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23年第5期
内容提要
西撒哈拉問題是非洲大陸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沖突之一。第三方介入一直如影随行地貫穿西撒哈拉問題始終，是了解該沖突長期化與複雜性不可或缺的部分。現有關于第三方介入沖突的學說仍難以充分解釋第三方的介入行為時常遭到質疑的現象。本文以阿爾及利亞在西撒哈拉問題中的行為意志為案例，以行為存在和行為環境的互相建構為突破口，闡釋了全球沖突事務中争議性介入的生成機制，并發展出一個關于“動機—行動—績效”正當性的三維解釋模型。這不僅對深入了解西撒哈拉問題久懸未決的現狀與創新沖突解決方法有積極的現實意義，還可為在全球沖突事務中更好地推動沖突管理和沖突解決提供理論解釋和觀察視窗，同時對何以能更加建設性地參與全球安全與和平發展問題具有啟示意義。
關鍵詞
阿爾及利亞；西撒哈拉；全球沖突;第三方介入
作者簡介
盧秋怡，博士，浙江師範大學非洲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正文
圖檔來源：其他
西撒哈拉問題（以下簡稱“西撒問題”）最早可追溯至1884~1975年西班牙對西撒地區的殖民統治時期，形成于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但發展至今仍未得到解決，“其複雜的曆史演變受到多種因素的互相作用，是殖民主義、強權政治、地區博弈與利益追逐的結果”。過去以摩洛哥、波利薩裡奧陣線、阿爾及利亞和茅利塔尼亞為主的地區力量，以美國、法國和西班牙為主的域外國家，以聯合國、非盟和歐盟為主的國際組織，無論出于何種目的，有意或無意，均在不同程度上推動了西撒問題的發展演變。其中，第三方介入被普遍認為是導緻西撒問題長期未能解決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尤其是阿爾及利亞作為西撒問題中深度介入的第三方，其角色備具争議性。此外，現有的沖突學說也尚未在學理層面對全球沖突中争議性介入的形成機理探讨出一個具有一般性的解釋架構。而剖析西撒問題中争議性介入的産生與全球沖突事務中争議性現象的形成機理，不僅能更深入了解西撒問題的長期化和複雜性，還可在學理和實證層面提升現有關于争議性介入的解釋力，并對探索推動北非地區和平與發展的路徑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一、文獻綜述
第三方介入（Intervention）是全球沖突事務中的重點議題之一。第三方指除沖突主體以外的參與行為體，國家與國際組織通常是主要的外部介入力量。第三方介入慣指沖突主體以外的力量通過政治、經濟、軍事、外交、輿論等手段在沖突程序或沖突解決中發揮有影響力但非決定性的作用。而介入“可以是非強制性的卷入（Involvement），也可以是強制性的幹預 （Interference）。”關于第三方介入沖突的既有研究成果較為豐富，但仍難以充分解釋第三方介入行為何以時常遭到質疑，對全球沖突中争議性介入的生成邏輯解釋不足，相關研究仍需進一步加強。
（一）西撒問題中的第三方介入
在西撒問題的發展演變中，第三方介入一直如影随行地貫穿沖突始終，是了解該沖突長期化與複雜性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既有文獻的一個重要關注點。
過去聯合國、非盟、歐盟等國際組織在西撒沖突管理及促進北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同時又因種種現實因素的限制而在西撒沖突解決上面臨着程度不一的局限性。如1991年聯合國設立的西撒全民投票特派團（ United Nations Mission for the Referendum in Western Sahara, MINURSO）在維持停火、遏制沖突和防止沖突擴大方面都發揮了關鍵的作用，但聯合國提出的沖突解決方案中對自決主體的模糊界定也被看作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西撒政治程序陷入停滞的局面。部分文獻肯定了歐盟在西撒難民人道主義援助方面的貢獻，卻也指出，盡管歐盟在北非地區有重要的政治關切、戰略和經濟利益，但由于歐盟複雜的政策制定過程以及難以平衡成員之間的多樣化利益，其在西撒沖突解決中的作用十分有限。現有關于非盟與西撒問題的整體性分析不多，不過非盟在協助聯合國進行沖突管理和解決方面的作用得到認可，相關文獻中可見學者的研究重心在于讨論西撒問題對非盟内部團結凝聚的影響，但未見深入分析。
相較于國際組織的介入，美國、法國、西班牙等域外國家對西撒問題的介入則被普遍認為對沖突解決造成了消極影響。既有研究大多認為美國的西撒政策是一種目的理性，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是其西撒政策的主要着眼點。有學者指出，美國的全球霸權結構從冷戰後期至今一直影響着西撒沖突走向及其參與者的戰略。現有文獻中對法國西撒政策的專門論述不多，但法國曆屆政府在西撒問題上大多奉行維護有利于摩洛哥西撒主張的做法引起了學者注意。有文獻指出，美、法對摩洛哥的支援是作為摩洛哥長期充當其在非洲地區打擊民族主義和共産主義代理人及對“全球反恐戰争”所作“貢獻”的獎勵。西班牙的西撒政策則不具備太多的意識形态色彩。有學者認為，西班牙一直試圖以“模棱兩可的立場”在馬格裡布地區國際關系中取得平衡，實作國家利益最大化。 簡言之，美、法、西等域外國家的關切重心是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而非沖突本身，這加深了西撒沖突解決的複雜性。
對于周邊國家的介入，已有研究普遍将阿爾及利亞視為影響西撒問題發展演變的重要第三方，其政策動機受到廣泛關注。首先是占主導地位的物質利益論。不少分析者将西撒沖突視為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在馬格裡布乃至非洲地區競争的一部分。在該邏輯下，西撒沖突被描述為兩國争奪地區主導權的“代理戰争”和維持地區力量平衡的抓手；而追求大西洋的出海口及擷取西撒領土上的礦産資源則被認為是阿爾及利亞介入該沖突的經濟考慮。其次是民族主義意識形态論。部分觀點認為，阿爾及利亞在西撒問題上的姿态根植于指導其脫離法國殖民的自決原則和依法占有原則。如阿爾及利亞學者稱，其政府立場“是以革命解放原則為基礎的”。還有學者注意到，阿爾及利亞的關切還表現在遏制摩洛哥的擴張主義對其領土主權的威脅，及通過支援自決事業鞏固其國内合法性并建立國際影響力。最後是中間派的綜合考慮。有學者認為，絕對的意識形态論或物質利益論無法充分解釋阿爾及利亞在西撒沖突中的行為模式，并提出了解阿爾及利亞在西撒沖突中的角色是打破西撒和平程序停滞不前的現狀之關鍵，還指出了解阿爾及利亞的西撒政策對全面了解西撒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簡言之，既有研究中有關第三方介入西撒問題的話題被廣泛關注。但由于西撒問題長期未能得到解決，國際上對第三方介入該問題的行為一直存有質疑的聲音，尤其是對阿爾及利亞在西撒沖突解決中發揮多大的作用以及扮演何種角色的問題一直存在較大分歧。現有研究未能對西撒問題中第三方介入的争議性作出有力解釋，不利于全面了解西撒問題的難解性與複雜性。是以，加強對阿爾及利亞等第三方行為的分析，了解其行為産生争議性的邏輯機理，對深入了解西撒問題久懸未決的現狀與創新沖突解決方法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二）全球沖突中的第三方介入
在關于第三方介入沖突的既有研究中，與介入政策的決策、實施和影響相關的成果為本文在理論層面解釋全球沖突中争議性介入的形成機理提供了基礎。
關于影響介入沖突決策的研究。在方法論上，莫斯特（Benjamin A. Most）、斯塔爾（Harvey Starr）、西沃森（Randolph M. Siverson）等一批學者發展的“機會”（Opportunity）與“意願”（Willingness）組織概念，注重宏觀系統層面的環境和結構因素與微觀個體層面的決策行為之間的有機聯系對介入行為決策的影響，為探讨國際沖突中第三方的決策行為提供了較為成熟的分析範式。在影響決策的因素方面，地理邊界與聯盟關系、身份聯系、沖突距離、權力與制度等是既有解釋中常見的分析變量。
關于介入政策實施的有效性分析。部分研究認為，有偏向的第三方能更有效地結束沖突，因其利益得失與沖突結果相關；也有觀點認為，有偏向的第三方因在沖突當事方眼中缺乏合法性或無法實施有效的沖突管理政策；還有觀點認為，抽象談論第三方的公正或偏向是無意義的，調停效果的成功與否關鍵取決于沖突方對于調停者的接受。在管理條件方面，有學者認為，有效的危機管理不僅需要管理者具備意願，還需管理者擁有影響危機的資源與能力杠杆。此外，介入時機和介入政策也被視為操作層面的重要影響因素。
關于介入行為影響後果的讨論。現有研究大多圍繞介入動機是否正當、介入結果是否積極以及對沖突的貢獻度等對介入行為的影響加以判斷。這些研究根據行為影響後果将沖突中第三方的角色大緻分為“麻煩的制造者”、“沖突的管理者”以及“和平的締結者”三大類。此外，介入行為對國際秩序、國際價值、國際規範等國際公共産品的影響也成為重要的關注點。
總之，有關第三方介入沖突的話題被廣泛讨論，不同研究試圖通過分析不同的變量來解釋相關第三方的介入行為。然而，現有學說仍難以充分解釋第三方的介入行為時常遭到質疑的現象，部分經驗研究簡單地将第三方介入的争議性來源視為介入行為缺乏合法性的結果，且相關研究尚未發展出一個能被普遍接受的理論解釋架構。而厘清沖突事務中争議性介入産生的因果機理，不僅可為分析者探讨第三方的介入行為提供更為有效的分析路徑，還可為第三方參與沖突管理和沖突解決提供更清晰的參考思路。
鑒于以上綜述，本文試圖為第三方介入行為的争議性提供一個具有一般性的解釋架構，并圍繞阿爾及利亞在西撒問題中的行為意志展開研究，分析全球沖突事務中争議性介入生成的因果機理。不僅可以為如何更好地推動沖突管理和沖突解決提供理論解釋和實證支援，且可為全面了解西撒問題與該問題中的争議性介入提供觀察視窗，還能對該沖突的解決路徑進行有益探索。
二、争議性介入的理論解釋模型
在自我與他者的互相建構關系中，行為存在的意義是基于行為本身及其對所在環境的影響得以建構的。基于此，在既定的時空環境中，對争議性介入的解釋需要考慮第三方、沖突方和其他審視者三個互相關聯的視角及相關行為與環境互構的影響。而正當性則可作為貫穿審視行為存在和行為影響的關鍵衡量名額。從組織實施的角度而言，第三方介入沖突的正當性來源可以展現于行為發生的任一階段。是以，綜合施動者和審視者的關系以及行為的決策、實施和影響過程，可大緻将介入行為的正當性來源歸結為動機正當性、行動正當性與績效正當性三類。
（一）動機正當性與争議性介入
動機是行為者行動的内在驅動力，因而沖突事務中行為體的動機為“善”或“惡”，通常是衡量介入正當性的重要名額，是了解争議性介入不可或缺部分。錫斯克（Timothy D. Sisk）提出，國家利益和國際道義是第三方介入的動機，前者可包括對公民和盟友安全、沖突難民和經濟衰退等結果的考量，後者可以是對全球性或地區性道義準則的維護。納爾班多夫（Robert Nalbandov）認為，第三方介入通常基于介入成本和利益計算以及對沖突方的道義承諾的考慮。貝爾科維奇（Jacob Bercovitch）提出，相關動機主要受到維護國際穩定、保護調停國的外交和安全利益等防禦性利益的影響，以及在沖突中擴大和增加自身影響力等進攻性利益的驅動。
基于此，可以根據第三方是以實作“利他”利益為主還是以實作“利己”利益為最終目标，将第三方介入沖突的行為大緻分為進攻性介入和防禦性介入兩大類。防禦性介入即第三方在充分考慮到沖突的外溢性可能導緻直接、間接或潛在不利影響的情況下，為避免或減少出現類似“城門起火，殃及池魚”情況的介入。防禦性介入的預期目标通常是希望從實作“利他”行為中獲得“利己”利益，進而實作雙赢。因而此類介入對沖突如何才能解決的問題較為重視。進攻性介入是指第三方企圖利用沖突來達到牽制、削弱其競争對手的目的，或将沖突作為擷取某種地緣政治或經濟利益的工具的介入行為。此類介入往往重視“利己”利益的擷取，對沖突是否能夠朝着有利于實作其目标和自我利益的方向發展較為關注，而非注重其介入行為是否符合國際規則和國際道義的标準，以及是否會對沖突本身産生消極的影響。是以，從動機而言，防禦性介入比進攻性介入的正當性更為充足，其争議性也相對較小。
（二）行動正當性與争議性介入
行動正當性是指行為發生過程中相關行動并未偏離既有環境的限制與他者可接受範圍的合理性與妥适性，是分析介入行為争議性的重要切入口。在國際政治中，正當性源自集體的感覺與信念，是反映集體意志、期許與集體共識的一種表現。有分析指出，關于正當性基本内涵的解釋大多強調社會行為者對規則、制度或政權等應然性（Oughtness）的規範特質的貢獻，為此從廣義上可将正當性寬泛定義為應然性。 是以，介入行動是否符合國際法理與程式以及審視者的标準往往會成為評判的關注重心。
可見，行動正當性可來源于一系列的國際制度與評判者的标準。從主體角度出發，第三方的介入行為需要受到制度性與機制性限制。不僅要求遵循國際組織和機構既定的相關決策程式；還要求遵循相關的國際規制，當中包括正式的國際條約和國際法，以及非正式的國際慣例和國際共識。從客體角度出發，被其他行為體所接受或得到國際社會的許可也可成為正當性的重要來源。對于前者，科爾曼（Katatharina Coleman）認為至少有四類審視者不能被忽視，即介入國的公衆、被介入方的公衆、介入國的鄰國以及國際共同體。對于後者，胡文秀認為聯合國體系内的介入、獲得沖突雙方同意的介入、基于國際共識的介入（如以反對種族屠殺、恐怖主義為目标的介入等）均屬合理範圍内。可以說，行動的正當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許可”而産生的。
（三）績效正當性與争議性介入
績效正當性指第三方的介入行為對維護既有秩序和體系運作與發展所能貢獻的潛在或已知的價值性，更多強調行為意義與行為功能。不同理論陣營的學者對正當性的不同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是源于行為的貢獻價值。如英國學派論及正當性時注重強調維持秩序、實施國際法和維持均勢等能保障國際社會有序運轉的理想追求；建構主義在論及正當性時多強調規範性因素，現實主義則強調正當性的物質和行為基礎。而在普世主義中，國際社會的價值核心在于正義，如果介入行為能維護國際正義即為正當。盡管不同學派的側重點不同，但國家與國際社會利益、滿足“小我”與實作“大我”通常是關注焦點。是以，第三方介入行為的貢獻價值是否達到評判主體的要求和期待，也會成為争議性的來源。
從介入行為對沖突的影響而言，沖突方是否結束了敵對狀态，或沖突的結果是否實作了持久和平，通常被作為第三方介入成功與否的中心參考值。但這種“以和平結果為導向”的評判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對第三方介入意圖的考慮，容易形成片面性的判斷，導緻過分否定或誇大第三方在沖突事務中的作用。對此，有觀點提出不能把持久和平作為衡量第三方介入沖突是否成功的中心标準，而應以第三方是否實作其介入議程和目标作為成功的名額。因為當和平不是介入行為的首要目标時，和平就不能被視為判斷對沖突是否有所貢獻或發揮積極作用的衡量标準。如維和性介入的主要目的是制止沖突，而非解決沖突。是以，“以目标為導向”的評判方法更能客觀地判斷介入方對沖突的貢獻和影響，也能減少不必要的争議。相關行為能否産生被認可的績效也是評估介入正當性的重要依據。
（四）理論假設與案例選擇
本文以行為本身與行為影響作為解釋争議性介入的邏輯起點，以第三方、沖突方及其他審視者為考慮主體，從動機正當性、行動正當性、績效正當性三個次元，闡明第三方争議性介入的生成機制。本文認為，介入正當性是解釋全球沖突事務中第三方介入行為争議性的核心概念。一般而言，在同一時空次元中，介入正當性程度較高的第三方介入，其出現争議的可能性相對較小；反之，正當性程度較低的第三方介入，其出現争議的可能性則相對較大。而對正當性程度的判斷則可從動機、行動、績效三個次元的正當性程度加以衡量。基于以上論證，發展出了一個具有一般性的邏輯解釋架構（見圖1）。
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在同一時空中，任一次元正當性的不足均有可能形成争議性介入。三者的自由組合中，缺乏行動正當性的組合最有可能引發争議，因為介入行動是否符合國際機制的應然性和審視者的期許是最為直接且最容易觀察的評判要素。而在不同的時空次元中，三個評判名額的強弱也可随着時間和環境的變化而發生改變。且在現實情況中，介入動機、行動、結果之間通常有着内在的關系邏輯，動機催生行動與結果，二者反過來也可以驗證動機。此外，由于争議性介入的審視主體的基本組成機關為理性的人，是以本文提出的學了解釋在明确第三方介入的動機正當性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該局限性并不影響其成為了解争議性介入産生的一個次元。同時，本文所提出的理論分析模型主要适用于解釋由第三方為國家或國際組織的實質性介入所形成的争議性，并不适用于聯合國架構下的非直接性介入。如一國參與的維和行動，由于實際行動責任的第三方為聯合國，且難以在該架構下将參加維和國家的績效進行直接量化與評估，因而不适用于該評估模型。
本文将用“動機—行動—績效”正當性的三維理論解釋模型分析阿爾及利亞在西撒問題中的意志行為及其争議性。選擇此案例的原因有二：一是第三方介入的争議性一直如影随形地貫穿整個西撒問題的始終（阿爾及利亞為當中較有争議性的第三方），是了解該沖突長期性、複雜性與難解性的不可或缺部分，可作為驗證争議性介入内在機理的案例選擇；二是西撒問題為非洲大陸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沖突之一，從其形成至今已近50年，從時間次元上看有利于觀察阿爾及利亞對該問題的介入在動機、行動和績效正當性上的強弱變化，以更好地檢驗上述理論假設的有效性。
三、阿爾及利亞介入西撒哈拉問題的政策與立場
政策與立場是考察阿爾及利亞在西撒問題中行動正當性最為直接的外在展現。作為西撒問題演變程序中的第三方力量之一，阿爾及利亞長期将該問題視為其國家政治中的一個重要關切，其相關政策和立場展現了高度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對阿爾及利亞而言，支援撒哈拉威人的政治訴求不僅是一項政治性的承諾，還是其堅持的一種态度。其相關行動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沖突主體的“許可”，且并未違背國際法理，因而正當性程度較高。
（一）介入政策
阿爾及利亞長期從政治軍事保障、人道主義援助和外交聲援等多個方面，為撒哈拉威人追求其自決訴求提供了穩定有力的支援。
在政治軍事保障方面，支援撒哈拉威人自決事業的承諾對阿爾及利亞而言是一個政治性問題。曆史上，阿爾及利亞與摩洛哥的交往由于邊界沖突、西撒問題和互相間的不信任與敵對感等而相對坎坷。1963年，雙方曾因邊界争端發生了一場規模不大的武裝沖突。1976年，摩洛哥因阿爾及利亞承認“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國”（Sahrawi Arab Democratic Republic）與阿爾及利亞斷交。雙方于1988年通過《阿爾及利亞—摩洛哥恢複外交關系聯合聲明》才重修于好。該聲明也展現了阿爾及利亞支援西撒自決事業的政治性承諾。阿爾及利亞認為《聯合聲明》中“在絕對真誠和沒有任何限制的情況下舉行适當和自由的自決投票，以公正和徹底地解決西撒沖突”的承諾是兩國關系正常化的四項基礎之一。另外，阿爾及利亞允許“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國”的行政中心設在其境内的廷杜夫（Tindouf）地區，且于西撒沖突武裝對抗早期為波裡薩裡奧陣線提供軍事支援。
在人道主義援助方面，阿爾及利亞是撒哈拉威難民最早的支援方并提供了持續的幫助。20世紀70年代中期至今，撒哈拉威難民大部分被安置于阿爾及利亞西部廷杜夫附近的五個難民營中。阿政府長期為營地提供一些基礎的社會服務，包括營地設施投資、為難民提供中等教育和有限的高等教育機會、輔助保健服務等。而聯合國難民署、世界糧食計劃署、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等機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才開始相繼介入撒哈拉威難民營的援助。另外，阿爾及利亞紅新月會（Algerian Red Crescent）長期為國際社會對撒哈拉威難民的人道主義援助提供重要的協調工作與大量的後勤工作，是聯合國相關組織的對口合作機構。阿政府每年還通過該組織向世界糧食計劃署捐贈，為西撒難民提供幫助。可見，阿爾及利亞長期為撒哈拉威難民營的運轉提供了有力支援。
在外交聲援方面，阿爾及利亞是西撒問題在國際政治議題中得以延續的重要推動力量。阿爾及利亞曾在非洲聯盟（前身為非洲統一組織）、聯合國、不結盟運動等多邊場合，使西撒問題在國際組織的議程和議題中得到關注。如1976年非洲統一組織首腦會議上以壓倒性的票數通過了一項要求摩洛哥與茅利塔尼亞退出西撒的決議，就與阿爾及利亞外交部長及其66人代表團的艱難遊說和積極表現密不可分。1982年“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國”加入非洲統一組織則是阿爾及利亞在國際上積極聲援和遊說的标志性勝利之一。這導緻摩洛哥在1984年退出非洲統一組織以抗議波利薩裡奧陣線出席非洲統一組織首腦會議，并遊離于非盟體系之外33年直到2017年才重新加入。“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國”至今仍屬于非盟的正式成員。可以說，波利薩裡奧陣線所獲得的國際承認與阿爾及利亞的外交支援息息相關。
阿爾及利亞這種政治性承諾的延續最新展現于2021年8月阿摩因新舊沖突再次陷入斷交風波。根據阿爾及利亞外交和海外僑民部長拉馬姆拉（Ramtane Lamamra）發表的斷交聲明，摩洛哥長期以來對阿方持續的“敵對行為”是其決定斷交的原因，且進一步表示“摩洛哥已經系統或部分地放棄了構成兩國關系正常化程序的參考依據和基本義務”，其中就包括摩洛哥未能履行在西撒組織舉行全民自決投票的承諾。此外，2020年12月美國在摩洛哥與以色列實作關系正常化的背景下承認摩洛哥對西撒領土的全部主權的做法，也被阿爾及利亞視為破壞維系阿摩關系正常化基礎的“敵對行為”之一。
（二）介入立場
長期以來，支援西撒在聯合國架構下實行自決是阿爾及利亞在該問題上的一貫立場，且在不斷變化的内外環境中保持了高度的連續性與穩定性。較新展現可見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前期阿政府面臨多重挑戰以及2021年末西撒局勢出現新變化的背景下，其政策立場并未因這些變化而動搖，反而展示了一貫支援撒哈拉威人實作政治訴求的決心。
2020年阿爾及利亞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曾面臨嚴峻挑戰。在經濟方面，前任政府的結構性危機、疫情下的經濟衰退和财政危機、碳氫化合物價格下跌等均是該年阿國内經濟危機加重的主要原因。阿爾及利亞的國民經濟嚴重依賴石油與天然氣的生産，2014年下半年國際油價的下跌導緻該國經濟逐漸陷入低迷。其外匯存底從2014年的1,800億美元連續下降至2019年底的600億美元；貿易逆差從2018年的44.7億美元急劇擴大到2019年的61.1億美元，同比增長近48%；國内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由2017年的26%上升至2019年的45%，超出了40%的國際警戒值。受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和碳氫化合物價格暴跌的雙重影響，阿爾及利亞的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沖擊，财政赤字加劇、旅遊業受損、外國直接投資減少和減緩，給其财政和外彙收入帶來了重壓。此外，2020年阿爾及利亞國内還面臨着維持社會穩定的巨大壓力。2019年，阿爾及利亞多地爆發多輪大規模群眾示威遊行，抗議已經連續執政20年的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總統謀求第五任期。但這一變化背後主要受到阿國内的民生訴求得不到解決和群眾希望變革的強烈意願所推動。2019年12月新總統阿蔔杜勒馬吉德·特本（Abdelmadjid Tebboune）當選後推出了多項與政治、社會和經濟相關的改革措施，以期平息社會的不穩定。然而在當時全球抗疫和世界經濟艱難複蘇的外部環境下，阿政府肩負着應對公共衛生危機、推進結構性改革和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等艱巨任務。
面臨多重挑戰的背景下，阿爾及利亞并未因其困境與公共衛生危機而動搖其在西撒問題上的一貫立場。主要展現在三點：
第一，不受局勢左右的政治支援。2020年11月，波利薩裡奧陣線針對摩洛哥軍隊進入蓋爾蓋拉特（El Guerguerart）緩沖區的行為，宣布持續30年的停火狀态結束。同年12月，美國一改過去40多年對西撒問題的“官方中立”立場，承認摩洛哥對西撒領土的主權。在此背景下，阿外交部重申了對“撒哈拉威人民正義事業的堅定支援”。
第二，兌現承諾的堅定意願。在2021年8月阿爾及利亞宣布與摩洛哥斷交的風波中，拉馬姆拉表示，阿爾及利亞“堅決承諾支援組織全民投票，以确定撒哈拉威人民的命運”，并解釋這一承諾是政治性的，是摩洛哥重建與阿爾及利亞關系必須提供的條件之一。
第三，延續過去支援難民營的做法。2020年疫情大流行初期，聯合國人道主義機構曾呼籲國際社會聯合應對營地中緊急的公共衛生需求和不斷加劇的人道主義後果。阿爾及利亞紅新月會短時間内便以物資援助的方式回應了聯合國的呼籲。西撒局勢升溫後，阿紅新月會也随即向難民營提供人道主義物資，以示其一貫并将持續支援撒哈拉威人民的姿态。
可見，阿爾及利亞的西撒政策保持着相當的穩定性，其在西撒問題上的政策和立場更多取決于“态度”而非“變數”。從行動層面而言，即便遭到摩洛哥的反對，但由于阿爾及利亞的西撒政策和立場并未偏離既有環境的限制且屬國際法理範圍内，因而正當性較強，争議性較弱。其相關行動的正當性主要來源于三點：一是支援撒哈拉威人實作其政治訴求的政治性承諾；二是1988年通過的《阿爾及利亞—摩洛哥聯合聲明》；三是聯合國架構内的相關支援。
四、阿爾及利亞介入西撒哈拉問題的動機
長期以來，阿爾及利亞支援西撒實作“自決”的目标與維護自我利益的“自保”目标高度重合。盡管介入動機中利己與利他并非完全是二進制對立的，但由于西撒問題的和平程序長期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其動機正當性也随之被削弱。本文發現，阿爾及利亞在西撒問題上的立場和政策更多是一種基于民族主義和民族利益的道義行為，同時具備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是兼顧國家利益與國際道義的一種理性選擇的結果。
（一）價值理性
在國際關系中，價值理性指行為體注重行為本身所代表的價值的合理性，即是否能實作國際社會的正義、公平、有序等，而非重視行為的利害關系。如“國際道義”反映的是國際社會相處中的“應然”準則，展現的是國際社會對公平正義的基本要求。支援與維護國際社會公認的規範、原則和慣例往往被視為衡量國家行為體是否具備國際道義的基本要素。阿爾及利亞的西撒政策具備價值理性的一面，展現了一定的規範性和原則性，主要在“國際法”和“非殖民化”兩個落腳點上展現了一定的規範性和原則性。
首先，由國際合法性和國際共識形成的規範性與原則性。一是以聯合國決議和國際法作為指導原則。聯合國于1963年承認西撒人民的自決權，并将西撒列入非自治領土的名單，其後的多項決議曾明确地表達了西撒問題應根據第1514(XV)号決議所載的《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進行自決的立場。國際法院在1975年也給出了西撒哈拉有實施自決權利的咨詢意見。二是非盟的相關原則和決議。非洲統一組織于1964年通過了《關于非洲國家之間邊界争端的決議》，強調所有成員國保證尊重獨立時存在的邊界，為非洲國家的邊界争端提供了基礎性原則。非盟曆屆會議關于西撒問題的相關決定、決議和公報，多以推動和落實西撒人民的自決權以擺脫“殖民化”為核心目的，也曾通過多項決議強調以《聯合國憲章》和《非洲統一組織憲章》的原則和目标為指導，推動西撒實作自決。是以，從支援與維護國際社會公認的規範、原則和慣例判斷，阿爾及利亞對西撒自決的支援具備國際道義性。
其次，由革命傳統與反殖民主義經曆塑造的規範性和原則性。阿爾及利亞長期被殖民統治的經曆（1830~1962年）和艱難血腥的民族解放鬥争史（1954~1962年）對其人民而言是難以抹除的革命創傷，這也使得阿爾及利亞建國後的内政外交政策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對内，民族主義意識形态是阿爾及利亞進行政治動員和實作政治穩定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外，自決、主權與不幹涉成為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外交的重要指導基礎和規範原則。獨立後的阿爾及利亞積極維護民族獨立，推動世界範圍内的民族解放鬥争，曾在支援非洲解放運動和清算殖民主義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對外強調主權，主張不幹涉内政的原則。阿爾及利亞是以一度成為第三世界民族主義革命的“标杆”與不結盟運動的重要上司者之一，在第三世界産生了廣泛的影響。
過去，撒哈拉威人的自決訴求也從阿爾及利亞這種積極支援解放革命與反對殖民主義的道義感中受益。特别是在強調自決原則的問題上，得到了有過沉痛被殖民經曆的阿爾及利亞的大力支援。美國解密文檔顯示，阿爾及利亞曾宣稱向波利薩裡奧陣線提供武器裝備和避難所是出于對自決的“神聖事業”的尊重。學者也表示，自西撒問題交由國際社會解決以來，阿爾及利亞一直将其視為一個“殖民主義清算問題”，阿立場是以“革命解放原則”為基礎的，波利薩裡奧陣線則被視為“尋求獨立和解放并緻力于将其家園從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的鬥争運動”。基于此，阿爾及利亞認為“隻能通過應用國際法以及聯合國與非洲聯盟在此問題上公認的原則來解決”，并稱其一貫立場“符合國際共識和聯合國關于非殖民化的學說”。可以說，阿爾及利亞在西撒問題中所遵循的規範和原則一定程度上由其民族主義意識形态的“土壤”滋養而成。
（二）工具理性
從國際政治的視角來看，工具理性可指行為體通過計算功利的方式，利用事、物、觀念獲得某種價值的一種施動結果或能力，更多強調行為本身的合目的性，而非追求公正、責任、和平等價值意義。事實上，僅以“為了道義本身而道義”的解釋架構去了解阿爾及利亞的西撒政策動機并不具備說服力，因為對民族國家利益的考量同樣是其政策堅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已然超出了其對撒哈拉威人自決訴求的關切。
首先，基于安全利益的考量。阿爾及利亞對波利薩裡奧陣線的支援是對摩洛哥民族統一主義的一種警惕性回應。在摩洛哥的曆史叙事中，被殖民勢力統治前，西撒哈拉、茅利塔尼亞和阿爾及利亞西部的部分地區均屬“大摩洛哥”（Greater Morocco）的地理範圍。除西撒外，摩洛哥還曾對茅利塔尼亞及阿爾及利亞的廷杜夫和貝沙爾（Béchar）宣稱主權，以期收複其“曆史領土”。有觀點認為，支援摩洛哥對西撒的領土要求會助長其“擴張”的野心。摩洛哥學者也認為，阿爾及利亞有類似的擔憂。是以，阿爾及利亞對西撒自決的支援不僅出于對摩洛哥“擴張主義”的擔憂，還是回應外部對其領土主權威脅的一種理性防禦。
獨立後的阿爾及利亞與摩洛哥尚存在殖民遺留下來的領土界線問題。在邊界問題未解決前，阿爾及利亞對西撒自決持相對模糊的立場，1972年摩洛哥簽訂協定正式放棄對廷杜夫和貝沙爾的主權要求之後，阿爾及利亞明确支援西撒民族主義的姿态才開始展現。不過，摩洛哥放棄對其“曆史領土”的主權要求并承認阿爾及利亞的邊界是有條件的，即阿方需将支援摩洛哥對西撒的領土主張作為交換條件之一。盡管未能實作，但阿爾及利亞早期的姿态對促使摩洛哥承認阿邊界有重要的作用。可以說，阿爾及利亞的西撒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抗摩洛哥民族統一主義的結果。
其次，基于地區主導權的考慮。有觀點認為，支援波利薩裡奧陣線是阿爾及利亞追求北非強國地位的戰略核心，通過西撒沖突牽制摩洛哥的地區力量成為阿方的重要手段。阿前官員曾表示，“阿爾及利亞的考慮是，支援摩洛哥對西撒的主權要求會增強摩洛哥的實力，并打破兩國力量均衡狀态。”不可否認，若西撒并入，摩洛哥不僅得以擴大其領土版圖，還将獲得更多的海陸資源，而一個在波利薩裡奧陣線上司下的“友好國家”則對阿爾及利亞更為有利。因而，在争奪地區主導權的話語體系中，波利薩裡奧陣線容易被視為阿摩開展政治和軍事沖突的“代理人”就不足為奇了。
地區競争和西撒争端催生了摩洛哥與阿爾及利亞之間的“冷和平”，兩國長期存有準軍事行動。摩方的軍事關切主要集中于管控和保護其控制的西撒哈拉，并在撒哈拉北部維持一條針對阿方的堅固防線；而阿方不斷增加的國防開支和現代化的海陸空系統，難以消除摩洛哥對阿爾及利亞意欲成為地區主導力量的看法。兩國持續的競争同樣延續至外交領域，雙方均試圖就西撒問題從非盟、阿盟和聯合國拉攏盟友，以使西撒問題朝着對自身有利的方向發展。是以，阿爾及利亞對波利薩裡奧陣線的支援可被視為其與摩洛哥競争的一部分。
最後，不少分析者認為，阿爾及利亞觊觎通往大西洋的出海口以出口其國内的自然資源是其西撒政策的重要動機之一，但該解釋尚存争議。有學者從2001年《貝克計劃》的草案内容、地理路線及地緣經濟狀況等方面分析，得出阿爾及利亞的西撒政策動機與擷取出海口幾乎毫無關聯的結論。但總體來看，阿爾及利亞支援撒哈拉威人自決的深層次動力，更多來自曆史和政治因素，而非經濟因素。
綜上，國際道義與自身利益均是了解阿爾及利亞對西撒問題的政策韌性和行為膠着的兩個關鍵落腳點。從國際規範、國際原則和國際法層面而言，介入政策動機具備相當的道義性，但其同時展現的利己主義動機又削弱了這種道義性，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動機的正當性，進而成為其争議性介入形成的一個伏筆。
五、阿爾及利亞在西撒哈拉問題中的角色争議性及評析
阿爾及利亞作為西撒問題中重要的介入力量被廣泛認同，但在西撒問題中的角色卻頗有争議，其争議性背後展現的是審視者（尤其是摩洛哥）的績效期許與第三方的實質貢獻之間的落差。從績效層面而言，對西撒和平程序的貢獻不足，緻使阿爾及利亞相關意志行為中的“利己”特性凸顯，“利他”性被削弱，這是了解其在沖突中争議性角色的關鍵。
（一）“當事方”或“觀察員”
阿與摩在西撒問題上對沖突解決與和平談判的重點對象有不同的了解，雙方對于阿爾及利亞應當在沖突中發揮何種作用有着針鋒相對的立場。從介入績效層面看，阿爾及利亞在西撒問題中未能發揮審視者所期待的價值，是了解其角色争議性的一個重要落腳點。
對摩洛哥而言，阿爾及利亞是造成地區不穩定和制造西撒問題這一“人為争端”的主要“當事方”和“責任方”。在摩洛哥的話語體系中，西撒問題是一個受外部因素影響的摩洛哥内部主權問題。阿爾及利亞是當中最主要的“外部影響因素”；波利薩裡奧陣線是一個由“阿爾及利亞資助的雇傭兵團”；廷杜夫附近的難民營則是作為“分裂主義者”用于實作其政治目的“工具”。是以，摩洛哥話語體系下的阿爾及利亞是一個純粹的利己主義者，是西撒問題的“主要當事方”，應當直接參與談判。2014年，穆罕默德六世國王在“綠色遊行”39周年之際的國家緻辭中重申，“除非追究這場沖突的主要當事方——阿爾及利亞的責任，否則就不會有解決辦法”。2018年，摩洛哥代表也于聯合國大會上指出，“與西撒哈拉有關的‘人為争端’仍然是助長該地區不穩定的主要原因，妨礙采取聯合行動和馬格裡布地區的一體化”，阿方“應有效并直接參與這方面的努力，因為該國對制造、助長和延長這一争端負有曆史和政治責任”。是以，摩洛哥深信阿爾及利亞在解決沖突和克服障礙方面可以發揮關鍵作用，應當直接參與沖突談判。
與摩洛哥一直強調阿爾及利亞在談判程序和沖突解決中的核心地位相反，阿爾及利亞将自身在西撒沖突解決中的角色明确定位為“鄰國”和“觀察員”，而非和平程序中的“當事方”。阿曾多次公開強調其在西撒問題中的“觀察員”角色和在解決程序中的協調作用。如2015年阿外交部稱，“作為一個鄰國和解決程序的觀察員，阿爾及利亞重申對聯合國秘書長及其私人特使的支援，并保證将配合他們推動摩洛哥和波利薩裡奧陣線達成解決方案的努力，使西撒人民能夠自由行使其自決權”。不僅如此，阿爾及利亞拒絕在西撒問題中承擔責任的說法。拉馬姆拉曾在聯合囯公開強調阿爾及利亞并非“沖突當事方”，并表示“自1975年以來，沖突雙方一直是摩洛哥與波利薩裡奧陣線”，“拒絕接受摩洛哥試圖将西撒沖突‘雙邊化’并使之成為阿摩之間的‘區域争端’的做法。”
在分析阿爾及利亞該在沖突解決中扮演何種角色以及該在西撒和平程序中發揮多大的作用之前，需要指出“沖突的起源”與“沖突何以持續存在”并非同一命題。雖然摩洛哥“收複曆史領土”的目标與波利薩裡奧陣線追求自決的目标之間的不相容性一直展現在西撒沖突發展的各個階段，但這已非是導緻西撒問題持續存在的唯一因素。世界政治經濟局勢的發展、沖突主體力量的變化以及利益攸關方的介入等後發性因素，已逐漸成為西撒問題能夠持續存在的不可忽視部分。這意味着沖突解決所需考慮的因素不能僅僅局限于沖突主體本身，還需要考慮其他後發性因素對沖突發展和解決的影響。認清這點對了解阿爾及利亞在西撒問題中的角色十分重要。
可以肯定的是，阿爾及利亞的相關行為與決策，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都已成為推動西撒問題發展演變的重要力量之一。近些年來，聯合國呼籲阿爾及利亞作為鄰國為談判程序作出貢獻，也表明了國際社會對阿爾及利亞在沖突解決中發揮更大作用的期許。是以，盡管不是西撒問題的直接沖突方，但阿爾及利亞作為推動西撒問題發展演變的重要力量、深陷其中的鄰國以及馬格裡布地區國家，有責任在多邊化的基礎上，為推動政治程序以及維護地區的和平與發展發揮更大的作用。
（二）“重要力量”或“決定力量”
盡管阿爾及利亞是推動西撒問題發展演變的重要力量之一，但其在該沖突中的重要性有被誇大的可能。過去不乏分析者持這樣的看法，即波利薩裡奧陣線隻有在阿爾及利亞允許和支援的情況下才會恢複武裝沖突。對于阿爾及利亞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西撒問題的不同看法，展現了審視者在介入功能上對阿爾及利亞的期待差異。然而2020年末西撒脆弱的和平被打破表明，把西撒哈拉民族主義者恢複武裝的意願和能力等同于阿爾及利亞對波利薩裡奧陣線的支援是相當不全面的。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停滞不前的政治程序增加了撒哈拉威群眾對通過暴力的方式實作其政治訴求的願望。自1988年沖突雙方同意接受停火協定以來，西撒問題在過去30多年的時間裡未能得到解決，也未得到應有的關注，撒哈拉威群眾日漸對聯合國架構下缺乏進展的政治程序感到失望。波利薩裡奧陣線上司人加利（Ibrahim Gali）曾表示，“聯合國秘書處和安理會未能采取有力行動……這損害了聯合國的公信力，使撒哈拉威人民對本已脆弱的聯合國和平程序更失去信心。”不僅如此，撒哈拉威難民營的條件持續惡化、人道主義危機長期存在以及國際社會出現援助疲勞的态勢，均對難民營中的大衆心理産生日漸消極的影響。有研究指出，難民營内的人們普遍認為，戰争可能是增加援助的最佳方式，不僅可以引起國際社會的注意，捐贈者還被認為更有可能向發生暴力沖突的地區捐助。是以，撒哈拉威人，尤其是當地的年輕人，要求恢複與摩洛哥武裝敵對的聲音越來越大。
其次，波利薩裡奧陣線面臨着鬥争政策轉變的壓力。長期以來，波利薩裡奧陣線作為撒哈拉威人民追求自決訴求的政治力量代表，未能上司撒哈拉威人民實作自決的願望。反之，摩洛哥在西撒沖突中日漸占據優勢。這對波利薩裡奧陣線放棄武裝戰鬥并長時間保持非暴力的鬥争政策是巨大的挑戰。撒哈拉威群眾要求改變現狀的呼聲，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波利薩裡奧陣線鬥争方式轉變的主要原因。波利薩裡奧陣線上司人薩利克（Mohamed Salem Ould Salek）曾表示，那些呼籲恢複敵對狀态的人認為停火協定是以全民公投為條件的，如果不舉行全民投票，停火即可宣告無效。
最後，波利薩裡奧陣線的合法性遭到來自内部的挑戰。2020年4月22日，撒哈拉威和平運動（The Movement of “Sahrawis for Peace”，MSP）的創立，打破了波利薩裡奧陣線在過去半個世紀作為撒哈拉威人追求和實作自決目标的單一政治力量代表的局面。這股力量的出現不僅是西撒問題政治解決程序停滞不前和前景不佳、撒哈拉威人的流亡看不到盡頭、難民營中的生存條件不斷惡化等一系列問題所導緻的結果，也是波利薩裡奧陣線合法性與公信力下降的産物。據《北非郵報》消息，撒哈拉威和平運動“誕生于撒哈拉威人對波利薩裡奧陣線上司人的腐敗、無能和壓迫的沮喪、憤怒和不滿，他們未能為西撒問題達成持久的解決方案并結束撒哈拉威人的苦難”，相反，波利薩裡奧陣線上司人繼續從撒哈拉威人的困境中受益。
簡言之，阿爾及利亞的支援事實上并未對2020年末西撒的新态勢産生決定性影響。波利薩裡奧陣線宣布恢複武裝敵對狀态主要是國際社會冷漠與不作為、摩洛哥日益占據優勢地位、撒哈拉威内部挑戰等一系列因素互相作用的結果。但不管有無阿爾及利亞的參與，西撒的民族主義早在西班牙殖民時期就已經存在，且撒哈拉威人追求自決的訴求也一直未曾消失。認清這一點對了解阿爾及利亞在西撒問題中所能發揮的作用至關重要。然而，盡管阿爾及利亞在西撒問題中的作用并非決定性的，但鑒于其推動西撒問題發展演變的重要力量的身份，需要積極加強對和平程序的貢獻，否則難以消除或減少其介入的争議性。
六、結語
本文通過分析阿爾及利亞在西撒問題中的行為意志，展示了沖突事務中争議性介入生成的因果機理。案例表明，“動機—行動—績效”的三維正當性解釋架構可為分析沖突事務中第三方介入的争議性提供一個可被推廣的理論解釋模型。在動機層面，阿爾及利亞的介入動機并不符合其一直對外展示的“純粹的利他主義者”語境，也不符合摩洛哥話語體系中建構的“絕對的利己主義者”形象，反之，其介入同時具備“利他”與“利己”的雙重特性。從維護國際法理方面而言，阿爾及利亞的介入動機具備相當的道義性，但其利己主義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行為的道義性。尤其随着西撒問題的長期未解，外部對其介入利己性的疑慮有所增強，降低了其動機正當性的程度，而成為争議性介入的一個形成因素。在行動層面，阿爾及利亞的西撒政策與立場既符合聯合國、非盟等國際組織的相關決議與原則，也符合其革命傳統與反對殖民主義的慣有做法，未偏離既有環境的限制且屬國際法理範圍内，因而其行動正當性程度較高，争議性較弱。在績效層面，作為推動西撒問題發展演變中重要但非決定性的第三方，阿爾及利亞雖然一直為維護撒哈拉威難民營的正常運轉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其介入同時也被認為對推動西撒政治解決程序與地區和平與發展方面的貢獻不足，進而使得阿爾及利亞相關意志行為中的“利己”特性更加凸顯，“利他”性被削弱。績效正當性的不足是以成為了解其争議性角色的一個關鍵落腳點。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全球安全态勢在本質上是關系性的，需要不同利益行為體間的協調合作，以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實作善治。因而，第三方對沖突事務的介入并非是不必要的，但相關行為需滿足最基本的介入門檻，即具備充分的正當性，否則容易遭到質疑。此外，在沖突解決方面，需要注意“沖突的起源”與“沖突得以持續存在”并非完全相同的兩個命題。因為随着時間變量和外部環境的變化，沖突最初發生的原因與沖突持續存在的原因之間的相關性可呈動态變化，在西撒案例中甚至已經有所減弱。這表明，在沖突解決中，不能僅僅将目光聚焦于沖突主體本身，過分強調沖突的原發性問題，還需要考慮其他後發性因素（如第三方介入）對沖突發展和解決的影響。進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第三方介入對沖突産生的負面影響，更好地發掘第三方介入的積極作用。以上發現不僅适用于西撒案例，同時也可為其他的地區沖突案例，如同樣曠日持久的巴以問題等，創新沖突解決路徑提供啟示。
（本文觀點僅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上外中東研究所和本微信訂閱号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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