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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自德宗之后至唐亡，历经102年，11位帝王轮流执政。这段历史，政局混乱不堪，内部权力争夺激烈，宦官弄权，各地藩镇不断叛乱。外部则有吐蕃、南诏等外族的侵扰。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百姓备受剥削。即便是像李世民这样杰出的统治者，或者就像刘秀一样的奇才，也难以挽救这一局势。
黄巢血洗长安之后，唐廷虽然多活了二十多年，但也不过是为祖宗积德。唐末时期，整个国家几乎就是由藩镇组成，除了两京，全国范围内都可视为藩镇的版图。河北三镇属于割据型藩镇，不过，这类藩镇占比极少，其他大部分藩镇的人事权、一部分财权和大部分军权都在朝廷掌握之中。然而，晚唐时期，宦官开始依靠各种官职，特别是藩镇监军使，将其触角伸向全国，涵盖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与文官集团分享行政体系的控制权。
晚唐宦官之间不仅相互通婚，还与一些次等豪门家族甚至叛徒结亲，形成了绝无仅有的宦官世家，他们的人际网络高悬在两京上空。这一现象使得皇帝几乎成了傀儡，无论是明君还是昏君，无论是贤相还是昏相，都无法改变两京，特别是关中的政治格局。
五代时期的朱温、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柴荣等，都是非常出色的领袖。然而，当时的社会风气败坏，藩镇割据，骄兵悍将，要重新建立中央集权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此外，还有契丹虎视眈眈。宋朝的建立和稳定也基于对文官权力的强化，中央高度集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广受传颂，但这仅仅是对禁军大将兵权的一次裁减。对于那些拥有兵力、土地和财富的实权军阀，这种裁减几乎毫无意义。赵匡胤及其兄弟的努力只是历代努力的集大成者，但这也是建立在对其他人不公平的基础上，特别是对郭威、柴荣而言。
唐朝皇室与节度使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节度使中也并非全是奸臣。例如，像李克用这样的节度使，只要得到朝廷的信任，就能够在其领地内维护秩序。然而，唐末朝廷内部问题过于严重，世家大族和宦官日渐衰落，朝廷自身力量也日益减弱，导致对能干人材猜疑重重，政策刻薄，恩惠稀少。这种猜疑链条导致节度使对朝廷产生失望，这一恶性循环导致局势不断恶化，最终被编外户朱温扭转。
即便是朱温，如果他当时感到稍许的安全感，也不会有如此大的野心。实际上，朱温晚年也无法解决这个混乱的局势，最终黯然离世。节度使制度是李隆基"军改"中府兵制的产物，但这一制度相当不完善。安史之乱之后，从节度使、到藩镇、到皇帝，没有一个人感到安全，牙兵甚至怀疑自己的主官节度使，而节度使也怀疑朝廷，朝廷则对整个藩镇充满疑虑。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五代十国时期，最终军阀正式上台，直到宋代才有了制度性的解决方案。
因此，现在回顾历史，很多人或许低估了赵匡胤的作用。他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他建立了制度，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动荡时期。至于汉末时期，地方军阀崭露头角，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使得皇权迅速瓦解，速度甚至超过了唐朝。这五代十国中，各个国家都是通过削弱藩镇建立的，他们努力的方向都是成为皇帝，然后与其他节度使分享权力，只有柴荣建立禁军后，局势才有所好转，不过赵匡胤本人也是禁军的产物。赵匡胤不是"释兵权"过程的最后一位，甚至可以说在宋真宗时期的一段时间内，宋朝仍然是"节度使的国家"。
五代时期，基层土地兼并问题严重，百姓要么依附豪强，要么成为藩镇的士兵。在赵匡胤时代，局势逐渐稳定，才有了统一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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