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结合孔望山摩崖造像的最新研究结果，对其中的K3、K5两个龛室的内容进行了探析，认为与主体画像X73有密切的联系，反映的是早期道教讲经、祭祀礼拜的内容。
它们与整个造像群的佛、道的人物和故事并不一致，是典型的市俗生活的刻画，也是东汉晚期汉画像石雕凿技法运用于新材料、新题材的画面布局尝试。
1980年和2000年考古调查，在描述孔望山造像群龛室画像人物的衣冠服饰和居家生活器用方面有较多的研究，而更深入地就其内容的性质及其与整个造像群的内在联系方面，则仍有继续探讨的空间。
K3画像的内容
在厅堂讲经K3龛室内壁画面刻画了一幅三人坐于帏帐(又称帷幔、垂幔)之下讲经和听经的场景。
《连云港孔望山》对此是这样描述的：画面中西侧一人略偏向东，跽坐，露右耳，头戴武冠，颌部有针状胡须，身着右袵长袍，右手置于胸前，左手执一便向。
画面东侧的两个人，服饰姿态基本相同，身体面部略向西，露左耳，头戴巾，身着右袵长袍，双手合袖于胸前。
画面中刻画帏帐，表明跽坐者三人是在厅堂内讲话，右袵长袍是汉族（相对于西域胡人的左袵）服装的款式。西侧一人左手持便面，是汉代人用以屏面的随身携带之物。
《汉书·张敞传》：“敞无威仪，时罢朝会，过走章马台街，使御使驱，自以便面拊马。”颜师右注：“便面，所以障面，盖扇之类也。
不欲见人，以此障而得其面，故曰障面，亦曰屏面。”人物持便面是汉画像石中常见的题材。人物的身份，从《汉书·张敞传》看，可能在早期为上层官吏所用，愈往后，便愈普及到下层。
汤池先生认为：“执便面及金吾之风尚，启自西汉，盛于东汉，魏晋南北朝已属尾声。”汉画像石中许多车骑出行、拜谒、讲经、宴饮、庖厨、乐舞百戏、西王母等画面上，执便面与金吾屡见不鲜。
人物身份有尊贵者如令长等，也有普通的掾吏、武士、仪卫等下层人物。如滕县黄家岭画像石第二层有17名仪卫执便面。
沂南画像石八角栌斗和柱身东面画像人兽相搏的场景中的武士执便面，中室北壁车骑出行图中导引的车前武士两人均执便面；湖南衡阳出土的胡人俑亦执便面。
由此可见，执便面在东汉晚期画像石中表现不出身份的尊卑高低了。但在K3中，西侧的执便面人物头戴武冠，与东侧头戴巾的两人相对，则可以肯定其地位是高于东侧两人的。
西侧人物手执便面似在比划着讲话，东侧两人作恭听状，因此，这个场面可以谓之“讲经图”。“讲经”是东汉晚期汉画像中常见的题材，《微山汉画像石选集》中的图50“讲义”、图59“讲经”图像。
然而，西侧这位人物究竟是在讲什么“经”？这就需要从摩崖造像群的整体画面把握了。K3紧邻摩崖造像群中体量最大、处在中心位置的X73，在其西侧略偏下位置。
《连云港孔望山》认为，X73东下侧的佛像X77与胡人像X78、X84所形成的组合，不以佛像为中心、两侧为胡人的对称性组合，非供奉关系，而是主次关系。
佛像与胡人形象形成的组合位置也非中心位置，而是围绕在X73周围，散落于胡人形象之间，它们并不是被供奉的对象而是从属于主像，是为主像所作的说明。
确认X73即为老子，K3的图像所指也就明朗起来。所谓讲经，即是讲老子西方化胡之“经”。识。
老子地位在道教中逐渐放大，直至成为教主，与西汉以来的黄老学说的播扬、方仙道士宣扬的长寿成仙的思想的泛滥有关。
《道德经》中的贵柔、守真、负阴抱阳、清净无为等观念为道教所利用和改造。老子在《太平经》中虽未见有推崇之辞，但《道德经》中一些重要的道家思想为早期道教所吸收。
继之的张道陵的《老子想尔注》则更是追随老子，标榜以老子为尊。而当此之际，佛教初传中土，必然会与中国刚刚创立的本土宗教—道教相碰撞。
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国文化对于这种碰撞采取的是一种包容和吸纳的态度。道教感悟到佛教的“省欲去奢”、“仁慈好施”与自已崇尚的老庄之学“以荏弱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庄子·杂篇·天下》)有相通之处。
佛教的“精灵起灭”和“轮回”之说与道家宣传的“道成生化，蝉蜕度生”（边韶《老子铭》）,在面对人的生死问题上可以融通。
于是老子西出函谷“不知所终”，在道教初期的理论体系中终于能够与西方东来的佛教“接轨”。故在“黄老浮屠并祠”的东汉晚期，把西方的佛看成是中国道教诸神中的一位，而且是“东方尊神”老子去西方化为浮屠的结果。
简单地回顾东汉晚期佛教初传、道教滥觞的历史，这两种宗教的交融最终演绎出来的“老子化胡”故事，已作为一种“常识”为信奉者共知。
它被作为一种宣讲道教的题材而刻画是很自然的事情。K3中的西侧人物手持便面，向着X73方向扬起，其含意也就不言而喻了。他的讲经其实就是讲老子化胡故事之经。
K3龛室内的三人着汉人服饰衣冠，显然为了与X73周围的（不包括同为汉式衣冠的X74）众多胡人相区别，表示为中原汉人。画面虽非佛道内容，而是市俗生活场景，但都是对X75老子这尊主像的尊崇。
K5的内容
进瞻膻坛后退宴礼堂的场面再看K5。有了以上推论，K5龛室后壁刻画内容也就便于理解了。《连云港孔望山》是这样描述的：
K5石壁用阴线刻出一组人物画像。两侧可辨认出7个人物像，以人物中间放置的尊盘为界，分为东西两组。西组有3个人。
中心人物靠尊盘跽坐，形象高大，头戴三梁进贤冠，身体及面部微偏东，颌下有针状胡须，身着右袵长袍，右臂微曲，左臂伸向前方，手露出袖外。
其身后分为两个小型立像，两像身体及面部均微向东偏，头戴平巾帻，身着长袍。靠前的一人右手伸于胸前，左手持便面；后者双手合袖置于胸前。东组共有四人。
中心人物形象高大，露左耳，头裹巾物，巾角分置于头两侧，身着交领长袍，双手合袖于胸前。后面跽坐一人，头饰已无从辨认，身着右袵长袍，双手合袖于胸前，面微向东，露右耳。
其东侧的人物为微向西侧身形象，头上冠式已无法分辨。身着交领长袍，双手于胸前握一殳，下半身已无法分辨。
最东侧人像的身体和头部略向东偏，头冠已看不清，身着交领长袍，右手伸向前方，下部除部分衣服外，具体形象已无法分辨。
该像东侧应当还有人物图像，可惜已无法识别。在人物像的上部刻有帷帐。尊和其下的圆盘均为三足，尊内放置一曲柄杓。两组的人物似在侃侃而谈，东组的人物则作凝神倾听状。
上述人与物的描述部分，显然漏掉了东侧右上角的一个类似华盖样的物件，且在该物件与东组最东侧的人物之间可能“并非应当还有人物图像，现已无法识别。
而是从来就没有刻画。描述中提到的“握一殳，在此之前有研究者认为是“执金吾”。从东汉晚期的画像石的众多画面看。
余文认为以“执金吾”为妥，画面中的三足盘、三足尊和尊内置一杓亦是汉画像石宴饮场面多见的器物组合。
K5的位置在X73之下并与X73紧邻，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位置。与X73周围的众多胡人形象和反映佛教内容的各种人物造型一样，都是在演绎“老子化胡”的故事。
K5则无论从人物的衣冠服饰，还是宴饮器物组合看都是汉代的市俗生活无疑。同K3的意涵一样，这种市俗生活画面都与围绕X73所展开的宗教内容刻画不无关系。
老子化胡故事演绎成佛道交融的画面出现在孔望山摩崖造像中绝非是偶然的游戏之作，这要联系东汉晚期的历史文化背景来分析。
俞伟超、信立祥指出：“孔望山所在的鲁南苏北地位是东汉晚期道教活动中心，是中国道教最早的纲领—《太平经》诞生地，也是东汉晚期蓬勃兴起的太平道活动中心。”
他们推断，把孔望山造像与汉东海庙联系起来，摩崖造像群的雕凿时间可以锁定在东海庙修葺的公元155年，至黄巾起义失败的公元184年之间。
东海庙祭祀的是当时统辖东海一方的道教神祗东海神君的道观。从现存的《东海庙碑》拓片残本看，此刻为东汉熹平元年（公元172年）时任东海相的“满君”所刻。
刻文指定东海庙的始建年代膻坛与礼堂对仗，膻是从事宗教仪礼必须秉持的一种虔诚敬畏的心态，礼则是程式和秩序。进一步推定K5中心人物，其冠式进贤冠表示其“身份至少不会低于长吏，或属一般贵族”。
K5实际上是描绘举行过奉祠老子典仪之后，退入东海庙内的“礼堂”而宴饮的场面。主人侃侃而谈，挥手示意；听者正襟危坐，凝神倾注。其他人物也都是为在烘托这种气氛而刻画的。
结语
汉画像石的市俗画面体现出汉代厚葬之风，地位显赫的人物死后多在石墓墓壁等处凿刻其生前车骑出行、拜谒、庖厨、乐舞百戏、宴饮等市俗生活的场面。
孔望山造像的K3和K5刻画，是为了表达奉祠老子的虔诚和服务于“为主像所作的说明”这一主旨，采用的是具有“图像学”意义的汉画像石的常见粉本。
这种因材施“刻”的方法，既是实际施工的需要，也是对汉画像石传统技法应对新题材、新材料和新的画面布局的一种创新与突破。
参考文献
1.连云港市博物馆.连云港市孔望山摩崖造像调查报告］.文物，1981）：1-7.
2.汤池.孔望山造像的艺术风格［C］//孔望山造像研究第一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90.
3.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连云港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连云港孔望山［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204-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