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朝代的更迭，历史上的优秀宰相，总会在一个时间节点，“恰到好处”的出现。之后，他们辅佐帝王，维护王朝统治，书写他们个人的辉煌篇章。
但即便是这样，历史总是会挤进一些别样的小插曲。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这三位优秀的宰相。
第一个：耶律楚材，仁者之功，孰能与京。
耶律楚材，辽皇族后裔，号湛然居士。精通多门学科，1215年归降成吉思汗，主要的工作是占卜星象和随军医生。
而且，他才识过人，为人正直，1218年参政，官至中书令。因此，元朝制定的一些重要典章制度，很多都是他的成就，深得成吉思汗及其儿子的器重。当时，在政治上，他改变了蒙古“军政合一”的制度，设立长官管理政事，不仅选用儒生来担任官职，还帮助其制定了君臣礼仪制度。
自此，蒙古族才有了“尊汗”的下跪礼。
此外，他提出《便宜十八事》的临时法律，使得社会治安大为好转。而且，他反对蒙古贵族的强行征税，提出：将奴隶和农奴及驱口都变为“正式户籍”，为国家编户，推进社会进步。除此，他还制定了新的赋税制度，不让蒙古贵族将农田改为牧场。
在军事上，他反对野蛮屠城的做法，挽救了很多生命。在文化上，他推崇儒学，提倡保护儒士。但是，窝阔台汗死后，他就被边缘化了。死后，按照其遗愿，耶律楚材被安葬在了燕京故里的瓮山脚下。
可以说，耶律楚材的出现，不仅让蒙古贵族逐渐放弃了原始的游牧生活方式，还让中原的文明得以保护和发展。只是，没有了施展拳脚的空间，纵有一身“绝学”，也只能在忧愤中抱憾余生。
第二个：张居正，遭时遇主，挺然为之。
张居正，可以说是一个神童，12岁中秀才，13岁参加乡试。可是，他却偏偏遇到了顾璘，此人觉得人才就该多磨炼。因此，一篇好文章并没有打动他，直到3年后，张居正才拿到了举人文凭。之后，23岁中进士，43岁入内阁，48岁当上宰相。
此时的明朝廷，官员不为政，军队腐败，国库空虚，农民不种田，都起来造反。于是，他站在“帝王”的立场，先用“是盗就斩”的手段强力镇压，再积极推进“变革”，让国库充盈老百姓吃饱穿暖，从而，也提升了军队的作战力。
张居正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机构精简整顿；
当时，他觉得官员太多了，便将能合并的部门都并了。在户部实行统收统支，考核不合格的官员，基本都被淘汰了。而且，还明确权限职责，制定了严格的官员考核办法，加强人事管理。所以，不但缩减了财政支出，还提高了办事效率。
二、整顿法纪风气；
在他看来，必须依法治国，只有这样，天下人心才能“服”。徐阶曾做过首辅，同时也是他的保荐人，其亲属犯法了，他一样毫不留情。此外，功臣世家黔国公沐朝弼，不止一次藐视法律，别人都觉得棘手，可是，他却不怕，照抓不误。
三、带头廉政；
当时，李成梁感谢他的“推荐”，派人送去了钱财。而他不仅果断拒绝了，还严肃地说道：“你的主人，是靠自己的战绩获得了这份殊荣，我如果拿了这个礼，那就是对皇帝的不敬。”正因为他的“身正”，使得他制定的政令，大家都会执行。
四、坚持减免“欠债”；
张居正和皇帝说：“现在，老百姓的收入有限，一年的收入勉强活一年，如果，年成不好，生活就更难了。”听后，明神宗同意了，免除了农民在万历七年以前的积欠，从而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五、惟才用人，不问出处；
当时，张居正和皇帝说：“以后用人，要看能力，其它条件可放宽。”因此，李成梁、戚继光等人都是他举荐的。
虽然，他执政10年，朝政面貌焕然一新，但还是有人打小报告。于是，他替自己“辩护”：“我这个位置很危险，说我坏话的人认为我会滥用职权，而我所做的正是在行使我的职权。我要让别人闭嘴就会误国，而我对国家负责，就免不了被人说闲话的命。”
当时，他父亲去世，按照祖宗的规矩，他应该“守制”。但是，考虑到国事复杂，他没有“守制”，便被人弹劾了。不过，这些人都被撤职了。可是，在他去世后，这些人又回来了。之后，说坏话的人多了，皇帝也就当真了，谥号没了，家也抄了。
直到1630年，张居正才被真正平反。
第三个：曾国藩，才大而谦，气宏而凝。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耕家庭，喜欢读书，27岁考取进士。咸丰二年，母亲去世，他回家守孝。
这时，太平军一路“势不可挡”，他奉命在湖南帮办团练，来抗衡太平军。于是，在罗泽南乡勇的基础上，将办团与办练分开，重心放在了“练勇”。其中，骨干将领由自己的同乡、同学或亲友担任，营官则为知识分子，招募身强力壮的农民为兵，并进行管理。
这期间，整个湘军唯一的负责人就是曾国藩本人。因此，形成了严格的上下等级，作战力明显提升。当时，他驻扎在衡州，打造战船，鼓动大家捐款，每日都操练士兵。两年后，规模达到了17000人，成了镇压太平军维护统治阶级政权的核心力量。
此外，他崇尚儒学，虽以程朱理学为主体，但依旧会汲取其它先进思想。曾国藩认为：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主张用儒学思想治兵，改世兵制为募兵制，并认为精神教育是带好兵的关键因素。
这些历史上杰出的宰相们，用他们的言行促进了那个时代的发展，用他们的言行为后人书写了“楷模”，用他们的言行践行着他们的“信条”。试想一下，这些何尝不是后人的一笔“财富”，一把解开“困惑”的钥匙？
参考资料：
【《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明史·卷二百一十三·张居正传》、《清代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