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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835年6月29日，“奋进”号启航。约翰·帕斯科·福克纳在船上病得很厉害，不得不上岸。结果，“奋进”号还没有进入菲利普港，约翰·巴特曼留下的随从就乘捕鲸船前来阻止约翰·帕斯科·福克纳的探险队，警告他们“越界者将被处死”。约翰·帕斯科·福克纳的探险队并没有与对方争执，他们乘“奋进”号沿海湾向河流上游驶去，在约翰·巴特曼选址建村的地方登陆。
1835年6月29日，“奋进”号启航
范迪门斯地的测绘总监助理J.H．韦奇是约翰·巴特曼财团的代表之一。他通知外来者，他们是在约翰·巴特曼“与土著人立约所得”的土地上扎营，这块土地归约翰·巴特曼所有。但双方僵持不下。在理查德·伯克总督眼中，两方都是外来入侵者。他发表声明称：“有人向我报告，几个英国子民私自占领了皇家土地。”他警告英国人，他们会被判“入侵皇室财产”罪，最后还加上了一句“上帝保佑吾王”。
然而，发布禁令并没有用。约翰·巴特曼和约翰·帕斯科·福克纳两伙人如同发现了藏满金子的牧场一样，在菲利普港找到了一片可以饲养几千头牛羊的草地。闲置富饶的草地是荒谬的。早在双方争着将羊群带过巴斯海峡前，约翰·艾特肯已经带着一群牛羊在菲利普港东边放牧，成了第一个擅自占领这片区域的人。在理查德·伯克总督发表声明前，很多寻找居住地的人已经来过范迪门斯地。他们爬上山俯瞰这片富饶的土地，遵循着“所见即所得”的规则。
从官方书信中可以看出，英国政府并不承认私自占有行为，于是，菲利普港的争端再次掀起了波澜。殖民办公室为此感到非常烦恼。关于约翰·巴特曼的情况，副秘书长在1835年12月的报告中写道：“近年来应该阻止此类性质的拓殖和资金投入。如果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在新荷兰的海岸边选择一块地方据为己有，那么我们就无法确定殖民地的边界了。”为殖民地划分边界是殖民办公室的工作之一，但扩张殖民地属于殖民者的个人行为。
驱逐私自占领土地的殖民者并不容易，他们已经占领了菲利普港的大片空地，只靠发表声明和唐宁街的几封书信，根本无法将他们驱逐出去。政府需要做的是，规范殖民地的管理，调整声明。理查德·伯克总督发布了委任状，其中包括英国皇室对整个澳大利亚的所有权声明，当然也包括菲利普港。
皇家有权将财团赶出其领地
1835年上半年，理查德·伯克总督和新南威尔士的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未经批准私自占领“皇家土地”，以及在私自占领的土地上建房子或居住的行为，将被处以罚金。通过该法案时，进入菲利普港的很多殖民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将要承担的后果。此外，该法案的管辖范围包括这些被争夺的土地。约翰·巴特曼代表的财团咨询了伦敦当时最博学的法律顾问。法律顾问给出的意见是：“按照法律规定，皇家有权将财团赶出其领地。”
法律完全不会保护约翰·巴特曼或约翰·帕斯科·福克纳的权益，即使他们都辩驳称土地归自己所有，还扬言要使用武力。双方都憎恨对方以及其他擅闯菲利普港的独立殖民者。约翰·巴特曼的一些支持者宣称“要立即骑在土著黑人的背上，将他们吃光或赶走。”但约翰·巴特曼并没有发表任何暴力的言论。他写道：“在我让土著们对白人使用武力前，应该认真思考一下，因为我认为这样做其实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因此，他的对手依然无所顾忌地生活在菲利普港，对理查德·伯克总督的声明置若罔闻，而且还相互仇视，大肆宣扬着自己虚有的土地权利。1836年5月，理查德·伯克总督派一位治安指挥官前去考察菲利普港的局势。这位治安官就是乔治·斯图尔特，他发现墨尔本及其附近共有一百七十七个殖民者。殖民者养了两万六千五百只羊，周边还有八百个土著人。白人和土著黑人之间早有冲突。土著人没有法制或财产观念，用长矛杀死并吃掉了殖民者的羊。
因此，白人觉得有必要教训他们。悉尼政府注意到了他们之间的斗争，便派拥有执行权的治安官常驻此地进行管理。因此，1836年8月，理查德·伯克总督派第四团的威廉·朗斯代尔负责此事。威廉·朗斯代尔不仅可以履行治安官的常规职责，还“拥有代表政府处理新殖民地的所有紧急事件的指挥权”。他的任务是保护当地的土著，尽量“礼遇他们”，“用现有的方法提高他们的道德和生活状况”。
威廉·朗斯代尔乘威廉·霍布森的“响尾蛇”号抵达了菲利普港
1836年9月29日，威廉·朗斯代尔乘威廉·霍布森的“响尾蛇”号抵达了菲利普港。从此，菲利普港地区变成了维多利亚州，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威廉·朗斯代尔（1799—1864）威廉·朗斯代尔上任后的第一个重要任务是选择建立永久殖民地的具体地点。约翰·巴特曼和约翰·帕斯科·福克纳都在亚拉河背面的斜坡上搭建了茅棚。但从某些方面来说，靠近海岸的地方很适合建立殖民地。
停泊帆船的附近有一处适合拓殖的地方，叫盖利布兰德角，但那里的水源供应不够充足。约翰·巴特曼认为“适合建立村庄”的地方水源充足。因此，威廉·朗斯代尔在给理查德·伯克总督的报告中写道：“我在做决定前考察了几个地方，但最终选定的地方已经有人居住，而且目前，那里居住的人是最多的。”因为盖利布兰德角“是我履行职责最方便的地方，所以我选择在此地建立殖民地”。
测绘师罗伯特·罗素开始对小镇进行规划。1837年3月，理查德·伯克亲自从悉尼前来视察，还给该镇取了名字。与威廉·朗斯代尔相比，他对当地发展潜力的预见并不够清晰，因为他认为盖利布兰德角的地理位置更占优势，还用英国君主的名字将那里的殖民地命名为威廉镇。理查德·伯克总督用汉诺威王朝最后一位男性君主的名字给小镇命名，恰好将维多利亚早期时代与新殖民地联系在了一起。三个月后，即1837年6月，威廉四世驾崩。
威廉·朗斯代尔一直管理着菲利普港地区的事务，直到1839年，查尔斯·拉特罗布被任命为警司兼副总督。同时，由于菲利普港的殖民地发展迅速，需要处理的事务十分繁杂，在悉尼遥控管理这里显然不太现实。因此，查尔斯·拉特罗布被授予宽泛的酌情处理权。作为一个有能力、有干劲的官员，他一方面手握事务大权，一方面位居总督之下，受其监管。约翰·巴特曼和八位“酋长”之间签订的“契约”自然不会被认可。
菲利普港的土地与新南威尔士的其他领地一样，受到相同规定的管理，第十六章会具体讲述这一点。关于“契约”问题，菲利普港联合会一直在坚持与殖民地政府交涉。最后，新南威尔士政府只承认该联合会做的前期开拓工作，拨给他们价值七千英镑的土地作为嘉奖。1838年2月，菲利普港联合会的代理人参加了土地买卖，用七千九百一十九英镑买下了吉朗附近的九千五百英亩土地，其中，七千英镑由政府直接减免。
约翰·巴特曼在这种尴尬处境下并没有坚持很久，于1839年去世。他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厚待，在墨尔本附近的小房子和二十英亩花园都充了公，政府仅仅“网开一面”，允许他的遗孀带走一些建筑材料。无偿拨地的时代已经结束。虽然约翰·巴特曼的“契约”令人啼笑皆非，但他的确是一个勇敢、富有开拓精神的可敬的人。一些曾经犯了罪的人穿过墨累河后，凭借好运获得了大笔财富，因为当时的土地唾手可得。
后来，由于人口的增加和财富的累积，这些人渐渐变得富有。相比之下，殖民地真正的开拓先锋受到的待遇确实不太公平。约翰·巴特曼没有成为命运的宠儿，当权者的制度政策使他频频受挫，也可能是由于他不顾官方的反对，强制推进殖民地开发的行为惹怒了政府。波特兰港的亨蒂兄弟必须就1834年私自开发土地一事接受调查。经过一番书信交涉后，他们得到了一块价值一千七百五十英镑的土地作为补偿。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对殖民开拓者并不宽容。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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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兵.论国家认同视域下澳大利亚历史书写的嬗变[C].湖南师范大学,2019.
Coleman Jude.Australia's epic wildfires expanded ozone hole and cranked up global heat.[J].Nature,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