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鐵俠》裡的托尼·史塔克遭人陰謀挾持,但他卻能在身負重傷和武裝分子監視的情況下憑借着自制盔甲隻身逃離沙漠。《雷神》中的主神之子托爾在人間被毀滅者打的幾乎奄奄一息時,雷神之錘又徑自飛到他身邊,被剝奪的神力也重新恢複,将死的托爾重獲生機。以《美國隊長》為代表的超級英雄類電影突出的是一種個體生存價值,英雄類角色隻不過是美國人民自我存在的極端化展現,英雄的隕落可能會導緻國家的危機,而個體的滅亡則意味着整個人生的截止,生是創造一切價值的前提,死亡也是為了使自己的人生價值得到更大的展現,但是相對于死,美國文化更注重生的意義與個人價值的實作。
《美國隊長》的結局是讓觀衆欣慰的,因為沒有人願意看着自己崇拜的英雄化為灰燼,英雄的出現是公民生存的希望,而英雄不死則能為群眾心理增添更多的安全感。《美國隊長》中斯蒂夫的回歸注定會使其成為美國群眾崇拜的傳奇偶像,而《英雄》裡以無名為代表的劍客則将永遠湮沒在曆史的長河中,一生一死的安排看似純屬電影需要,實際上卻是文化暗湧的結果。
相較于《美國隊長》充滿生之希望的結局,《英雄》中人形箭痕的收尾更是突顯了死的沉寂。《英雄》後半段無名用劍柄抵着秦王腰間時說:“這一劍,臣必須刺,刺了這一劍,很多人都會死,而大王會活着,死去的人請大王記着那最高的境界。”當殘劍用死證明了對飛雪的愛,而飛雪也以死回應的時候,沉重的基調伴着漫天的黃沙随風飄舞,無論是國仇、家恨還是兒女之情,個體價值都被壓縮到微乎其微,為夫妻而死,為國家而死,為天下而死,影片更着重表現的是生命光榮結束時的悲壯與蒼涼。
無名的複仇小志在電影的結尾處升華成了愛國大志,以少數人的犧牲來換多數人的太平,這是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下的普遍共識。中國早期抗戰類題材電影中的英雄人物有此典型特點,家喻戶曉的董存瑞和黃繼光,一身傲骨的劉胡蘭,受盡酷刑的江姐,還有甯死不屈的狼牙山五壯士等等,英勇犧牲的角色是被主要歌頌的對象,主動放棄生命的人物價值被無限放大,傳播出的便是當下的美好生活是死去之人所創造出的價值認知。
美國式的英雄人物都有主動承擔更多責任的意識,個人價值的實作與社會責任的擔當往往是集英雄于一身的,是以活着才能更好地追求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完美統一。當代西方存在主義先驅海德格爾認為,死亡是人存在的一種方式,死籠罩、覆寫、貫穿整個人生的過程,并決定着生的内容、内涵、價值和責任。 對于死的了解,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普遍将其視為是與生一樣正常的存在,死的意義不一定比生大,但是無論生還是死,選擇能讓自身價值最大化的一個是共同标準。西方講求人生而平等,每個個體都是不可替代的,是以個體的完善是人生存的源動力,而中國更注重的則是集體價值,個人利益始終讓位于集體利益,小則顧家,大則忠國。從中國傳統儒家的仁義觀念來看,生與死都更強調其是否符合群體屬性與倫理屬性,是否能夠滿足社會責任的要求。中國人将死亡看作向生命過渡的一個環節,子子孫孫是一個宗族式的鍊條,“我”則處于責任鍊條中的一環,具有銜接作用。
“殺了夏明翰,還有後來人”的詩句不是憑空寫就的,“為了新中國前進”的口号也不是胡編亂造的,“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的古訓一直教化着後人,超越于生命之上的仁、義、禮、信等價值理念通過死的方式變得更加被重視,這也是中國一些電影作品中将犧牲大寫化的表現目的與文化根源。
自古中外不乏英雄人物與事迹,訴諸于電影形式的表達也屢見不鮮。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誕生的電影具有很強的文化滲透性與依賴性,這種文化因素又通過具體電影場景與細節刻畫表現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