导撒哈拉威人民实现自决的愿望。反之，摩洛哥在西撒冲突中日渐占据优势。这对波利萨里奥阵线放弃武装战斗并长时间保持非暴力的斗争策略是巨大的挑战。撒哈拉威民众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波利萨里奥阵线斗争方式转变的主要原因。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萨利克（Mohamed Salem Ould Salek）曾表示，那些呼吁恢复敌对状态的人认为停火协议是以全民公投为条件的，如果不举行全民投票，停火即可宣告无效。
最后，波利萨里奥阵线的合法性遭到来自内部的挑战。2020年4月22日，撒哈拉威和平运动（The Movement of “Sahrawis for Peace”，MSP）的创立，打破了波利萨里奥阵线在过去半个世纪作为撒哈拉威人追求和实现自决目标的单一政治力量代表的局面。这股力量的出现不仅是西撒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停滞不前和前景不佳、撒哈拉威人的流亡看不到尽头、难民营中的生存条件不断恶化等一系列问题所导致的结果，也是波利萨里奥阵线合法性与公信力下降的产物。据《北非邮报》消息，撒哈拉威和平运动“诞生于撒哈拉威人对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的腐败、无能和压迫的沮丧、愤怒和不满，他们未能为西撒问题达成持久的解决方案并结束撒哈拉威人的苦难”，相反，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继续从撒哈拉威人的困境中受益。
简言之，阿尔及利亚的支持事实上并未对2020年末西撒的新态势产生决定性影响。波利萨里奥阵线宣布恢复武装敌对状态主要是国际社会冷漠与不作为、摩洛哥日益占据优势地位、撒哈拉威内部挑战等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不管有无阿尔及利亚的参与，西撒的民族主义早在西班牙殖民时期就已经存在，且撒哈拉威人追求自决的诉求也一直未曾消失。认清这一点对理解阿尔及利亚在西撒问题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然而，尽管阿尔及利亚在西撒问题中的作用并非决定性的，但鉴于其推动西撒问题发展演变的重要力量的身份，需要积极加强对和平进程的贡献，否则难以消除或减少其介入的争议性。
六、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阿尔及利亚在西撒问题中的行为意志，展示了冲突事务中争议性介入生成的因果机理。案例表明，“动机—行动—绩效”的三维正当性解释框架可为分析冲突事务中第三方介入的争议性提供一个可被推广的理论解释模型。在动机层面，阿尔及利亚的介入动机并不符合其一直对外展示的“纯粹的利他主义者”语境，也不符合摩洛哥话语体系中构建的“绝对的利己主义者”形象，反之，其介入同时具备“利他”与“利己”的双重特性。从维护国际法理方面而言，阿尔及利亚的介入动机具备相当的道义性，但其利己主义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行为的道义性。尤其随着西撒问题的长期未解，外部对其介入利己性的疑虑有所增强，降低了其动机正当性的程度，而成为争议性介入的一个形成因素。在行动层面，阿尔及利亚的西撒政策与立场既符合联合国、非盟等国际组织的相关决议与原则，也符合其革命传统与反对殖民主义的惯有做法，未偏离既有环境的约束且属国际法理范围内，因而其行动正当性程度较高，争议性较弱。在绩效层面，作为推动西撒问题发展演变中重要但非决定性的第三方，阿尔及利亚虽然一直为维护撒哈拉威难民营的正常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介入同时也被认为对推动西撒政治解决进程与地区和平与发展方面的贡献不足，从而使得阿尔及利亚相关意志行为中的“利己”特性更加凸显，“利他”性被削弱。绩效正当性的不足因此成为理解其争议性角色的一个关键落脚点。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全球安全态势在本质上是关系性的，需要不同利益行为体间的协调合作，以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实现善治。因而，第三方对冲突事务的介入并非是不必要的，但相关行为需满足最基本的介入门槛，即具备充分的正当性，否则容易遭到质疑。此外，在冲突解决方面，需要注意“冲突的起源”与“冲突得以持续存在”并非完全相同的两个命题。因为随着时间变量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冲突最初发生的原因与冲突持续存在的原因之间的相关性可呈动态变化，在西撒案例中甚至已经有所减弱。这表明，在冲突解决中，不能仅仅将目光聚焦于冲突主体本身，过分强调冲突的原发性问题，还需要考虑其他后发性因素（如第三方介入）对冲突发展和解决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第三方介入对冲突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好地发掘第三方介入的积极作用。以上发现不仅适用于西撒案例，同时也可为其他的地区冲突案例，如同样旷日持久的巴以问题等，创新冲突解决路径提供启示。
（本文观点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上外中东研究所和本微信订阅号立场。）
本订阅号关注中东研究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发布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的学术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