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录（4）:留学莫斯科，卷入支部局的斗争

留学莫斯科

从一九二九年春到一九三二年冬，党中央派我到莫斯科学习。我先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读了一年，这所学校解散以后，又到共产国际办的国际无线电学校学习了两年。将近四年的留学生活，比起大革命时期的血雨腥风，比起长征路上的艰难困苦，当然要平安、稳定得多，但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进入“劳大”

我在上海住机关，正苦于无法活动，湖南已经回不去 了，在上海，又没有职业掩护，开口讲话就要被人怀疑，怎么办呢？这时,传来了莫斯科“劳大”要招新生的消息。周恩来（中央组织部长）、恽代英（中央宣传部长）决定派我去学习。

一九二九年春节刚过，我们就出发了。一行七人，先坐的是上海到大连的客轮，挤在统舱里，一点不惹人注意。临走时，恽代英亲自找我谈话。告诉我，“劳大”的前身是“中大”（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国共合作时一九二五年创办的，一开办就比较复杂，学生中既有共产党员又有国民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一九二八年改名“劳大”，但国民党的势力也还有存在，更主要的是受联共党内斗争影响，学校里矛盾斗争很复杂。恽代英叮嘱我，到那里不要去参加无原则的派别斗争，认真学习，提高水平,将来回 国更好地从事革命工作。

我们到大连以后就坐火车，经哈尔滨、满洲里进入苏 联。到苏联，就有人接我们了。

我们是“劳大”的最后一批新生，共有二百人左右，分成四个班。我分在第四班。同班的有孔原、钱瑛、袁仲贤、 刘畴西、夏之栩、石景宜等。夏之栩是赵世炎的妻子，石景宜是陈乔年的妻子，本来都在上海住机关。她们的丈夫牺牲了，组织上把她们送到莫斯科学习。给我们每一个人起了一个俄文名字，我叫尤克娜。中国同学之间互相以俄文名字称呼,在国内的情况等等都不交谈。叶剑英也是一九 二九年去的。军训时他当了我们女生营的营长。当时也 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大家叫他“老杨”。

“劳大”座落在莫斯科市中心区沃尔洪卡街十六号。 门前是一片广场，对面就是著名的莫斯科大教堂。学校的主楼是一座相当讲究的三层建筑。女生宿舍在离学校不远的嘎嘎林斯街。原是一个很大的跳舞厅，室内富丽堂皇。墙壁上方是一圈有花样图案的浮雕，立柱上也雕刻着 花纹，屋顶穹宇绘满了彩色的宗教故事。床铺排得整整齐齐，一律“席梦思”床垫，洁白的床单，松软的鸭绒枕头。屋子里壁炉烧得暖烘烘的。在国内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住处呢。

到这里，我第一个认识的是帅孟奇。她来“劳大”已 经一年了.，我们一谈话就知道是湖南老乡。当时她已经 三十二岁「比我大八岁，我们都叫她大姐。她看我衣服脏得很,就把她的衬衣给我换上。她还详细介绍了学校情况，要我对国民党特务和托派保持警惕。我同帅大姐的友谊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等这一批新生到齐之后，学校就统一给我们置装。从背心、裤子、袜子到西装、大衣、里里外外全发新的。像我这样身材矮小的，量了尺寸定做。厚呢子大衣穿在身上都觉得嫌重，但到户外活动没有它顶不住，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除发皮鞋之外，毎人还发了一双胶底的套鞋。那时莫斯科冬天遍地冰冻，要在皮鞋外面穿上这种套鞋，走路才不致滑跌。

学校校长是米夫，坚定的斯大林派。具体工作由支部局管。博古、王稼祥、夏曦等中国同志参加支部局领导。教学工作抓得很紧，第一学期主要开设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党的建设和俄文四门课程。主讲的教员都是苏联 人，中国人担任翻译，称助教。王稼祥同志就是教我们党建课的助教。那时他和张闻天、沈泽民、郭绍棠都在红色教授学院深造，中国学生称他们为“四大教授”。张闻天也到“劳大”兼课，他是一九二八年进校的工人班的指导员。 有时学校开大会他也担任翻译。

“劳大”的学习是很紧张的。课堂提问要记分,考试也很严格。到学期结束,全班学生的成绩都张榜公布，压力相当大。所以每天早晨六点多钟起来就在学校跑步，学校要八点才开门，我们就在门外大草坪上读俄文。晚上九点多钟下自习才回宿舍。那么高的要求,我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感到很吃力。

卷入斗争

处在斗争的漩涡中间要想避免卷入斗争是很困难 的。我虽然牢记恽代英同志的嘱咐，但置身“劳大”，就无法避免在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上表示态度，也就不由自主地参加争论。

我是个爱说爱笑、喜欢活动的人，有一定的文化，又经过白色恐怖的锻炼，进校以后党、团员登记时，我就担任了班上团的组长，还当了全校的墙报委员。“劳大”的墙报总的说来是支部局的舆论阵地，但不赞成支部局的观点也要力求反映，所以这里也是斗争的焦点之一。

我们进校之后争论的问题主要是教学计划问题。现在看来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当时却似乎严重得很。大革命失败以后因为在国内无法立足而被送来学习的这一 批干部（其中不少是文化低的工农同志），大部分都不赞成支部局规定的正规化的教学计划。

认为学制四年，按部就班地读那么多课程，还要学俄文，实在没有必要。国内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那么激烈，希望经过短期训练赶快回国，学习一、两年已经相当长了。支部局则坚持为中国革命长远打算，必须培养一批有理论根底的骨干，所以一 定要进行正规教育训练。而拥护支部局的和反对支部局的在教学问题上孰是執非的争论又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因为当时共产国际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之间有矛盾，联共党内斯大林同托洛茨基派的斗争还在激烈进行，而支部局是得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支持的，因而拥护支部局的中国同志对中共代表团也多有抵触。

像我这样的人，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感情很深，心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希望得到学习提高，早日回国投入斗争，很自然地并不赞成支部局的教学计划，对拥护支部局的同志那种反对中共代表团的态度也不满意。 而像我这样的人，在“劳大”学生中占的比重很大。这样，在平时，争论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尤其是在墙报委员会里，后来几乎天天都要争执。那时墙报几乎每天一期，而墙报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就是坚定地拥护支部局的一个。

一九二九年暑假，“劳大”的学生都到黑海海滨度假。 疗养所就成了两种不同观点的同志互相争论的场所。暑期结束，回校后召开学校工作总结会议，激烈的争论在这次会上得到了总爆发。

会议开了十天十晚，称为“十天会议”。我都参加了。两下发言的主要是老生。一九二八年、 二九年去的新生，大多像我一样听他们辩论。会场上很混乱，赞同时鼓掌、欢呼，反对时起哄，因为两派观点尖锐对立，所以鼓掌欢呼的声浪和嘘声、起哄声常常混成一片。 激烈的时候甚至挥舞拳头，相互威胁。争论的问题主要是教学计划的问题、大革命失败的是非问题、中国革命的理 论与策略问题。

“十天会议”结束时进行表决，形式上支部局一边取得了多数，实际上许多人弃权，而弃权的人其实都不是赞成支部局的，只不过有顾虑而没有明确表态而已。

“十天大会”进行的时候，联共党内已经在进行“清党”了。“十天大会”的混乱局面，使得学校领导以至联共、 共产国际都认为“劳大”学生党员队伍严重不纯,决定进行“清党”。不久就在联共监察委员会直接领导下成立了清党委员会。

“清党”的主要目标当然是清除托派，但实际上是严重扩大化的。在“劳大"最根本的一条是看对支部局的态度是拥护还是反对。虽说清党同时也要查阶级、查历史， 看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但这些都不起决定作用。

简而言之，你是拥护支部局的，就是政治立场坚定正确，就是动力，即使其他方面有些问题也不要紧；你是反对支部局 的，就是政治立场动摇以至错误，就是对象，即使出身好、 有革命资历，也得检讨受处分。我没有坚决拥护支部局， 在若干问题上还表示不以为然以至反对，也就成了对象。

各个班都成立了清党委员会，主持者都是联共派来的老布尔什维克。清党开始进行学习之后，就是各人写材料。要求把自己的家庭出身、经历、来“劳大”后的表现、在各种问题争论中的观点都写下来。每个班都有翻译，派到我们班负责翻译的是张琴秋。她把各人交的材料都摘要译成俄文给苏联的清党委员们阅读、研究。

极其严格的清党大会一个班一个班接连着进行。这个班开会时其他班的学生都可以参加。各人自己先作自我介绍后检讨，然后就是群众性的揭发和提问。问题答得不好，或者挑出许多毛病，前途就很堪担忧了。记得翻译班有位老生，正在热恋中，因到列宁格勒去会对象， 赶回来匆匆忙忙参加清党会议，对富农问题、革命动力与对象问题等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都没有答好。这位同学家庭成分高，平时斗争中态度不明朗，就说她是 “调和派”，对清党不重视，后来竟被开除了党籍。

清党大会延续了好长时间，批判非常尖锐。一个一个过了一遍以后，就宣布休会。休会期间，清党委员们研究每个人写的材料和大会的揭发、批判情况，作结论，确定给予什么处分。最后是以班为单位分别召开大会宣布结论。

主持我们班清党的是一位五十来岁的老布尔什维 克。开会之前，我问那位主持清党的俄罗斯老头，给我什么处分。他笑着说“开除党籍”，我说“不会”。我知道自己问题不大，又没有参加什么组织和集团，负责清党的老头显然是开玩笑说的。正式开会了，清党委员们面对大家坐成一排，十分严肃。由重到轻,逐个宣布处分决定。我在最后，给的处分是“劝告”。

当场有同学提出对尤克娜的处分轻了，另外一个同学达拉索娃（即钱瑛）跟她差不多，给的处分是“警告”。那位老布尔什维克解释说，他们的情况 不同，尤克娜是在国内白色恐怖下经过考验的，她一贯对党、对革命是忠诚的，这次是在具体问题上犯了个别的错 误，处分应该轻些。我当时听了，真感激他能这样深地理解同志，这样宽厚地对待同志。

国际无线电学校

“清党”结束，老生中受开除处分的不少，都被送回国 去了，“劳大”也就在一九三0年四月间解散了。我受的处分很轻，决定和一部分新生一起留在列宁学院继续学习。 但是，从我内心说来，已经不想再在莫斯科读书了。我把想回国的愿望向“劳大”最后一任校长克莉赛诺娃倾吐， 她很同情，表示可以考虑我的请求。

就在这时，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应国内提出的要求，要在中国学生中抽调一批人，培养训练为搞无线电的专门人才。此事由驻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同“劳大”女校长商议，得到女校长同意。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名单，记得共有十一人，有朱自纯、李敬永、夏曦的爱人谭国辅，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本来一心想回国，不大愿意学无线电。校长传达中共代表团的意见，要求我们在这里学会一样本领，回国后容易找到职业，便于掩护革命工作。我在上海时已经尝到过没有职业掩护的苦处。那时中山大学毕业的学生也都要到工厂去实习，学一样本领。这样，我就打消了回国的打算，于一九三0年底进入共产国际办的国际无线电学校学习了。

这所学校确是国际性的，学员除中国人外，还有美、 英、德、保、罗各国人。学校设在莫斯科郊区，极端秘密。平时都不进城。因为城里有国民党政府驻苏使馆，怕进城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休假进城，就住在学校的一所小招待所里面，也不让到靠近使馆的街道去。

学习的内容很专，有无线电原理，有无线电制作，还学收发报技术。记得理论课是一个苏联的犹太人教的，由李敬永翻译。李敬永在交通大学电机系读过两年，一九 二六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他英文、俄文都好，莫斯科出版了他翻译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文本，课程经他，一讲，很清楚，容易懂。

我们这十人是进这所学校的第二批中国学生，第 一批有徐以新。我们这些中国学生学习都是很用功的，无论是理论课程还是实际操作，都学得很好。

王明从上海到莫斯科，开始把这批学无线电的人陆续派回国去。记得李敬永是一九三二年 回上海的，这时朱自纯已同他结婚，他们就一起回上海搞与国际联络的电台。

一九三二年冬，我完成在这里的学业正式毕业，盼望着能够立即返回祖国投入实际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