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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众所周知，
老派的维京人无法忍受法律的更替，
于是驾船逃往西方。
这些人中，有的前往冰岛，
有的去了奥克尼群岛，
其他人则徘徊在爱尔兰海沿岸寻找家园，
哪里能寻求到庇护和安宁，
他们就在那儿安顿下来。
[B]W.G. 科灵伍德[/B]
《纯粹的索尔斯坦》
(1895)
哈拉尔
在《纯粹的索尔斯坦》一书中，科灵伍德引用了本章题词中的说法，描述了这位与书同名的英雄的祖父到达不列颠群岛的过程——据说，包括他在内的许多挪威移民都逃离了国王哈拉尔•哈尔法格里（Haraldr Hárfagri，即“金发王”哈拉尔）的专制统治。
在与他同时代的史料中，哈拉尔的统治范围及其生活细节极为模糊，甚至互相矛盾。相比之下，在12世纪及后来的传奇故事中，哈拉尔却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他被誉为统一挪威王国的开国君主，推动了挪威移民在北大西洋和爱尔兰海的扩张。
正如神话所说，扩张的结果正是在奥克尼群岛、设得兰群岛、法罗群岛(Faroe)、冰岛、苏格兰西海岸到爱尔兰海建立起了许多独立的殖民地——诸多维京小国由热爱自由的开拓者、野蛮好战的逃亡者、亡命徒以及北方海域的小海盗王国（根据对当时形势的不同看法）统治着。
根据《奥克尼萨迦》一书的描述，哈拉尔的确远涉北部群岛、西部群岛及马恩岛，“给那些他再也忍受不了的维京人一些教训”，在此过程中扩张了挪威王国的领土。这种说法极可能反映（并支持）了挪威大约在1200年的领土主张，那时《奥克尼萨迦》已成书，并非是对300年前所发生事件的真实记录。
“金发王”哈拉尔的传说是一个典型事例，表明了若干年后，移民、文化妥协和政治整合的复杂过程，在传说中是如何围绕着某些大人物展开叙述的。不管怎样，斯堪的纳维亚人对不列颠航道的影响有多大，毋庸置疑。虽然命名这种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实际上掩盖了我们对过程的无知，但地名确实是最强有力的证明。
例如，爱尔兰的人名，盖尔语的地名元素，以及英格兰西北部地名中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与典型凯尔特语形态的混合。这些似乎表明出现过说盖尔语或布立吞语的人口（说这些语言的人口后来被说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移民取代，他们或是被迫屈服，或是受到说斯堪的纳维亚语的移民影响），而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地名的存在，使得这种可能性更加明显。
这些地名似乎表明说盖尔语的人在此生活过（举例来说，坎布里亚郡存在“Ireby”这个词，意为“爱尔兰的农场”），另一方面，也可能表明，某些移民恰恰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和盖尔人杂居的后代。在这个文化融合的区域，确实可能产生这类杂居的人口。
还有个现象不可否认，即海洋世界的互联性——在这个世界里，海洋是一条高速公路，连接着海滩与入海口，海岬和小岛，风暴与潮汐；在这个世界里，政治权威往往只能是暂时的，当地首领和不同的民族结盟、解散、又结盟—— 海潮的涌动不断带来新的身份转变，有些恰如西方广阔天空中善变的云朵般更替、变换。
维京时代马恩岛海角要塞或“Llanbedrgoch”（属安格尔西岛）的防守区暴行肆虐，人们整日惶恐不安。人们在该地的沟渠里发现了四名斯堪的纳维亚男人和一名妇女的遗骨，这提醒着人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以暴力牟取暴利、贩卖奴隶和白银流动的边缘地带，生命是何等脆弱。
语言的变化
马恩岛和安格尔西岛的土地里掩埋着硬币、手镯和金条，它们诉说着爱尔兰海和不列颠西海岸的贸易往来。控制这些贸易的人们，在北尤伊斯特岛(North Uist)尤德尔(Udal)的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和南尤伊斯特岛(South Uist)的“Drimore Machair”和“Bornais”以及马恩岛的“Braaid”和“Doarlish Cashen”曾建起长屋。
他们同样也拥有海盗般的进取精神，是手腕强硬的开拓者，在沿海水域耕耘，并用自己的语言给所到之处命名，这些名词构成了航海民族的基本词汇；岬角和海角，岛屿和海湾：威斯特罗斯(Wester Ross)的“Aignish”（ON：egg-nes，意为“岭岬”）；科尔(Coll)的“Skipnes”（ON：“skip-nes”，意为“船岬”）；提利(Tiree)的“Sandaig”（ON：“sand-vík”，意为“多沙的湾”）。
威尔士海岸通用的“Gateholm”“Grassholm”“Priestholm”，以及布里斯托尔海峡(Bristol Channel)两岸通用的“Steep Holm”和“Flat Holm”，都是古斯堪的纳维亚语“holmr”（意为“小岛”）的合成词；“Anglesey”（安格尔西岛）、“Bardsey”（巴德西岛）、“Ramsey”（拉姆西岛）都以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中的“-ey”（意为“岛”）结尾。
8世纪末，第一批海盗袭击北方岛屿时，英国北部和爱尔兰海地区形成了一个复杂多样的世界。包括种族和语言兼具不列颠特点的威尔士诸王国，克莱德河附近的神秘的阿尔特克莱德王国，讲盖尔语的达尔里阿达(Dal Riata)王国——该王国以阿盖尔和和南赫布里底群岛为中心，还有统治高地和北部群岛的皮克特王国。
我们对马恩岛和安格尔西岛所知甚少，但两个岛似乎在爱尔兰海的贸易和旅游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人口中混杂着爱尔兰人、不列颠人，甚至英格兰人，不过有些只是短暂停留。 最终，北至福思河、西贯奔宁山脉的诺森布里亚王国，与讲英语的威尔士诸王国和阿尔特克莱德王国，形成势均力敌之势。
然而，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掠夺、分裂、殖民和战争之后，10世纪初，皮克特王国消失了；阿尔特克莱德王国亦如此，至少在最初的朝代更迭中，其首都敦巴顿(Dumbarton)在克莱德河岸变成一片废墟。达尔里阿达王国不复存在，其岛屿被侵占，不再有王国的影踪。
诺森布里亚王国被几个维京国王控制，斯堪的纳维亚后裔的军事领主们，统治着从设得兰群岛到布里斯托尔海峡的岛屿和海上航道；连圣哥伦巴(St Columba)的遗骨都被移出艾奥那岛，“以逃脱外国人的(Gaill)”魔爪。
920年，爱德华宣布自己为爱尔兰人、诺森布里亚人（包括“英格兰人、挪威人和丹麦人”）和斯特拉斯克莱德不列颠人（据推测，其中包括许多阿尔特克莱德王国的遗民）的最高统治者，北方疆域或已荒芜一片，或已成遗失的王国，而历史进程也因此改变。
但是，就像在英格兰一样，新的王国和新的种族身份最终会在这种混乱和分崩离析之中诞生。在马恩岛和赫布里底群岛，以及奥克尼、设得兰群岛和凯思内斯群岛，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统治作为一种政治实体将一直延续到中世纪，其独特的文化足迹在今天仍清晰可见。
维京人对分崩离析的苏格兰的重新组合，犹如“维京潮”退潮时所留下的杂乱无章的零碎东西拼成的马赛克。它们具有相同的底色，不过被组合成了全新的形状，形成了全新的图案：新出现的是阿尔巴(Alba)王国——苏格兰人的王国——“苏格兰土地”，与聚集在南部的“盎格鲁土地”遥遥相望。
然而，与英格兰不同，关于引起和形成这些动乱的事件，没有详细的历史记录（哪怕是像有破绽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及其衍生作品那样的也没有），这意味着学者们不得不依赖七零八碎的证据，包括一些留存下来的零星书面资料，或者庞大的考古证据汇编，了解斯堪的纳维亚文化是如何、在哪里、在何种程度上渗透甚至改变所接触的群落的。
但这些资料往往在时间和因果关系的问题上含混不清、模棱两可。尽管如此，关于9世纪到10世纪初北部地区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仍然可以描绘出一幅印象派的画面，只是，这画面略显粗糙。
福特里乌
自8世纪末开始，英格兰北部海岸就不断发生袭击事件，但直到839年才发生了第一起重大政治分歧事件。据《阿尔斯特年鉴》(Annals of Ulster)所载，“异教徒(gennti)赢得了一场与福特里乌(Fortriu)人的战斗。
在这场战斗中，安格斯的儿子欧甘南(Euganan)、布兰(Bran)和博安塔(Boanta)的儿子埃德(Áed)以及数不胜数的士兵战死沙场。在爱尔兰编年史中，“福特里乌” 指今天苏格兰本土的东北部、莫里湾(Moray Firth)周围的一片区域——一个巨大的V形裂缝将大峡谷暴露在北海的涌浪中。
福特里乌一直是皮克特王国的中心，这个名字是罗马部落名称“Verturiones”的盖尔语翻译。时运不济的欧甘南（皮克特语中发音为“Wen”）正是皮克特的国王，也是布兰的兄弟；埃德则是达尔里阿达的国王。
显然，关键时刻，他与皮克特结盟了，而且很有可能在这段不平等关系中处于劣势一方。没有人知道这些异教徒是谁，也不知道这场战斗发生在哪里。一切皆是未知，胜利者的命运和身份似一团迷雾般模糊不清。
当然，可想而知，对于欧甘南的支持者来说，这不是愉快的一天，但也就仅此而已。只要被记录下来，就证明其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而这一点正是有关这一时期的历史记录的局限所在。用一位研究中世纪早期北方历史的现代著名历史学家的话说，它甚至可能是“英格兰历史上最具决定性、最重要的战争之一”。
之所以如此重要，在于维京人对诺森布里亚和东盎格利亚的袭击一样，侵袭军队的介入，为当地人治理的王朝带来了彻底的、不可逆转的终结。随着欧甘南及其兄弟的死亡，“Wrguist”家族的统治——阿努伊斯特一世(OnuistⅠ)于732年登上皮克特王位——走向完结。
参考文献：
K. A. 赫默，J. A.埃文斯， C.陈.，兰姆，《没有人是一个岛屿：前维京人时代迁移到马恩岛的证据》，《考古科学杂志》第52期（2014年），第242-9页
L. 查尔斯-爱德华兹，威尔士和英国人，第14页，148-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