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夫人劉英回憶錄（4）:留學莫斯科，卷入支部局的鬥争

留學莫斯科

從一九二九年春到一九三二年冬，黨中央派我到莫斯科學習。我先在中國共産主義勞動大學讀了一年，這所學校解散以後，又到共産國際辦的國際無線電學校學習了兩年。将近四年的留學生活，比起大革命時期的血雨腥風，比起長征路上的艱難困苦，當然要平安、穩定得多，但也并不是一帆風順的……

進入“勞大”

我在上海住機關，正苦于無法活動，湖南已經回不去 了，在上海，又沒有職業掩護，開口講話就要被人懷疑，怎麼辦呢？這時,傳來了莫斯科“勞大”要招新生的消息。周恩來（中央組織部長）、恽代英（中央宣傳部長）決定派我去學習。

一九二九年春節剛過，我們就出發了。一行七人，先坐的是上海到大連的客輪，擠在統艙裡，一點不惹人注意。臨走時，恽代英親自找我談話。告訴我，“勞大”的前身是“中大”（莫斯科中山大學），是國共合作時一九二五年創辦的，一開辦就比較複雜，學生中既有共産黨員又有國民黨員。大革命失敗後，一九二八年改名“勞大”，但國民黨的勢力也還有存在，更主要的是受聯共黨内鬥争影響，學校裡沖突鬥争很複雜。恽代英叮囑我，到那裡不要去參加無原則的派别鬥争，認真學習，提高水準,将來回 國更好地從事革命工作。

我們到大連以後就坐火車，經哈爾濱、滿洲裡進入蘇 聯。到蘇聯，就有人接我們了。

我們是“勞大”的最後一批新生，共有二百人左右，分成四個班。我分在第四班。同班的有孔原、錢瑛、袁仲賢、 劉疇西、夏之栩、石景宜等。夏之栩是趙世炎的妻子，石景宜是陳喬年的妻子，本來都在上海住機關。她們的丈夫犧牲了，組織上把她們送到莫斯科學習。給我們每一個人起了一個俄文名字，我叫尤克娜。中國同學之間互相以俄文名字稱呼,在國内的情況等等都不交談。葉劍英也是一九 二九年去的。軍訓時他當了我們女生營的營長。當時也 不知道他的真名實姓，大家叫他“老楊”。

“勞大”座落在莫斯科市中心區沃爾洪卡街十六号。 門前是一片廣場，對面就是著名的莫斯科大教堂。學校的主樓是一座相當講究的三層建築。女生宿舍在離學校不遠的嘎嘎林斯街。原是一個很大的跳舞廳，室内富麗堂皇。牆壁上方是一圈有花樣圖案的浮雕，立柱上也雕刻着 花紋，屋頂穹宇繪滿了彩色的宗教故事。床鋪排得整整齊齊，一律“席夢思”床墊，潔白的床單，松軟的鴨絨枕頭。屋子裡壁爐燒得暖烘烘的。在國内我還沒有見過這麼好的住處呢。

到這裡，我第一個認識的是帥孟奇。她來“勞大”已 經一年了.，我們一談話就知道是湖南老鄉。當時她已經 三十二歲「比我大八歲，我們都叫她大姐。她看我衣服髒得很,就把她的襯衣給我換上。她還詳細介紹了學校情況，要我對國民黨特務和托派保持警惕。我同帥大姐的友誼就是從這時開始的。

等這一批新生到齊之後，學校就統一給我們置裝。從背心、褲子、襪子到西裝、大衣、裡裡外外全發新的。像我這樣身材矮小的，量了尺寸定做。厚呢子大衣穿在身上都覺得嫌重，但到戶外活動沒有它頂不住，零下二、三十度的嚴寒。除發皮鞋之外，毎人還發了一雙膠底的套鞋。那時莫斯科冬天遍地冰凍，要在皮鞋外面穿上這種套鞋，走路才不緻滑跌。

學校校長是米夫，堅定的斯大林派。具體工作由支部局管。博古、王稼祥、夏曦等中國同志參加支部局上司。教學工作抓得很緊，第一學期主要開設政治經濟學、社會發展史、黨的建設和俄文四門課程。主講的教員都是蘇聯 人，中國人擔任翻譯，稱助教。王稼祥同志就是教我們黨建課的助教。那時他和張聞天、沈澤民、郭紹棠都在紅色教授學院深造，中國學生稱他們為“四大教授”。張聞天也到“勞大”兼課，他是一九二八年進校的勞工班的指導員。 有時學校開大會他也擔任翻譯。

“勞大”的學習是很緊張的。課堂提問要記分,考試也很嚴格。到學期結束,全班學生的成績都張榜公布，壓力相當大。是以每天早晨六點多鐘起來就在學校跑步，學校要八點才開門，我們就在門外大草坪上讀俄文。晚上九點多鐘下自習才回宿舍。那麼高的要求,我這樣的知識分子都感到很吃力。

卷入鬥争

處在鬥争的漩渦中間要想避免卷入鬥争是很困難 的。我雖然牢記恽代英同志的囑咐，但置身“勞大”，就無法避免在一個又一個具體問題上表示态度，也就不由自主地參加争論。

我是個愛說愛笑、喜歡活動的人，有一定的文化，又經過白色恐怖的鍛煉，進校以後黨、團員登記時，我就擔任了班上團的組長，還當了全校的牆報委員。“勞大”的牆報總的說來是支部局的輿論陣地，但不贊成支部局的觀點也要力求反映，是以這裡也是鬥争的焦點之一。

我們進校之後争論的問題主要是教學計劃問題。現在看來是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但當時卻似乎嚴重得很。大革命失敗以後因為在國内無法立足而被送來學習的這一 批幹部（其中不少是文化低的工農同志），大部分都不贊成支部局規定的正規化的教學計劃。

認為學制四年，按部就班地讀那麼多課程，還要學俄文，實在沒有必要。國内革命與反革命的鬥争那麼激烈，希望經過短期訓練趕快回國，學習一、兩年已經相當長了。支部局則堅持為中國革命長遠打算，必須培養一批有理論根底的骨幹，是以一 定要進行正規教育訓練。而擁護支部局的和反對支部局的在教學問題上孰是執非的争論又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因為當時共産國際同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之間有沖突，聯共黨内斯大林同托洛茨基派的鬥争還在激烈進行，而支部局是得到共産國際和斯大林支援的，因而擁護支部局的中國同志對中共代表團也多有抵觸。

像我這樣的人，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的感情很深，心中燃燒着複仇的火焰，希望得到學習提高，早日回國投入鬥争，很自然地并不贊成支部局的教學計劃，對擁護支部局的同志那種反對中共代表團的态度也不滿意。 而像我這樣的人，在“勞大”學生中占的比重很大。這樣，在平時，争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尤其是在牆報委員會裡，後來幾乎天天都要争執。那時牆報幾乎每天一期，而牆報委員會主席陳昌浩就是堅定地擁護支部局的一個。

一九二九年暑假，“勞大”的學生都到黑海海濱度假。 療養所就成了兩種不同觀點的同志互相争論的場所。暑期結束，回校後召開學校工作總結會議，激烈的争論在這次會上得到了總爆發。

會議開了十天十晚，稱為“十天會議”。我都參加了。兩下發言的主要是老生。一九二八年、 二九年去的新生，大多像我一樣聽他們辯論。會場上很混亂，贊同時鼓掌、歡呼，反對時起哄，因為兩派觀點尖銳對立，是以鼓掌歡呼的聲浪和噓聲、起哄聲常常混成一片。 激烈的時候甚至揮舞拳頭，互相威脅。争論的問題主要是教學計劃的問題、大革命失敗的是非問題、中國革命的理 論與政策問題。

“十天會議”結束時進行表決，形式上支部局一邊取得了多數，實際上許多人棄權，而棄權的人其實都不是贊成支部局的，隻不過有顧慮而沒有明确表态而已。

“十天大會”進行的時候，聯共黨内已經在進行“清黨”了。“十天大會”的混亂局面，使得學校上司以至聯共、 共産國際都認為“勞大”學生黨員隊伍嚴重不純,決定進行“清黨”。不久就在聯共監察委員會直接上司下成立了清黨委員會。

“清黨”的主要目标當然是清除托派，但實際上是嚴重擴大化的。在“勞大"最根本的一條是看對支部局的态度是擁護還是反對。雖說清黨同時也要查階級、查曆史， 看對中國革命問題的認識，但這些都不起決定作用。

簡而言之，你是擁護支部局的，就是政治立場堅定正确，就是動力，即使其他方面有些問題也不要緊；你是反對支部局 的，就是政治立場動搖以至錯誤，就是對象，即使出身好、 有革命資曆，也得檢讨受處分。我沒有堅決擁護支部局， 在若幹問題上還表示不以為然以至反對，也就成了對象。

各個班都成立了清黨委員會，主持者都是聯共派來的老布爾什維克。清黨開始進行學習之後，就是各人寫材料。要求把自己的家庭出身、經曆、來“勞大”後的表現、在各種問題争論中的觀點都寫下來。每個班都有翻譯，派到我們班負責翻譯的是張琴秋。她把各人交的材料都摘要譯成俄文給蘇聯的清黨委員們閱讀、研究。

極其嚴格的清黨大會一個班一個班接連着進行。這個班開會時其他班的學生都可以參加。各人自己先作自我介紹後檢讨，然後就是群衆性的揭發和提問。問題答得不好，或者挑出許多毛病，前途就很堪擔憂了。記得翻譯班有位老生，正在熱戀中，因到列甯格勒去會對象， 趕回來匆匆忙忙參加清黨會議，對富農問題、革命動力與對象問題等中國革命的理論和政策問題都沒有答好。這位同學家庭成分高，平時鬥争中态度不明朗，就說她是 “調和派”，對清黨不重視，後來竟被開除了黨籍。

清黨大會延續了好長時間，批判非常尖銳。一個一個過了一遍以後，就宣布休會。休會期間，清黨委員們研究每個人寫的材料和大會的揭發、批判情況，作結論，确定給予什麼處分。最後是以班為機關分别召開大會宣布結論。

主持我們班清黨的是一位五十來歲的老布爾什維 克。開會之前，我問那位主持清黨的俄羅斯老頭，給我什麼處分。他笑着說“開除黨籍”，我說“不會”。我知道自己問題不大，又沒有參加什麼組織和集團，負責清黨的老頭顯然是開玩笑說的。正式開會了，清黨委員們面對大家坐成一排，十分嚴肅。由重到輕,逐個宣布處分決定。我在最後，給的處分是“勸告”。

當場有同學提出對尤克娜的處分輕了，另外一個同學達拉索娃（即錢瑛）跟她差不多，給的處分是“警告”。那位老布爾什維克解釋說，他們的情況 不同，尤克娜是在國内白色恐怖下經過考驗的，她一貫對黨、對革命是忠誠的，這次是在具體問題上犯了個别的錯 誤，處分應該輕些。我當時聽了，真感激他能這樣深地了解同志，這樣寬厚地對待同志。

國際無線電學校

“清黨”結束，老生中受開除處分的不少，都被送回國 去了，“勞大”也就在一九三0年四月間解散了。我受的處分很輕，決定和一部分新生一起留在列甯學院繼續學習。 但是，從我内心說來，已經不想再在莫斯科讀書了。我把想回國的願望向“勞大”最後一任校長克莉賽諾娃傾吐， 她很同情，表示可以考慮我的請求。

就在這時，中共駐國際代表團應國内提出的要求，要在中國學生中抽調一批人，培養訓練為搞無線電的專門人才。此事由駐國際的中共代表團周恩來同“勞大”女校長商議，得到女校長同意。周恩來提出了一個名單，記得共有十一人，有朱自純、李敬永、夏曦的夫妻譚國輔，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本來一心想回國，不大願意學無線電。校長傳達中共代表團的意見，要求我們在這裡學會一樣本領，回國後容易找到職業，便于掩護革命工作。我在上海時已經嘗到過沒有職業掩護的苦處。那時中山大學畢業的學生也都要到工廠去實習，學一樣本領。這樣，我就打消了回國的打算，于一九三0年底進入共産國際辦的國際無線電學校學習了。

這所學校确是國際性的，學員除中國人外，還有美、 英、德、保、羅各國人。學校設在莫斯科郊區，極端秘密。平時都不進城。因為城裡有國民黨政府駐蘇使館，怕進城被國民黨特務發現。休假進城，就住在學校的一所小招待所裡面，也不讓到靠近使館的街道去。

學習的内容很專，有無線電原理，有無線電制作，還學收發報技術。記得理論課是一個蘇聯的猶太人教的，由李敬永翻譯。李敬永在交通大學電機系讀過兩年，一九 二六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學，他英文、俄文都好，莫斯科出版了他翻譯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文本，課程經他，一講，很清楚，容易懂。

我們這十人是進這所學校的第二批中國學生，第 一批有徐以新。我們這些中國學生學習都是很用功的，無論是理論課程還是實際操作，都學得很好。

王明從上海到莫斯科，開始把這批學無線電的人陸續派回國去。記得李敬永是一九三二年 回上海的，這時朱自純已同他結婚，他們就一起回上海搞與國際聯絡的電台。

一九三二年冬，我完成在這裡的學業正式畢業，盼望着能夠立即傳回祖國投入實際鬥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