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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胜利，到公元前771年幽王失国西周灭亡，西周王朝短短276年的历史（“八百年周朝”中的五百多年都是春秋战国），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成熟阶段。
大圣人孔子就特别怀念西周（应该是在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动乱中颠沛流离怕了，向往前朝的安定），曾赞叹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那么西周这段历史，到底为后世留下哪些“遗产”呢？
首先、而且是最大的“遗产”，就是通过分封诸侯、封邦建国活动，扩大了中原地区对“四方”的影响，加速中原文化和四方文化的融合。
从统治区域来看，西周的诸侯北至如今的北京及其以北地区（燕），东至如今的山东地区（齐、鲁等），东南至如今的浙江地区（吴、越等），南至如今的湖北地区（楚、鄂等），西至如今的甘肃地区（秦）。
同时，远离王畿地区的各诸侯国，又与四方的戎、夷、蛮、羌等部落，通过战争、贸易等方式进行着持续的交往和融合。
第二，通过分封，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列国区域性政治经济中心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周人灭商后实施了大规模的分封措施，将大批同姓子弟和异姓亲属分封到了四方各地。这些新建诸侯国，如鲁、齐、卫、晋、燕等国，人群构成进一步复杂化，既有周人，又有殷遗民，还有本地土著居民，族群融合速度加快。
另外，受封者还从中原地区带来了西周王朝的制度文化，与本地文化相结合，最后形成了若干区域性政治文化中心。
第三，西周分封是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前提的，在观念上形成了“大地域统治”的政治传统。
尽管周人以与贵族“分享”的方式来统治天下，分封最终为列国的形成奠定基础，但始终存在一个以王朝地区周文化为底色的“大地域”的文化传统。即使是在兼并战争最为激烈动荡的战国时期，人们也清楚知道“天下定于一”这种历史趋向是不可逆转的。
中国人总是爱说“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历史上也的确出现过好几段时间并不短的分裂时期，总是坚信一定还会回到“天下合一”的状态，也最终都是回到了“天下合一”的状态。
第四，就连“分封”本身，也始终是后世统治者如何统治国家的一个选项。
虽然秦朝统一天下后采取的是“郡县”的统治模式，但接下来的西汉初期还是分封王侯，先是异姓诸侯王、后是同姓诸侯王。虽然自西晋“八王之乱”以后，历朝几乎不再采取实质分封宗室为诸侯的方法，但是，给予宗室封邑的形式还是保留了下来。当然皇帝不断加强防范宗室的办法，宗室以封邑为基础觊觎皇位的事例仍然层出不穷。
尽管如此，历代政治家和学者在反思皇帝集权弊端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想到分封曾有的好处，即地方分权和自治。
第五，西周的宗法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西周宗法制度下，父既是宗君又是尊长，君臣之义等于父子血亲。血缘宗族集团与地缘政治相结合，是西周政治的一大特点，也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
宗法制度催生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伦理体系，“忠”与“孝”的观念，士人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所鼓舞，祠堂、家谱、义田，族权、父权与夫权等等这些，无一不是西周宗法制度的“遗产”。
以上就是西周对后世形成的重要影响的几个主要方面。
中原文化与四方文化的融合，各地区区域性政治经济中心的形成，”大地域统治“的政治传统，分封和地方自治的政治选项，宗法制度，这些都在后世朝代中周期性、规律性地发生着、前进着，最终形成“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特点。
历史不是重复，但可以传承和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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