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为何要写《杜甫传》？

1987年，在回答《中国诗报》编辑部的提问时，冯志说，对我影响最大的诗人和诗歌是：杜甫、歌德、里尔克。

从1937年读《日本人选集》南下途中，引起精神上的共鸣和吸引，到1942年6月在昆明买了一首仇恨诗，经过仔细阅读产生了写传记的想法，到1947年开始写作，可以说冯志在经历、精神、思想、 学习做了更长的准备和积累阶段。

至于杜甫传记的写作过程，凤志是这样描述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同济大学搬进来，我调校时与金华、昆明泸县一路走来极其艰难。从南昌乘船到泸县，走了七八天，当时手里拿着一本日文版的《儒艮部选集》，一路读起来，越有品位，他就是流亡，杜诗，"东胡不，朝臣很生气"一种诗句，品味深厚，很亲切。后来到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教德语，业余时间，讲究中国文学。有一天在书中甚至得到了复仇杜诗，并且从头到尾仔细阅读，从此形成了自己对杜甫的看法。当时，我以为欧洲连二三流作家都拿到了传记，但中国甚至没有更详细的大文浩传记，可惜。

萧屯的《陶渊明传》、袁瑜的《杜子梅墓志铭》、新旧《唐书》中关于李、杜等的记录，都过于简明扼要，为此目的下定决心要杜甫传。由于限制，不可能把我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做这件事上，所以我花了四五年的时间来准备。我先做杜什卡，根据内容进行排序，如政治观点、朋友、鸟兽鱼等。同时，对唐代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邮票制度、思想文化也做出了必要的了解，国内学者如陈玉可等相关著作，也纷纷阅读。此外，杜甫的当代诗人李白、王伟等人对生活、思想、创作，也有基本的把握。在此基础上，我开始写《杜甫传》，那是在1947年。

1946年7月，冯志回到北平，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开始正式撰写杜甫传记。

1951年1月至6月，冯志以爱国诗人杜甫的总名，在《新观察家报》上连载了12期，题目是：一是童年;二是吴越和齐昭的漫游;三、与李白会合;四、长安十年;五、战争中的流亡生活;六、侍奉皇帝，向人民服务;七、右侧警力和山川难治;八、成都草厅;9. 重新流放;十、幕府将军生活;十一、孤城鲁府;悲剧的结束。

杜甫的遭遇冯志，冯志的《杜甫传》最后赋予杜甫怎样的新意义，应该从更广阔的背景——包括多方面的个人时间来把握杜甫传记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它是一项整体均衡的工作。

冯志写的《杜甫传》，没有同时代的杜甫记载，没有日记、书信可以参考，虽然有大量的史料，但这些史料在准确性上很难令人信服，比如，新老《当书》关于杜甫的传记，不到两千字， 冯发现有十几个错误。这给冯志带来了很多困难，诗人只是在这方面"打破心智"，转而转向杜甫的作品本身。

至于诗歌的学习，中国古代人更注重考核、注释、欣赏这三个方面，缺乏诗人与作品相联系的传统，在这种情况下，凤芝坚持从诗歌开始，到杜雪度，系统地总结综合，希望开辟一条诗人传记写作的新道路：

诗人的个性是如何发展的，他继承了什么传统，他有过什么样的研究，他一生中的哪些经历导致他，而不是另一个人，写出这样的作品？这些，通常隐藏在作品的背后，形成一个秘密，有时揭示一个微光，有时使得很难找到线索。秘密就像自然的秘密，自然科学家如何努力澄清自然，文学研究者应该如何尝试打开帷幕。

把一个诗人的作品作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来研究，对诗人的一生进行详细的描述，一方面是帮助人们更深入地理解作品，另一方面——如果研究者的心和笔同样精细和有力——这样，即使这部作品不被阅读，他面前也会有一个诗人的形象。

《杜甫传》其实是根据杜氏，把杜甫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凤芝坚持时代背景与诗人的出现、现实生活与个人生活的有机统一，诗人的政治热情与艺术追求，客观叙事与主观分析，可以说是呈现了一幅古代优秀爱国诗人生活场景和风格的全貌。

冯志认为，杜甫的诗歌从早年到晚，忧心忡忡的人们的积极精神从始至终都是一致的，从《王岳》到《邓岳阳府》的自然景观诗，从《军车线》到《老人》历史现实的场景再现，从"到王"到"夕阳心依然坚强"的个人感情， 在凤芝的眼中，虽然心情、境界、旋律不一样，但其对国家和人民的忧虑精神却贯穿始终，感情一样。

第二，"人的本性"和个人承诺。

冯志的《杜甫传记》是写在特殊时代——国家和民族处于时代背景下的重大转折点的一部特别作品，个人该如何思考、承受和坚持？因此，要研究杜甫传记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不应只把它放在学术评价的背景中。

在冯志眼中，"杜甫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诗人"，可以说杜甫的诗歌体现了诗歌与现实社会政治与自由的紧密结合，反映了杜甫作为诗人从个人抒情叙事到"人民喉舌"的演进轨迹：

他（杜甫）是如何从炫耀家人到爱国，从表达个人感受到反映人民生活的转变的？他如何超越阶级的局限，体验被统治和剥削人民的灾难，从而使唐代的诗歌有了很大的发展，他经历了许多艰巨的过程和矛盾。这本传记是关于他在生活中经历的过程和矛盾。

可以说，冯志做到了。从早期的《强巡》《王岳》体现了国家对人民的热情，到长安10年后未能与社会接触的思想，再到"从北京到奉贤县，爱祖国、爱人民的精神越来越强烈，冯志将他的思考和理解时代， 他10多年的抑郁，感情的积累，融入了对杜甫的理解和诠释，让传记有了生动的个性。

对"三"和"三再见"，是诗人对人民的爱和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和对祖国的爱的矛盾的深刻表达，也是对个人在国、群体中受苦的承诺和坚持。《新安》《新婚夫妇》可以看到诗人的困境，虽然战争是被迫的，但也是个人的承诺：

送走不要哭血，

仆人像父亲和兄弟一样开枪。

不要对婚礼感到陌生，

尝试做事。

它体现了杜甫摆脱个人主义和坚持的精神，以及体验痛苦和承担痛苦的精神。这是一种理性的意识：

他坚持自己的性格，坚持自己的道路，当他深刻意识到"我的方式是什么"和"到处都是可怜的道路"时，他宁愿自私自利，宁愿把自己看成是零，就像,——但从这个零开始，这个没有褶边的20年时间创造惊人的伟大。在这里，凤芝真正实现了一个诗人从个人到"人民诗人"的真正飞跃。

其实这也是冯志需要从杜诗中挖掘的思想资源。在凤志看来，杜甫的诗歌不仅属于他的时代，也属于他所处的时代。杜甫不仅是唐朝人民的代言人，也是现代人的代言人。

第三，精神探索的新阶段。

杜甫的接触和诠释，可以看作是凤芝精神成年期的象征。关于杜甫是"人民的喉舌"，关于杜甫"不溢出，只有执着"的精神，正是冯志对杜甫作为伟大诗人的写照。这是一个渐进的接触和感知过程。

经过对中国历史的非凡体验，经历了战争和国家的观察和思考，经历了从唐宋诗、德国浪漫主义到里尔克再到歌德、杜甫的转变，冯志实现了新的思想超越。冯志在这个过程中的忍耐与奋斗，失落与坚定，以及重新焕发的自我否定精神，展现了思想的力量，代表了内省知识分子面对时代的态度。可以说，这是一种新的自我否定，尤其是关于杜甫人的喉舌观念，作为冯渡性格、心理、观念的新因素，影响着他余生的生活和创作。

可以说，与杜诗接触、解读杜诗的过程，是冯志不断融入群体、融入社会、融入时代的过程，体现出一心一心融入人民洪流的过程，体现了凤志从青春到成年的转变。

（作者王伟军 本文摘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生的思想与诗——凤志的生平与创作》，因篇幅限制被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