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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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与安南的首次战争发生在宪宗年间（1257—1258），当时蒙古与南宋之争正如火如荼，为避南宋的锋芒，蒙古先行攻占了西南地区，形成对南宋包围之势。
兀良合台奉命留驻云南后，其目的主要是积聚力量从西南地区向湖广进发，配合蒙军攻击南宋，因而此时安南问题并非其急需解决的问题。
为了稳定后方，兀良合台曾试图派遣使臣前往安南通好，但安南拘留了使臣，兀良合台无法获悉安南的意图，不得已对安南采取了一次军事行动，并在占领安南都城不久后即撤军。
经此一役，安南在得到“安治如故”的允诺后，于宪宗八年（1258）对蒙古称臣，并遣使赴云南来往。只是安南在蒙古与南宋之间采取双重效忠的策略，令蒙古大汗心生芥蒂。
一、蒙元与安南三次战争的基本脉络
忽必烈即位后，不断派遣使者要求安南落实“君长亲朝，子弟入质，编民数，出军役，输纳税赋，仍置达鲁花赤统治之”等六事以施其诚，而安南国王则常常托故敷衍，并不予以践行。
随着蒙、宋之争的形势基本明朗，忽必烈已经不满足于蒙、安关系的现状，不断向安南施压，但安南始终对元朝之要求托故推脱，并疑元朝“意欲图我”，致使双方毫无信任可言。
至元二十一年（1284），元军欲借道安南陆路出兵占城，安南却“盛陈兵卫以拒王师”，元军乘势入侵，从而爆发了元朝与安南之间激烈的战争。
元军派军南下征占，在行进的过程中，处处受到阻挠，后来不得已，每遇交兵抗拒，即“与之战”，随着战事的扩大，使得这次南下征占的战役最终演化为元朝与安南之间的战争。
战事之初，元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先后在可离隘、洞板隘、内旁隘等地，多次击败安南军队。
后至富良江，也击败由其国王所率领的亲军，迫使其放弃天长府、清华府，最后遁走山林。元军“自入其境，大小七战，取地二千余里、王宫四所”。
然而，随着战争的拖延，元军的劣势很快显现，战场上不断遭受挫折与败绩。
《元史》记载，元军“器杖已尽”，“会盛夏，军中疾作，霖潦暴涨，浸濯营地。议者谓交趾且降，请班师”。
“交人拒敌官军，虽数败散，然增兵转多；官军困乏，死伤亦众，蒙古军马亦不能施其技。”元军在撤退至册江时遭遇伏击，“官军多溺死，力战始得出境”。
此战元军由于各种因素，损折包括唆都等在内的多位大将，狼狈撤军。元朝本来是想借助安南的协助远征占城，最后却意外地演变成元安战争，这彻底打乱了元军的部署。
由于准备的不够充分，战争的失利也在所难免。只是这种失利对元世祖而言却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元军撤退后不久，世祖再度谋划兴兵歼灭陈日烜。
试图建立一个在元朝控制下的安南王国，为此，元朝做了三个方面的准备：一是册封已经归顺的陈益稷为安南国王。
至元二十三年（1286）二月，“以陈益稷等自拔来归，封益稷为安南国王，赐符印，秀嵈为辅义公，以奉陈祀。申命镇南王脱欢、左丞相阿里海牙平定其国，以兵纳益稷”。
二是设置安南行省，至元二十三年（1286）二月，“以阿里海牙仍安南行中书省左丞相，奥鲁赤平章政事，都元帅乌马儿、亦里迷失、阿里、昝顺、樊楫并参知政事”。
十一月，以阿八赤为征交趾行省右丞。受制于镇南王。三是调配江浙、湖广、云南等地兵粮，共襄此役。
二十四年（1287）正月，“发新附军千人从阿八赤讨安南。又诏发江淮、江西、湖广三省蒙古、汉、券军七万人，船五百艘，云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万五千，海道运粮万户张文虎、费拱辰、陶大明运粮十七万石，分道以进”。
此战是蒙元与安南数十年交往过程中的最后一大战，也是元朝精心准备的一场战役，尽管元朝地方官员与安南方面都不断寻求避战，但却于事无补。
元军此次南征，吸取了前一次失败的教训，因而做出了充足的准备。从《元史·安南传》及其他各将领的列传来看，元军在安南战场上所向披靡，把安南国王打得落荒而逃。
虽然偶尔受到阻击，尤其是在撤退时，安南集兵数十万，连亘数百里，企图“阻扼王师”，但在元朝将领的奋勇攻击下，大败安南军队，顺利撤回境内。
由于没有实现征讨安南的目标，元世祖决定再度兴师南征，但天不假年，世祖寻崩，成宗即位后，即废止南征之举，元朝与安南之关系也随之稳定下来。
二、越人对三次战争的认识
蒙元王朝曾发动对高丽、日本、安南等多个周边国家的战争，其中征高丽最为顺利，并且委任大量达鲁花赤、札鲁忽赤等对高丽实行管制和监控。
而高丽王朝事之亦甚恭谨，不敢轻举妄动。但元军对日本和安南的征伐，则极为不顺，每每狼狈撤军。
缘乎此，日本、安南顺利抵抗元朝侵略的“光辉历史”，也在两国历史上形成了极为强烈的记忆。
日本现下仍有大量关于“蒙古来袭”的文化作品之问世，而越南官民上下，至今仍然有着对安南成功抗元的自豪感。
事实上，当今越南关于这些战争的历史记忆，并非简单地捏造，而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
这类历史素材在越南近现代内忧外患的处境刺激下，为本土精英所用，成为越南上下团结抵抗外敌侵略的精神养料。
因此，厘清古代越南文献中关于这些战争的记载特点，或可更为深入地把握近代以来越南的中国观。
就目前越南文献中关于这些战争的记载而言，其最经典的认识基本都产生自后黎朝史臣吴士连等人所撰之《大越史记全书》。
《大越史记全书》为越人叙述抗元战争奠定了基调，其凸显在关于这些战争的起因、经过、结果等方面。
因此，笔者将在下文，以《大越史记全书》的记载为主，结合越南后世文献所载，对越人关于这些战争的基本认识有以论述。
首先，关于这些战争之起因的认识。《大越史记全书》之笔法，盖循春秋之义例。春秋之法，所谓“一字所嘉，有同华衮之赠；一言所黜，无异萧斧之诛”。
以吴士连等人为首，历代越人无一例外地将蒙元与安南之间的战争，冠以“侵”“犯”“寇”等字，由此确立蒙元侵略安南的非正义性。
与之对应，则安南对蒙元王朝之战争，是为“抗”战，以此界定安南反抗外敌侵略本国的正义性。
因此，越南史家每将蒙元军队呼之为“鞑虏”“胡虏”“蛮寇”“佛贼”“北寇”等，用“御寇”“杀鞑”等来表达其愤懑与仇恨，则属义理之中。
对第一次战争，越史着墨较少，但称“归化寨主何屈驿奏元使来。九月，诏左右将军将水步军御边，受国峻节制。冬十一月，令天下修缮器械。十二月十二日，元将兀良合䚟犯平厉源”。
似为暗示蒙古无故侵略。对第二次战争，越人文献中对此战的起因认识略有差异，有的以托言征占为背景，认为元人主动挑动战争。
如《大越史记全书》中考量多年来元朝与安南之关系的紧张形势，认为元朝“意欲图我”，元朝要求安南助其征占城，则系“实则来侵”。“托以假道征占城，分道入寇”。
有的没有指明原因，或认为元人系继灭金宋之余威，意欲吞并安南。
如《大越历代史总论》认为，“元人席累胜之威，环九州之力，分道来侵，方欲以宋金见待”。但不论出于哪种原因，在越南文献中，此战都系元人主动挑起的战争。
因此其亦为外敌入侵无疑。对于第三次战争，《大越史记全书》记载“三月，元帝敕尚书省奥鲁赤、平章事乌马儿、大将张文虎调兵五十万。令湖广造海船三百艘，期以八月会钦、廉州。仍命江浙、湖广、江西三行省兵南侵”。
“元发江淮、江西、湖广三行省，蒙古、汉南军及云南兵、海外四州黎兵分道入寇。令万户张文虎等海道运粮七十万石随之。”其他文献中多以此为基，稍加损益而已。
因此，对于三次战争的起因，越人均无例外地将其定义为蒙元入侵，而安南与之发生的战争，则均为自卫抵抗。其次，关于战争的过程及其结果，中越文献中有着极大的差异。
三、文献的叙事
越南文献的相关叙事彰显三大宏旨：一是安南国王在国运十分危急的情况下，身先士卒，率军抵抗蒙古军。二是在抗战过程中涌现出如黎辅陈、陈太度等舍身为国的忠贞大臣。
三是在安南君臣的合力抵抗下，最终击败强大的蒙古军。第一次战争中，帝自将督战，前冒矢石。官军少却，帝顾左右，惟黎辅陈单骑出入贼陈，颜色自若。
时有劝帝驻驿视战者。辅陈力谏曰今陛下特一孤注耳，宜避之，岂可轻信人言哉。帝于是退次泸江，辅陈为殿。贼兵乱射，辅陈以舟板翼之，得免。虏势甚盛，又退保天幕江。
从帝议及机密，人鲜有知之者。帝御小舟，就太尉日皎问计。日皎方靠船，坐不能起，唯以手指点水，写入宋二字于船舷。
帝问星罡军何在，对曰：征不至矣。帝即移舟问太师陈太度。对曰：臣首未至地，陛下无烦他虑。又“二十四日，帝及太子御楼船，进军东步头逆战，大破之。元军遁归”。
当时安南与南宋虽然有“唇齿之联”，但并未求助于宋，安南抗蒙的胜利，乃安南独立自主、英勇反抗的结果。
有安南的士大夫甚至对陈日皎试图“入宋”求援的做法相当蔑视，批评其“寇至怯慄，无扞御之策。又导其君以出寓之方”。
安南上下最终顽强抵抗，击退蒙古军队，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并迫使蒙军撤退。两国最终建立邦交，安南也换取了二十年的相对和平。
中国文献中记载，第二次战争中，元军本因占城不恭而欲兴兵征之，并要求安南助军役，安南不从，遂导致征占变成征安南。
此战中，元军多次击败安南军队，但最终因准备不足等原因，被迫撤军。越南文献对此次战争之记载则与此殊异。
《大越史记全书》盛赞当时安南君臣御敌有方、上下协心共抗敌军的光辉面相。战事爆发之前，上皇召集天下父老商议，“皆曰战，万人同辞，如出一口”。
事实上，《元史》中也记载了安南在备战方面的情况，称“又诸处张榜云：‘凡国内郡县，假有外寇至，当死战。或力不敌，许于山泽逃窜，不得迎降。’其险隘拒守处，俱有库屋以贮兵甲”。说明在面对战争时，安南上下的同仇敌忾、宁死不屈的意志斑斑可见。
因此，在对战役场景的选择上，《大越史记全书》主要围绕这一宗旨来进行构建：诸军闻之，莫不来集等处军二十万，来会万劫，听兴道王节度，以拒元人。
元乌马儿犯万劫、普赖山等处。官军崩溃获我军，皆墨刺“杀鞑”二字于臂。大怒，杀之甚众。（元军）寻寇、爱，进驻西结，期以三年削平大陆。
帝与群臣议曰：“贼众积年远行，万里辎重，势必疲弊。以逸待劳，先夺其气，破之必矣。”官军与元人交战于咸子关元人见之，皆惊曰：“有宋人来助！”因此败北。
五月三日，二帝败贼于长安府，斩馘无算贼军大溃。太子脱欢、平章阿剌等，奔过泸江。十五日，二帝拜谒龙兴诸陵。
十七日，唆都与乌马儿自海再来犯天幕江，欲会兵京师，相为援贼惧，不敢与战。我军遂奋击破之。特追战至阿腊，为浮桥渡江，酣战死之。弟彰用彼旗假为贼军，就贼营。
贼不意我军，遂大破之。二十日，二帝进次大忙步，元总管张显降。是日，败贼于西结，杀伤甚重，斩元帅唆都首获其余党五万余以归。乌马儿仅以单舸，驾海得脱。
兴道王又与脱欢、李恒战于万劫，败之，溺死甚众。李恒以兵卫脱欢还思明，我军以药矢射中恒左膝死。裨将李璀收余卒五万人，以铜器匿脱欢其中，北遁至思明。
兴武王追之，以药矢射中李璀死。元兵大溃。越南史书中所记载的胜利场景，与中国文献记载完全不吻合。可以发现，短短数月之间，元军在战场上毫无优势，多次惨败，损兵折将。
而安南军队不仅不断杀敌制胜，且屡出奇招，“斩馘无算”“屡破贼众”，射杀了唆都、李恒等大将，乌马儿狼狈逃回，镇南王脱欢被“匿铜器”中，始得逃还。
为了彰显安南人在抗战过程中的光辉伟业，安南士大夫叙述时也会加以玄幻化，第三次战争，元军准备充分，大举南下。
因此，最后关于战场的记录，越史也刻意选择了安南将士智谋与英勇的一面。
对于这几场战争的认识，越人认为其均是由蒙元主动挑起的侵略战争，意在并吞或者控制安南，而安南君臣上下团结抗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最终却都能击退强敌，光复全境，维护国家的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