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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年,挪威挖大坑!突然取消中国130亿合同,致船厂负债20亿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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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大船海工与挪威系卓尔公司签署了一份总值130亿人民币的订单,合同包括了八座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的承建。这是中国船舶工业史上最大的单笔订单,同时也创下了全球最大的钻井平台订单的记录。然而,数年后,卓尔公司出人意料地取消了六座钻井平台的订单,仅保留“系卓尔1号”和“系卓尔2号”的合同。这一决定对大船海工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同时也引起了全行业的震惊和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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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卓尔公司挖下的深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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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船海工是中国最重要的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商之一,同时也是全球最有实力的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商之一。而卓尔公司则是一家总部位于挪威的国际性石油服务公司,专注于海上钻井平台的租赁和运营业务。2013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和油价上涨的背景下,卓尔公司与大船海工达成了一项“分期付款+租赁”的合作模式,以分期支付建造八座钻井平台的费用,并在交付后将其租赁。这一合作模式使卓尔公司能够获取新的钻井平台,同时又能够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租赁期限和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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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2014年下半年,国际油价急剧下跌,从每桶100多美元跌至每桶30多美元。这一市场变化对海上钻井平台市场产生了巨大冲击。卓尔公司却宣布取消六座钻井平台的订单,声称这是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卓尔公司将油价下跌、市场萎缩和环境管制等因素都归为“不可抗力”,并以此为理由解除合同,要求大船海工退还已付的部分款项。这一决定不仅对大船海工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还影响了其声誉和市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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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船海工坚决拒绝了卓尔公司的取消请求,表示将依据合同条款和国际惯例,通过法律途径捍卫自己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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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大船海工的困境和破产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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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尔公司的取消订单给大船海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卓尔公司拒绝支付剩余的款项,要求退还已付的部分款项,使大船海工无法收回投入的资金,导致其现金流紧张和资产负债率上升。同时,大船海工也无法按时偿还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借款本息,违约风险加大,信用评级下降。截至2019年底,大船海工总资产为267.5亿元人民币,总负债为222.9亿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高达83.3%。短期借款为76.5亿元人民币,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38.7亿元人民币,长期借款为64.9亿元人民币,而其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仅为6.8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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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船海工面临着巨额的存货积压和折旧损失。由于订单取消,建造中或已建成的钻井平台滞留在码头或干船坞中,占用大量场地和设备资源。市场需求低迷和竞争激烈,导致这些钻井平台难以找到新的买家或租户,价值不断下降。截至2019年底,大船海工存货总额为152.7亿元人民币,包括已完工待交付的钻井平台和未完工的钻井平台。与之伴随而来的是巨额的诉讼费用和赔偿风险。与卓尔公司的法律纠纷和仲裁程序消耗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增加了诉讼和律师费用。法律和仲裁结果不确定,大船海工面临着无法获得合理赔偿或承担部分责任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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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困境下,大船海工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其中包括申请破产重整。2019年11月,大船海工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破产重整申请,请求法院对其进行破产重整,并指定重整管理人。2020年1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大船海工的破产重整申请,并指定上海市金融法院为审判法院。2020年2月,上海市金融法院正式受理了大船海工的破产重整案件,并指定上海市国资委下属的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为重整管理人。通过破产重整,大船海工希望在法院和管理人的监督下,通过调整债务、出售资产、引入投资和优化管理等方式,恢复偿债和盈利能力,尽可能地偿还债权人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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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重整方案得到债权人和法院的批准并成功执行,大船海工将能够摆脱破产危机,继续经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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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大船海工的维权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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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申请了破产重整,大船海工并没有放弃与卓尔公司的法律斗争和维权行动。双方的法律纠纷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体系和仲裁机构。自2018年4月以来,双方在新加坡、中国、挪威、英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法院或仲裁机构展开了多轮诉讼或仲裁。其中,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仲裁案最为重要。仲裁庭认定卓尔公司取消订单并非由于“不可抗力”,构成违约,并应向大船海工支付剩余款项和赔偿。同时,仲裁庭认定大船海工在建造和交付钻井平台过程中并未违约,有权保留已建成或正在建造中的钻井平台,并向卓尔公司追讨应得款项和赔偿。根据仲裁结果,卓尔公司应向大船海工支付约70.8亿元人民币,并允许大船海工保留部分钻井平台并继续租赁其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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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维权的同时,大船海工积极进行自身的转型升级,拓展其他类型和领域的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和服务业务,以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大船海工还加强了技术创新和研发能力,通过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申请专利和认证,开发新技术和产品,提高了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这些措施不仅增加了收入和利润,还提高了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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