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是俄国冶金业繁荣时期｡体现在军事需求增加促进冶金业产量提高｡彼得一世时期正值北方战争,决定其诸多改革是围绕着加强军事实力而进行｡彼得一世注重扶植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尤其采矿和冶金业｡为此,他引进西欧先进技术力量,对俄国地下资源､铁矿､铜矿和煤炭等进行勘探和开采｡
彼得一世为保护民族工业发展,制定高额进口税,同时规定凡开办工场的场主及其亲属均可免服兵役和免交人头税｡政府有远见和有针对性政策､私营企业主在工业活动中积极性等因素对俄国冶金业建设起到主导作用｡1719年矿业衙门成立,同年沙皇颁布法令,允许各个阶层代表从事矿山开采和建厂活动,并出台鼓励和优惠政策｡1721年,沙皇政府颁发法令规定工场主有权向贵族领主购买农奴充当劳动力,凡领主拥有的地下矿藏,加以隐瞒,迟迟不开采者,处以死刑｡
在18世纪前25年,即彼得一世时期乌拉尔建立23座冶金工厂,其中官营工厂12个,私营工厂11个,其中杰米多夫家族的工厂占5个｡在1725年,乌拉尔生铁产量为59.5万普特,占全俄生铁产量的73%;熟铁及钢产量为27.6万普特,占全俄的73.4%｡
国家的订单保障了刚刚建立起的乌拉尔冶金工厂的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水平的提高｡在18世纪中期,乌拉尔新冶金工厂如雨后春笋,发展节奏不断加快,在这一时期冶金业发展主要以粗放型为主,依靠广阔林区和丰富水能｡这一时期发展主要推动力是冶金产品的高额利润,政府对私营企业给予鼓励政策,并对兴建官办冶铁厂和冶铜厂加以限制｡
1773—1775年普加乔夫起义浪潮席卷俄国,起义军要求政府减少繁重的苛捐杂税,沙皇政府不得不让步｡1800年11月9日沙皇颁布圣旨宣布废除“入册农民”这一等级,取而代之是的“常驻工人”,但是只有在1807—1814年才真正实现其效力｡
1861年农奴制改革前夕,乌拉尔经受着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由于强制性劳动和产量低下,几乎完全失去国外市场,同西欧主要国家相比,生产基础方面明显的技术经济落后性,加之19世纪50年代的粮食价格上涨和原材料成
本提高,使乌拉尔冶金行业大幅度亏损,41家大型工厂中的13家,即13%处于欠债状态,其欠款额达到810万卢布,60年代末该数额涨到1240万卢布｡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尚未完全摆脱农奴制残余的条件下,财政危机成为乌拉尔冶金工业所经受艰苦考验｡
沙皇政府对亏损工厂政策放宽,允许其拖延欠款,并向这些工厂提供长期贷款等优惠鼓励政策｡其中一个有效的举措是国家允许乌拉尔冶金工厂通过金属产品的抵押而进行低息贷款｡60年代平均每年贷款额为450—550万卢布,70年代平均每年贷款额为600万卢布,而1885—1892年的贷款额为每年900万卢布｡
自彼得一世时期开始,俄国工厂主向沙皇政府请求放贷和补助金已经成为传统｡譬如,亚历山大三世政府在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危机中以优惠贷款政策帮助乌拉尔冶金业渡过难关,从而缓解产量下滑的问题｡1863年政府制定了兴建铁路计划,计划在欧俄西部地区铺设几条重要铁路干线,从而把莫斯科和彼得堡同伏尔加河流域以北､黑土区､黑海及波罗的海港口连接起来｡
19世纪80—90年代的铁路兴修热潮改善乌拉尔地处偏远的先天不足,使它同俄国中心地区之间畅通无阻｡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政府增加对乌拉尔冶金业财政投入,其主要形式是通过土地银行向工厂提供抵押贷款｡亚历山大二世时期,解除外国冶金产品禁令,相对自由的关税政策使大量国外产品涌入,因此对俄国冶金产品的销路造成压力｡
亚历山大三世时期恰恰相反,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1884—1887年对国外冶金产品制定高关税,1891年,带有禁止性关税特点｡进口冶金产品缩减促进乌拉尔冶金业发展,尤其对钢轨生产具有积极意义｡沙皇政府从1882—1892年分别制定不同工厂法令,其中规定禁止使用童工和女工,调整惩罚制度,重新制定工人作息时间,设立工厂事务办处理工人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体现出政府的人性化｡为调节矿区复杂的土地关系,政府于1877年3月12日颁布关于国有矿区居民的土地规划法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