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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的大种族隔离制度未施行之前，南非已经被深深割裂，南非社会依旧处于白人定居者的牢牢掌控之中。社会发展也早已出现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国家机器通过系统排斥和压迫政策确保非白人远离国家政治机器与城市管理，开普敦早期异于其他内陆英属非洲殖民地盛行的自由主义传统也未能坚持下来。
强制措施的出台
殖民时期，英殖民政府为控制土著劳动力就在殖民地确立人头税征收政策，迫使土著进入殖民地务工。
同时，为了更多殖民经济发展可利用土地，英殖民办公室确立的保留地制度将不到13%的土地划为土著所有，变相将近87%的广阔土地交到白人手中。
1913年南非联邦政府颁布《土地法》，法令禁止土著农民在白人农场中耕种，禁止土著在指定为白人拥有的地区购买土地，非白人在南非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被压迫，面临土著农村社区灭亡的黑人只能被迫进入城市务工成为白人的廉价雇佣劳动力。
随后，1923年通过《流入控制法》和《土著（城市地区）法》对城市黑人劳动的控制更紧，联邦政府从法律上控制土著劳动力的城乡流动；大种族隔离时代确立的《集团区域法》和《班图教育法》等一系列隔离立法更冠冕堂皇地将非白人（大多数为土著）排斥在南非社会发展之外，尤其是城市之外，每个居住在南非城市中的都必须是白人。
因为在城市白人看来，城市是欧洲文明的产物，而土著拥有他们自己的家园，他们应当回到自己的家园延续自己的部落文化。
但工作范围限制、强制搬离和教育隔绝只是让非白人（尤其是土著）永久地陷入贫困之中，失去了上升的渠道。
非正式经济
非正式经济正萌芽于非白人社区，失业、物资缺乏和文化真空都促使非正式经济在非白人社区出现。
隔离话语剥夺非白人在南非城市永久居住的权利，土著只能在白天进入城市提供廉价劳动力，从事低级工作，当工作结束时他们需要回到属于他们的乡镇和家园；随着南非对贫困白人（南非荷兰裔白人）的扶持，更多的工作岗位向贫困白人的倾斜，土著面临更为严峻的失业问题。
他们一部分人居住在靠近城市边缘非正式定居点，时刻面临着人满为患、缺乏卫生设施、空气污染等各种问题的威胁，失业导致的极度贫困让他们担负着更为沉重的生存命题。
在私人住宅中经营小生意成为一些失业居民的谋生手段，尽管在20世纪中期这种非法生意一直受到政府阻碍，但在非正式住宅区、家园以及一些破旧棚屋区还是偷偷发展起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类别之一是街头商人，种类多种多样，包括理发师、菜贩子、摆摊商人等等。
尽管参与非正式经济活动是大多数失业土著的主要生计来源，但并不受到南非政府的鼓励，同时还通过负面政策希望完全剥夺其发展机会，当时公布一系列市政法规禁止街头贸易（因为非法贸易影响到白人企业的贸易垄断）。
这些政策意指维护公共卫生和秩序，但其主要目的是消除城市中心城区内非法交易的数量，一些法规规定了街头小贩经营的地点与售卖商品的范围，并设定迁移原则（move-onrules）要求街头小贩每20分钟移动一次，这些规则实施起来十分困难，违反规定又会导致小贩被罚款、又或没收商品的情况出现。
南非政府针对街头非正式贸易提出的规定曾严重限制商贩的盈利能力，但却也未能如期望般将非正式街头贸易彻底遏制或清除。
尽管非正式的贸易活动自20世纪50年代前就已经出现在南非，关于非正式经济的大范围讨论直到1970年代基思·哈特（KeithHart）创造非正式部门一词后才开始；1972年国际劳工组织出具《肯尼亚报告》对非正式经济活动进行正式定义，报告将非正式经济的特征定义为：规模小、不受监管、家族所有且依靠土著资源运行。
1970年代末的一份调查显示，约翰内斯堡市中心有200名以上小贩从事街头交易，在内城和中心商业区的空地上总是充斥着跳蚤市场、街头理发师、鞋匠等等小贩贸易；
此外，在贫民窟、非正式住宅区、棚户区出现家庭托儿所、Spaza商店（spazashop）和小酒馆（Shebeens）等非正式生意。
Spaza商店
Spaza商店自20世纪早期出现以来成为南非最为普遍的非正式经济形式，起初，隔离话语盛行以来商店大多开在私人住房中，躲避政府当局的搜查和城罚，尤其是在棚户区或是贫民窟。
关于spaza一词的解读多样，一些认为其来自祖鲁语“isiphazamisa”（意为造成障碍）；一些认为spaza意为“伪装或隐藏”；《南非英语词典》将其描述为交易者被迫地下经营商店的方式，因为spaza商店运营通常违反现行规章制度。
尽管避人耳目且规模极小，但商店售卖的商品种类繁多，不仅出售面包、牛奶、食物等日常主食，还有酒精、香烟、肥皂等日用产品，有一些还会在商店外存放石蜡等危险物品进行售卖。
在大开普区运营的spaza商店数量曾超一万五千家，大部分集中在被非正式定居点包围的卡雅利沙地区。
为了躲避警察的检查，spaza商店一开始多开设在家庭住房内，通过一个小窗口来交易，这样的隐蔽交易不仅出于躲避检查的需要，更是出于保护商品安全的需要；
还有一些在波纹铁皮制房间或者废弃集装箱中开店，如果开在集装箱中，商店交易窗口则会设置在集装箱较长的一侧，从窗口可以看见整个内部的商品类目，门侧会设置柜台用来交易。
在棚户区和贫民窟，混乱复杂的社会环境导致spaza店主面临着许多危险，偷盗、暴力抢夺的随时出现让店主更为谨慎的营业。
这些商店大多由家庭成员内部经营，并不雇佣员工，商店资产流转量极少，也自然没有营业执照。
过度拥挤、食物不足、环境污染和暴力事件，时刻侵扰着每一个棚户区居民，但这些地方也确实为逃离遥远、贫瘠家园的土著提供了避难所，并提供了灰色地带中相对的自由。
spaza商店为居民提供低廉、简便可获取的日用商品，小酒馆则成为土著居民社区娱乐与文化传播的主要场所。
酒馆生意的发展
小酒馆（Shebeen）在南非的出现较早，它被视作私人空间、非法酒馆、社交聚会活动场所的聚合，多由女性经营，负责生产与售卖酒类饮品，消费者几乎都是男性。
小酒馆是南非城市中非正式经济最常见的一种，酒馆收入占据非正式经济总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其最初出现与南非土著的结构性失业状况紧密联系，也与大量土著妇女涌入城市相关。
早期在白人与有色人种住宅区也有一些小酒馆，但其原型来源于土著乡镇中的私人住房，
数据显示在比勒陀利亚，德班和威特班克的土著住宅区，每五个私人住宅中就有一个用于小酒馆生意运营，可利用空间不大，多是未经改造的私人住房，家具配置简单，主要售卖传统高粱啤酒或自制啤酒。
随着酒馆非法生意的扩大，一些大型酒馆出现，占据较大的乡镇住房，有时有两到五间房子那么大，家具更为舒适，主要服务于土著新兴小资产阶级（大多是教师、商人、医生、护士等等）售卖“白人酒水”（Whiteliquor）；
此外，还有一些酒馆提供休闲娱乐表演，甚至还有赌博、吸大麻或卖淫等非法活动存在。酒馆的营业时间十分灵活，他们通常在第一位顾客到达后开始营业，直到最后一位顾客离开时关闭。
南非关于酒精的管制源于采矿城镇的劳动力管理体系，在采矿城镇建造的劳工大院中，为了规范劳动力行为并确保劳工上工的时间，白人雇主曾对土著劳动力的饮酒行为做出限制；
尽管最初为了鼓励劳动力留在务工城镇，办公室对“卡菲尔威士忌”、“卡菲尔杜松子酒”或“卡菲尔白兰地”这样的烈性酒销售不受限制，但1897年特兰斯瓦通过禁令禁止向土著供应酒精，该法令之后被1902年第32号法令吸收，约束传统土著啤酒的售卖活动（只有雇主可以向土著劳工提供）；
在约翰内斯堡，酒精售卖的生意被欧洲定居者控制，尤其是葡萄酒和烈酒的售卖。以此，非法售卖酒精的活动开始扩大，早期还吸引大量贫穷白人从事非法酒精售卖活动。
小酒馆的酒精饮料大多由土著妇女非法酿制或从白人乡镇购买后偷运至此，自酿啤酒是早期酒馆售卖较多的啤酒类型，由土著妇女酿造，酿造成本极低，大多利用面包、糖浆、葡萄干、无花果等糖原发酵，此外还会有从面包师、食品店主那里偷偷售卖的酵母加入其中。
为了提高酒精浓度，甚至使用碳化物、甲基酒精、烟草或青石进行发酵（工业级），这种非法酿造有时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除了自酿酒精之外，还有从白人市区的零售商店中购买的白人啤酒，这类啤酒大多经过二次处理，加入其他混合物后提升盈利空间（甚至达到600％）。
三十年代前，有一些小酒馆由白人定居者运营。1934年《贫民窟法》颁布后，城镇贫民窟大量拆除导致大批白人酒馆倒闭，被迫搬迁也让更多土著运营的酒馆在非正式住宅区和一些棚户区出现。
小酒馆在非白人住宅区的风行是文化缺失的结果，失业的南非土著已无真正的家园可归，他们在城镇受到打击急需心灵的安慰；隔离话语下对非白人社交活动的禁止也使能够为土著享受的休闲活动更加贫乏。酒馆自然成为土著居民的社交避难所。
但很快，针对酒精售卖的禁令发生变化，为了增加市政收入，市政当局引入市政啤酒厅，啤酒厅成为土著合法饮酒的唯一场所，小酒馆遭到市政警察的多次袭击和起诉，但一些盈利丰富的小酒馆能够支撑罚款并继续营业，直到50年代，非法的酒精售卖依旧十分普遍。
在土著乡镇和一些棚户区，官方调查委员会估计非法酒精贸易的规模很大，大量的非法酒精饮料都是通过小酒馆这个非法渠道到达消费者手中。
50年代末、60年代初，德班附近的非正式定居点内每天酿造超过13500加仑非法酒精；1961年该产业在约翰内斯堡价值达到300万兰特。
参考文献
【英】埃比尼泽·霍华德，金经元译：《明日的田园城市》，北京：商务印书 馆，2010年。
【美】 弗里斯：《欧洲的城市化：1500-18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