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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冷紫葉
美国人物传记电影与奥斯卡的渊源
入围奥斯卡的作品具有相当高的票房和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奥斯卡艺术本身的高质和自由市场机制造就了传记电影巨大的市场竞争力，奥斯卡奖的年度评选在反映美国主流文化的同时也发挥着其全球影响力。
传记电影的界定
《电影艺术辞典》中这样定义传记片:“传记片是以真实人物的生平事迹为依据,揭示他们在、军事等等领域所进行的斗争和作出的贡献,为人民所缅怀和尊敬。”《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卷》是这样定义传记片的：“以历史上杰出人物的生平业绩为题材的一种影片。
传记片与一般故事片不同，在情节结构上受人物事迹本身的制约，即必须根据真人真事描绘典型环境，塑造典型人物，传记片虽然强调真实，但须有所取舍，突出重点，在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允许想象，推理，假设，并作合情合理的润饰。”
传记电影与传记文学
美国的传记文学作品数不胜数，各大书店都有传记文学的单列书架，数量和小说不相上下，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对传记作品的热衷。很多作家在传记题材的创作上借鉴小说创作中关于人物塑造、气氛渲染、心理刻画等艺术手段，让传记作品更具可读性和可鉴性。
传记电影和传记文学有着一些共同的创作诉求，都是以“草图化”的形式对关乎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相关信息进行排列组合，以引导人们了解、认识过去。电影和文学都是兼具艺术性和审美性的精神养分。“作为一种注重资料性和史实性的题材,传记创作必然要以传记文学为基础,因而每一部传记片都可以说是对其所参照的传记文学的影像阐释。”
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曾说过，“当代文化已经变成了一种视觉文化”，诚然，人们对图像资讯的审美要求催生了传记文学的影像化。传记电影如同“图像人物志”，相比传记文学，传记电影的产业性与娱乐性较强，它在人物命运与宏大历史的互文性表达中对人物进行重新解读和评价，极具历史感和现场感。传记电影深挖人物的复杂性，而不是简化为无可指责之人，暴露人物的缺点和性格中的矛盾而不是对人物做单向度的评价。
传记电影与类型片
传记电影仅仅是一种电影类别，事实上却常常被处理为类型片，以此来增强传记电影的观赏性。比如以战争片呈现的《巴顿将军》和《阿拉伯的劳伦斯》等；以歌舞片形式呈现的《歌舞大王齐格飞》；《莫扎特传》则是融入了音乐剧的表现形态；《美丽心灵》可看做与悬疑片的杂糅。
《左拉传》包含着法庭戏的成分；《火的战车》充满体育片的元素；《辛德勒名单》等以战争历史片的形态呈现；以故事片形态呈现的《走出非洲》、《莎翁情史》叙事非常流畅；很多传记电影虽然多以某种类型片的形态呈现，却并不完全符合这一类型的电影所具备的类型元素和叙事模式。以类型片形态出现的传记电影常常糅合了多类电影的类型元素和叙事模式，是名副其实的复合型影片。
传记电影与故事片
传记电影与故事片都要对人物进行描摹刻画，通过发生在人物身上的具体事例去呈现人物的性格。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传记电影所刻画的人物是真实存在的，所描绘的事件是真实发生的，虽然会在历史材料的基础上有合情合理的推理、假设和润饰，其基本的情节结构上仍会受人物本身事迹的影响，且侧重解析人物的内在精神世界，表达对人性的思考。
例如1986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传记电影《走出非洲》，根据丹麦女作家卡伦·布里克森的同名自传体小说改编而来，将作家在非洲经营农场的生活展现在观众眼前，故事讲述了作者远嫁东非肯尼亚到丈夫布鲁的出走、婚姻的破裂、与丹尼斯·芬奇哈顿的邂逅及两人之间凄美动人的爱情。
经典的配乐和全景式风光把曾经发生在这个真实人物身上的真实故事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她的精神世界也在故事讲述中越来越立体清晰，六段经典旁白描绘了作家处于不同境况时或寂寞或惆怅或自在或淡然的心境，每一个细节都让人动容。故事片着重对人物性格进行剖析。
例如派拉蒙影业发行的励志喜剧电影《阿甘正传》，改编自根据美国作家温斯顿·格卢姆的一本同名畅销小说，这部作品是美国“反智电影”的代表作。影片中的阿甘是作者虚构的人物，他被塑造为美德的化身，勇敢面对自己的缺陷、诚实待人接物、认真做好手中的每一件事、对发生的事情能保持豁达的态度、一生坦坦荡荡，影片大量情节都是为塑造阿甘的性格服务。
传记电影与历史片
传记电影和历史片都是“电影”和“历史”的结合体，正如海登·怀特在《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所说，“历史和故事拥有相似的叙事编码。”当然，作为艺术形式的电影，毕竟会有情感化的表达和想象中的构建，无法苛求其历史真实性。
叙事艺术的创作者会根据自身所处时代的价值观和普遍的情感需要对历史进行评述，以通过历史与观众对话，在创作者将历史影像化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对作为骨架之历史事件的精神、文化方面的填充和表达。因此，电影与历史之间必然存在鸿沟，传记电影中如此，历史片也亦然。
学者蔡卫、游飞在《美国电影研究》一书中把人物传记片纳入历史传记片的亚类型范畴。历史片注重还原历史事件，传达对历史的思考，而传记片除此之外，还侧重表达人性，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就历史真实做文化和哲学方面的思考。传记片不等同于全景式的历史剧，而是通过艺术手段和技巧实现观照生活和时空处理上的整体性。
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麦基所说,“人物传记片是历史剧的表弟,其焦点对准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时代。”相比于从电影中获知“历史真相”，人们更倾向于在观影过程中与历史人物进行思想层面的交流，寻求电影中的人事物与现实人生的某种关联，因此，传记电影倾向于展现创作对象的“灵魂”。
《甘地传》追寻历史，勾勒出曾统一印度民族的一代天骄——“圣雄”甘地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既是对甘地及其周围人物的影像留存，也是对当时的印度文化和历史的复写。影片并未把他塑造成高高在上的神一般的存在，而是展现了一个真实的血肉之躯，让观众可以穿越时空实现与甘地的精神对话。
《宾虚》是米高梅公司精心准备多年的一部美轮美奂的战争历史片，这部耗资1500万美元的经典史诗级巨作，场面十分壮丽，气势极其恢宏，在战争中将历史铺展开来，借助战争讲述历史，嵌入主人公和罗马指挥官的情感纠葛，讲述了反抗罗马统治的历史，还有各种精彩对白和绚丽的异国情调。
《血战钢锯岭》也是一部战争历史片，由戴斯蒙德·道斯的真实经历改编而成，主人公是二战上等兵军医，也是历史故事讲述的主线。影片将约一个月的钢锯岭战事浓缩为两上钢锯岭，并在最后将大量真实的影像资料以纪录片的形式展现给观众。
电影文本与时代语境概观一个民族在重大的历史事件后，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迷茫，而迷茫常常会唤醒人们思考的自觉性，这也在客观上催生了传记电影的产生，通过电影艺术的表达和呈现，探寻对国家、民族、历史、人生等具有宏大意义的话题的哲学性思考，以寻求智慧和力量。
因此，早期的传记电影有英雄崇拜式叙事的倾向，在《左拉传》、《巴顿将军》、《莫扎特传》等影片中均可见一斑，主人公均为对人类历史做出伟大贡献的杰出人物。传记题材从美国建国之初便深受美国导演和文学创作者的青睐，传记电影和传记文学在历史并不算长久的美国大有市场。
美国传记电影在20世纪30年代就备受关注，当时的电影已经由默片时代走向有声时代，艺术水平和技术创新上也大有进展。歌舞片创作的高峰也催生了传记题材与歌舞片的完美结合，大量的歌舞元素的加入为传记影片增添了不少风采。以歌舞形式呈现的传记电影《歌舞大王齐格飞》拍摄于1935年，并荣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这部影片以百老汇最大歌舞团的创始人，美国娱乐界极负盛名的齐格飞为传主，令人眼花缭乱的舞台布景和风格各异的独舞、群舞交相辉映，主人公的名气也为这部影片圈粉无数，助力本片一举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这次成功也激励各大公司在传记电影上的创作力度，涌现出了大量的传记电影。
次年，传记影片《左拉传》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这部以法国文豪左拉为传主的电影是奥斯卡最佳影片史上第一部严格意义的传记电影。影片创作时恰逢希特勒当政，欧洲大地一片排犹之声，《左拉传》选取文坛巨匠左拉后半生干预德雷弗案之事揭露了欧洲蔓延的法西斯主义和法国政府的反犹倾向，为纳粹压迫下饱受痛苦的发声呐喊，极具现实指向性，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共鸣。
六七十年代有不少史诗级的巨片，这与当时的技术飞速发展密不可分，全景宽银幕电影、三维技术让电影更具视觉冲击力和观赏性。产生于该时期的电影制作精良，如《阿拉伯的劳伦斯》和《巴顿将军》中大量雍容奢华的布景设置，各种大场面的战斗冲突。由于当时越战对美国社会的巨大影响，人们普遍处于迷惘之中，有破灭之感，社会上黑人和妇女争取平权的呼声也此起彼伏。
因此，这个时代的传记影片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传主选择上也倾向于声名显赫却被边缘化的人物，透过对人物的讲述传达隐晦暧昧的立场以贴近纷繁复杂的现实。例如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巴顿将军》。
巴顿声名显赫，屡立战功，却并不为俊杰主流所容，影片拍摄于美军对越战争屡屡战败的撤军之时，对于鼓舞美军士气、唤起青年的战争冒险精神具有重大意义，当时风起云涌的反战热潮对创作者的影响也在影片中有所体现，影片也传达出巴顿若生在古罗马或拿破仑时代，不受政客掣肘，则能一展雄才大略。
暗喻若是越战指挥权交于巴顿将军，而非当时的政客，美国就不会沦为如此被动的局面。影片《巴顿将军》在向巴顿致敬的同时，又借古讽今，对当时的越战进行批判，影片颇富技巧地迎合了不同立场的人们的审美。
八十年代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电影中一半都是传记电影，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也推动了电影业的国际合作，《火的战车》这部由英美两国合拍的电影，是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中的首部体育题材传记片，影片改编自英国青年运动员哈罗德·亚伯拉罕斯和埃里克利·德尔的真实经历，以1924年巴黎奥运会中勇敢抉择、克服障碍、实现梦想为主线，歌颂了他们对信仰的坚守。
影片拍摄于1980年第二十二届莫斯科奥运会落下帷幕之际，由于苏军1979实施对阿富汗的入侵公然挑衅了国际准则，引起国际上的普遍不满，许多国家和地区毅然决然地拒绝参与。这部影片以奥运会为切入点，将对原则和信仰的坚守作为影片的主基调，成功迎合了观众的心理。
次年问鼎奥斯卡的《甘地传》由英、美、印三国合拍，以印度国父甘地不同凡响的人生经历为蓝本，讲述了甘地对不合作精神与非暴力主义的坚守，以人道主义的胸怀思考甘地一生抗争的意义。影片拍摄于印度大选结束之际，甘地的政敌德赛获胜，国大党陷入低谷，处境艰难，该片的现实指向性成功吸引了评委和观众的眼光。
这个时期的传记电影有了一些新的突破，电影的表达方式愈加灵活，传记题材也趋于多样化，叙事技巧越来越丰富，而且在人物的身份国别上也进一步放开。《莫扎特传》的人物对白很有趣，各种诙谐元素的加入和想象性的情节构建，提升了本片的艺术性和观赏性，影片的人性立场在淋漓尽致展现音乐天才莫扎特生命历程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艺术生命与现实环境的深层次思考。
《走出非洲》是第一部以女性为主人公并获得最佳影片奖的传记片；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末代皇帝》由意、英、中三国合作拍摄，以西方人的独特视角和叙述方式演绎清代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人生经历，超越民族的精神意义引发了大众对、哲学、命运的思考。
九十年代冷战结束，电影行业也迎来大发展，大批的娱乐性与思想性并重的电影纷纷涌现。此时的传记电影强调回归人文和现实意义，探索了传记电影创作的新思路，电影不只是给人们观影时的震撼，而且开始侧重余音绕梁的回味和质感，把人们从艺术作品引领进入人物的天地，了解他们的命运。
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磨砺很多年拍摄的《辛德勒名单》以写实主义风格揭露纳粹罪恶的同时着重对人物心理进行绘画和描摹，追寻作为个体的人存在之意义，既唤起全世界对的同情又为人们带来灵魂的震撼和心灵的洗礼。《勇敢的心》这部史诗级历史巨作恢宏又唯美，借助新浪漫主义的包装手法讲述历史，以雄伟壮阔的大场面和惨烈昂扬的战斗镜头引人入胜。
《恋爱中的莎士比亚》一改常规叙事模式，加入大量的虚构成分，将莎士比亚的创作经历巧妙融入爱情故事的叙述中，给人欣喜之感。新世纪以来，电影艺术不断提升，也担当起了反映现实、引导社会的责任。911事件带来的心理恐慌和伊拉克战争引起的焦虑，让人们更加渴望安全、和平，期待美好和爱。
此时的奥斯卡评委和大众发自内心的理性自觉选择那些激励人们追寻美好、彰显人性光芒的题材，注重展现人性的传记片因为迎合了人们的心理需求而备受推崇。《美丽心灵》在数学天才约翰福布斯·纳什真实经历的基础上加入一些戏剧化的描绘，用悬疑惊悚片的手法叙述传主的“特务生涯”，将承受沉重压力的妻子对丈夫的爱与支持展现的淋漓尽致，这种人性中的美善无疑给了大众安抚与慰藉。
如今奥斯卡大奖依然垂青传记影片，优秀作品源源不断。英国拍摄于2010年的《国王的演讲》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2013年史蒂夫麦奎因执导的《为奴十二年》也摘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这部改编自所罗门·诺瑟普同名自传小说的影片，讲述了非裔美国人诺瑟普被人绑架。
拥有自由身份和幸福家庭的他被贩卖至美国南方成为奴隶，历经12年的磨难和抗争后，终于逃脱重获自由的美丽凄楚的故事。这部影片首映便获得一致好评，填补了美国电影业内有关奴隶制影片的匮乏，通过直面真实发生在美国历史上的奴隶制以实现与历史的和解。
导演也在采访中表达希望借此片唤起人们对拐卖妇女、强迫劳工等“现代奴隶制”的关注，这部作品不但制作精良，而且有意识地契合主流的社会心理，为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发声，借古喻今，其现实指向性也带给人们思考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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