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观复
“1983年，陈东升（1957-）于武汉大学经济系临毕业前夕，在珞珈山顶的一块石头上刻下一个‘始’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1993年起，他陆续创办了嘉德拍卖、泰康人寿、宅急送三大企业，翘楚业界”。
不久前，俞敏洪与陈东升做了一次对谈，陈东升带俞去看了一块石头，石头的前面刻了以上这段话，朝天的那一面就单一个金色的 “始”字，这个“始”字和他四十年前在武大梅园刻的那个一模一样。
作为“92派”企业家的领军人物，陈东升更为普罗大众熟知的身份是“井冈山的女婿”——他的妻子是李敏的女儿孔东梅，他的岳母李敏是毛主席与贺子珍的女儿。
因为有这个身份，所以总会有人在争论陈东升做到今天到底靠什么？
“我要是不下海，起码也是个著名经济学家吧。”
陈东升说，他的历史老师曾给他讲过的一个故事激励了他的一生：
“清华英文系毕业，有两个优才生，一个曹禺，还有一个叫张骏祥，两个优秀生选拔去留美，那个选拔走了，曹禺没有，这是曹禺人生的重大打击。他关门一年不见人，写出了《雷雨》”。
1977年全国第一次恢复高考，湖北天门20岁小伙陈东升考上了大学，160分的录取线，他考了209分。
可是他却没有走成，从来他都是那个不拿99分只拿100分的优秀尖子生，但在他的第一次高考中，所有比他成绩差的同学都走光了，只剩他一个人。
他觉得自己像范进中举一样陷入了半疯狂的状态，每天望眼欲穿，直到最后去查分，得到的一个评语如晴天霹雳砍向这个20岁的青年：立场不坚定。
1978年陈东升再次参加高考，因为过于得意忘形而差19分未被录取；到1979年，把心一横的陈东升终于走进了武汉大学经济系。
武大不仅把经济学知识教给了陈东升，还使得他对人生开始了不一样的思索，武大有选修课，陈东升和同学们一起去听了西方哲学史这一门课，他说自己听到“人生而平等”这句话时，一下子惊醒了。
到了毕业分配工作时，学校希望陈东升去新华社工作，尽管班上仅有两个新华社的名额，尽管书记和他说：“东升，多少人梦寐以求去新华社当记者，你怎么不去？”
但陈东升还是选择了经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他那时候想考研究生，还是想做学问，以学问来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成为华罗庚、钱学森那样做学问来实现强国志愿的人。
于是陈东升从武大毕业后就职于对国际贸易研究所发达国家研究室，一心埋头做研究，想着有一天，自己也会结过老师董辅礽的衣钵，成为一名著名经济学家。
直到1988年他出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副总编，是杂志社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副总编，享受副局级待遇。
在《管理世界》，陈东升想把这本杂志做得像《财富》杂志那样具有超强影响力，于是他开创了中国500家大型企业评比先河，引起国内外轰动。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与新闻联播都对此进行了报道，这让他与这家杂志一炮而红。
当人们都以为陈东升将继续在《管理世界》大展宏图成为总编时，陈东升却从南巡讲话中寻找到了新的机会，于是他的人生转向了。
“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典型的‘书生下海’，做企业就像在写文章，就是在构图，不为别人所左右影响。”
很多人说，陈东升是天生的企业家，普通的企业家具有埋头苦干的能力就已经很难得了，但陈东升是能高瞻远瞩的人，他自己也说：
“要站到一万米的高空看这个世界，身处到一百年的失控观察这个世界，这样才能有远见与坚持，才能不会出现偏差，才能看得更早、更远”。
实际上，相比于八十年代就早早下海的王石等企业家，陈东升是较为保守的，他到九十年代才下决心辞职，到同世代的企业家们纷纷带领着自己的企业上市敲钟时，陈东升的企业却始终没有一个上市的。
所以有人因此评价陈东升说：“在同代人中，陈东升是个知进退的人”。
虽然比别人起步晚，但陈东升却有最独到的眼光和最雄厚的人脉，这是别的企业家所不具备的。
陈东升在下手做一件事时，他已经在脑子里把所有的东西完成一遍了，做好了构图，他才动手，所以即便是慢了，他依然可以跻身最成功的行列。
在当时，文物还属于是国家专营，并没有民营企业经营的先例，陈东升就利用武大同学和经贸部工作的人脉，组建了一个“梦之队”。
王雁南、文物局办公室副主任甘学军、在文化部下属机构工作的武大校友寇勤，都是陈东升创立嘉德拍卖的合伙人，当然，还包括他的妻子陆昂。
原本他们都是准备坐三五年冷冷板凳的，毕竟拍卖行业在中国的发展还是未知数。
但嘉德举办的第一场拍卖会就爆火，齐白石的《松鹰图》以176万元成交，张大千的《石梁飞瀑图》以209万元成交，全场成交额1423万元，所有东西一售而空。
之后，陈东升去了一趟日本，无意之中他在日本看到很多保险广告，凭着敏锐的经济嗅觉，他觉得中国也将会像日本一样迎来经济腾飞的时代。
而时下日本最火爆的人寿保险在中国还没有人做，他要去吃这个“螃蟹”；这还不算完，他又创办了一家名为“宅急送”的快递公司，也是灵感来源于日本的“宅急便”。
还在国际贸易研究所时，陈东升就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有过深入研究，后来又去了《管理世界》。
陈东升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所以他带着这一身研究本领下海，即便没有从商经历，他依然可以挖掘到最有利的商机。
此外，陈东升深知人情在商海拼杀中占据多么大的优势，而他的经历又使得他拥有强悍的人脉，那时大家心中都有一个“下海梦”，只要他愿意召集，再大的人物都可以被他纳入阵营。
所以在创立泰康人寿时，就像嘉德需要王雁南一样，陈东升又为泰康人寿请来了孔东梅。
“我是井冈山的女婿。”
在陈东升自己侃侃而谈的商海生涯里，应该要有两个女人的名字，即便陈东升并不愿意多聊这两个名字，即便有人说，不要过于夸大这两个女人帮了他什么。
应该说，先有一个女人的名字，才有了另一个女人的名字，一个不是那么有名，一个非常有名——一个叫陆昂，一个叫孔东梅。
陆昂与陈东升是师出同门的大学同学，陆昂同陈东升一样，也是一位经济学博士，他们共同的老师是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
陈东升在国际贸易研究所工作时，陆昂就职于人民银行总行，两人在武汉相知相恋然后在北京成了家，他们的儿子陈奕伦于1988年在北京出生。
1988年，这正是陈东升春风得意进入《管理世界》的那一年。陆昂曾在悼念老师董辅礽的文章中写道：
“虽然是董老师第一个女弟子，但也许是同届同学过于显赫，也许是由于我先生的光环过于灿烂，亦或许是因为我的性格过于被动，我似乎始终习惯性地处于从属与忽略不计的地位”。
1993年陈东升辞职下海创立嘉德拍卖，实际上以陈东升自己的说法，他“是个理论青年，而不是个文艺青年”，毕竟他从小是过苦日子的，要帮人搬砖头、喂猪，哪来的艺术氛围？
但与他不同的是，家境优渥的陆昂对艺术有着极大的兴趣和鉴赏力，“嘉德”这个名字就是在陆昂的建议下取出来的。
陈东升凭借优秀的个人能力为嘉德找来了一个“梦之队”，才有了新中国第一家具有国际概念的拍卖公司。
但这个“梦之队”的成员名单里，陆昂这个名字是不应该被抹去的，哪怕陆昂一直是以陈东升的秘书，这个听起来无足轻重的身份出现的。
儿子陈奕伦两岁的时候，陈东升在一次去日本看楼时萌发了做保险的想法，回来之后便开始申请做人寿保险。
用了五年的时间，1996年陈奕伦已经上小学了，在这一年陈东升创办泰康人寿，而陆昂继续留在嘉德拍卖。
就像成立嘉德做首家民营文物拍卖时要找王雁南、甘学军，“敢于天下先”的陈东升这次要做的，也是门槛极高、从未有人涉足的人寿保险行业。
于是在这一年，刚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的孔东梅进入创立初始的泰康人寿成为合伙人，人是陈东升请来的。孔东梅最耀眼的身份就是毛主席的外孙女、李敏的女儿，虽然外公在世时只看过孔东梅的照片，并未见过面。
但因为这个身份，做事总是要方便一些的，否则，以陈东升的个性，怎么也不会找一个刚毕业的女大学生来做自己事业的合伙人吧。孔东梅在泰康人寿待了三年，据她自己所言，在泰康她是从端茶倒水和打砸做起的。
在泰康人寿壮大为几十万员工的大企业的这段时间里，孔冬梅自己的人生也经历了许多区别于她从前单纯环境的复杂，于是 1999年，孔东梅离开泰康人寿到宾夕凡尼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孔东梅离开泰康人寿一年后，2000年，陆昂离开嘉德拍卖，成立嘉德在线拍卖有限公司，这使得陈东升与陆昂婚变的传闻愈演愈烈。
2001年，孔东梅回国。坊间传言从孔东梅进入泰康人寿后，孔东梅与陈东升就开始一起生活，并生下三名子女。
而陈东升与陆昂的婚姻状态也一直扑朔迷离，有时陆昂还是以陈东升妻子的身份出现，有时出现在陈东升身旁的却不是陆昂，而是孔冬梅。
很多人都以为这对“青梅竹马”的夫妻早分道扬镳了，但直到2011年，陆昂与陈东升才正式离婚。
年底，陈东升才与孔东梅在国宾馆摆酒宴客，之后陈东升陪妻子孔东梅开启了红色蜜月之旅，在井冈山，他公开说：“我是井冈山的女婿”，据说这句话，孔东梅等了十五年。
陈东升带俞敏洪去看过一幅油画，是他最得意的收藏画作——沈尧伊的《革命理想高于天》，所画的内容是毛主席坐在火堆旁与红军战士们在长征过草地途中讲话.
陈东升还说：“《革命理想高于天》是我的人生写照，革命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一定要现实主义，不现实主义就没这些了……”
“像这样的人不成功，天都不容”，这是陈东升向俞敏洪讲述完他在武大梅园刻“始”的故事后，给自己下的一个评语。
他说他的人生就是两条座右铭，一句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所说的：
“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一句是马克思的“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不畏艰险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陈东升说什么叫企业家，就是要去面对困难，所以在他的人生之中，他一直在在用能够拥有的所有的资源，去解决迎面而来或者自我创造的所有困难。
“那你对人生意义有过怀疑吗？”俞敏洪问陈东升。
“没有过，从来没有过。”他回答。
文/史海观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