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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俄国对外政策的转变主要是发生在亚历山大三世时期。亚历山大三世的统治时间虽然不长，但从俄国外交史的角度来说，它也许是俄国整个19世纪中最重要的时期之一。

俄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定位

虽然此前德国的统一使俄国在西部边界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但圣彼得堡同柏林结盟的政策仍然通过三皇同盟以及后来的再保险条约继续下去，直到1890年威廉二世终止了这个同盟。

这种结盟关系的改变，对德俄两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且是为了同样的军事和战略上的原因。对俄国而言，事关其国家安全的最重要的地区就是普鲁士和被瓜分后的波兰所占据的地区。

欧洲正是从这里可以有效地发动一次足以危及俄国生存的入侵。所以同该地区比起来，近东、中东、远东从来就只是一些小问题。

以先前的事例为证，无论是1812年拿破仑大军的入侵，还是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只要俄国能确保中东欧地区的稳定，就不会有危及俄国存亡的情况发生。

即使这种情况在1871年由于统一的德意志的出现而发生了变化，但只要柏林和圣彼得堡之间的外交维系能保持一天,俄国的西方边界就有了保障。

但是到了1890年，这个结构却垮掉了，因为当时的德国不但放弃了同圣彼得堡关系的维系，而且还追求一种同俄国的敌人，即英国和奥匈缔结排他性联盟的政策。

因此，俄国就面对着这样的可能:亚洲和巴尔干地区的冲突很可能引发一次对俄国的直接入侵。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那么现在受到威胁的就不是克里米亚，而是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了。”

所以，在严峻的国际形势面前，俄国坚决的放下了出于传统友谊、王朝联姻所形成的百多年来与德国在各领域间的合作，从国家利益的实际需要出发，毅然决然的同近百年间与己关系曲折不断的、共和制的法国建立同盟关系。

这体现了俄国外交决策中的一个核心思想,即一切以本国的实际利益和国家荣誉为根本考量和出发点。

在整个19世纪的欧洲事务中，俄国一直都在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无论是19世纪初拿破仑统治欧洲，还是19世纪后期俾斯麦主导欧洲的时代，俄国都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即便是在拿破仑战争后直到克里米亚战争前，由俄国所扮演主要角色的维也纳体系中更是如此。

由俄国主导欧洲事务的局面在克里米亚战后就已经结束了，19世纪后期的欧洲被认为是俾斯麦的时代。在由德国来主导欧洲事务走向的时代里，俄国所做的只能是在被动的接受环境改变的同时，自己主动的去调整和适应一些新情况。

同理想主义的神圣同盟时期不同,俾斯麦的国际秩序中充满了强烈的实用主义和恢复欧洲“均势”的色彩。为了达成这一新的“均势”构想，俾斯麦编织了一道复杂的联盟网格。

而这道联盟网的牢固性主要取决于柏林-维也纳-彼得堡这三者的关系是否能融洽如意，而俄德关系在其中发挥着首要作用。彼得堡也同样认为：“在80年代同德国保持紧密联，是俄国对外政策的基础"。

但是，这也并不代表俄国的对外政策就要全部围着德国来转。俄国在19世纪后期的国际关系中并非只充当一个消极角色,俄国也很善于在各种变化中寻找到有利于自己的位置，这一点经常使它能够采取主动接近更为感兴趣的国家，而不必担心失去有利时机和条件。

俄国与法国走近的过程就鲜明的体现出了这一点。虽然俄国的行动比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发展总是显得有些慢半拍，但俄国国家特殊条件决定了它即使是因为其自身的判断出现误差、反应迟钝而造成失误往往也不会威胁到俄国自身的生存。

这使得俄国在历史上的，包括该时期的对外政策制定、对外交往中总是显得有些随意和专断,而且这两种态度往往是相伴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