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侠》里的托尼·史塔克遭人阴谋挟持,但他却能在身负重伤和武装分子监视的情况下凭借着自制盔甲只身逃离沙漠。《雷神》中的主神之子托尔在人间被毁灭者打的几乎奄奄一息时,雷神之锤又径自飞到他身边,被剥夺的神力也重新恢复,将死的托尔重获生机。以《美国队长》为代表的超级英雄类电影突出的是一种个体生存价值,英雄类角色只不过是美国人民自我存在的极端化体现,英雄的陨落可能会导致国家的危机,而个体的灭亡则意味着整个人生的截止,生是创造一切价值的前提,死亡也是为了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更大的展现,但是相对于死,美国文化更注重生的意义与个人价值的实现。
《美国队长》的结局是让观众欣慰的,因为没有人愿意看着自己崇拜的英雄化为灰烬,英雄的出现是公民生存的希望,而英雄不死则能为民众心理增添更多的安全感。《美国队长》中斯蒂夫的回归注定会使其成为美国民众崇拜的传奇偶像,而《英雄》里以无名为代表的剑客则将永远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生一死的安排看似纯属电影需要,实际上却是文化暗涌的结果。
相较于《美国队长》充满生之希望的结局,《英雄》中人形箭痕的收尾更是突显了死的沉寂。《英雄》后半段无名用剑柄抵着秦王腰间时说:“这一剑,臣必须刺,刺了这一剑,很多人都会死,而大王会活着,死去的人请大王记着那最高的境界。”当残剑用死证明了对飞雪的爱,而飞雪也以死回应的时候,沉重的基调伴着漫天的黄沙随风飘舞,无论是国仇、家恨还是儿女之情,个体价值都被压缩到微乎其微,为爱人而死,为国家而死,为天下而死,影片更着重表现的是生命光荣结束时的悲壮与苍凉。
无名的复仇小志在电影的结尾处升华成了爱国大志,以少数人的牺牲来换多数人的太平,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普遍共识。中国早期抗战类题材电影中的英雄人物有此典型特点,家喻户晓的董存瑞和黄继光,一身傲骨的刘胡兰,受尽酷刑的江姐,还有宁死不屈的狼牙山五壮士等等,英勇牺牲的角色是被主要歌颂的对象,主动放弃生命的人物价值被无限放大,传播出的便是当下的美好生活是死去之人所创造出的价值认知。
美国式的英雄人物都有主动承担更多责任的意识,个人价值的实现与社会责任的担当往往是集英雄于一身的,因此活着才能更好地追求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完美统一。当代西方存在主义先驱海德格尔认为,死亡是人存在的一种方式,死笼罩、覆盖、贯穿整个人生的过程,并决定着生的内容、内涵、价值和责任。 对于死的理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普遍将其视为是与生一样常规的存在,死的意义不一定比生大,但是无论生还是死,选择能让自身价值最大化的一个是共同标准。西方讲求人生而平等,每个个体都是不可替代的,因此个体的完善是人生存的源动力,而中国更注重的则是集体价值,个人利益始终让位于集体利益,小则顾家,大则忠国。从中国传统儒家的仁义观念来看,生与死都更强调其是否符合群体属性与伦理属性,是否能够满足社会责任的要求。中国人将死亡看作向生命过渡的一个环节,子子孙孙是一个宗族式的链条,“我”则处于责任链条中的一环,具有衔接作用。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诗句不是凭空写就的,“为了新中国前进”的口号也不是胡编乱造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古训一直教化着后人,超越于生命之上的仁、义、礼、信等价值理念通过死的方式变得更加被重视,这也是中国一些电影作品中将牺牲大写化的表现目的与文化根源。
自古中外不乏英雄人物与事迹,诉诸于电影形式的表达也屡见不鲜。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诞生的电影具有很强的文化渗透性与依赖性,这种文化因素又通过具体电影场景与细节刻画表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