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翰在其《松窗梦语》中记载了明代航行于中日朝之间船只的海上环境之恶劣。而德川政权建立之后，幕府为限制诸藩势力，严令禁止制造载重在500石以上船只，这使得弁才船成了海外航行的主要工具。
但是，弁才船本身在结构上却有着诸多的缺点，不利的海上环境因素，加上日本锁国体制下船只的本身缺陷，使得日本船只航行于海上时，极易遭难，漂着于邻国中国与高丽。
“由于实行锁国令，像朱印船那样的航海型船只被禁止使用，所以，不得不利用近海驳船来进行数百里甚至数千里的海运……可以说，正是因为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了频繁的海难……”。
一、日船漂流“鞑靼”事件的发生
1644年4月1日，日本越前国三国浦新保村的竹内藤右门卫等58名商人乘坐三艘船，前往松前经商。因为“三国浦”古时是日本与渤海国政治经济交往的重要地点之一，故而它被较早记载于《续日本书纪》之中。
关于三国浦在日本商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古时的三国浦在日本北方的商业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一个繁华的商业港口。而在海外经商的过程中，由于海道险远，风险难以估计，所以经常会出现商人遭遇海难的事件。
而此次出海的越前国商人便遭遇了海难。他们首先被风吹到日本北海海岸一个无人居住的地方，当他们修补好船只，准备回国时，再次遭遇风浪，被吹到清国统治下的也春屯（晖春海岸）。
而据《吉林外记·风俗》所载，也春屯民性情凶悍，当渔猎难以满足其需求时，便穿越边境到高丽索粮，纵使清朝法令也难以使其有所收敛。也春屯人不仅常常掠夺周边粮食，而且还伺机侵占周边土地，这使清朝官员亦开始对其进行防范和牵制。
而当这些载有商品货物的日本船只漂流到此地时，“性情凶悍”的也春屯人又将会如何对待他们呢？他们会因觊觎其船上的货物而心生歹念吗？
当这些漂流民刚漂着至也春屯时，也春屯60多只单人小船便向其驶去巡查。由于言语不通，他们派3名也春屯人上船与漂流民进行沟通，漂流民对其以酒饭进行款待。当也春屯人看到其船上的铁锅时，便想用3把人参与漂流民进行交换。
漂流民得知当地出产人参，便请求以船上的大米换取更多的人参。3名也春屯人商量后，同意交换，并与漂流民约定：第二天以鸟叫为号，共同上山挖参。翌日，3名也春屯人来到漂流民船上，漂流民又以酒食对其进行款待，并派44人随其上山。
藏在周围草丛中的也春屯人，寻找机会用弓箭对漂流民进行袭击。其中有13名漂流民因为隐藏于丛林中，虽没有被杀害但仍旧被俘，然后，也春屯人又返回船上，抢夺了船上货物。
留在船上的14名漂流民只有两人得以活命，一个是船主国田兵右卫门，一个是竹内藤藏的小仆人。此后，也春屯人将俘获的15名漂流民，分配各村，令其除草。
也春屯人得春来为讨好清朝官员，决定将俘获的15人以及倭刀等物品献于盛京。得知该消息后，清朝立即派出距也春屯五公里的差官，到当地询问。7月20日，差官将携15名漂流民与3名参与该事件的也春屯人，一同送往盛京。
3名也春屯人中，其中有一人是他们的长道，“长道”是统治也春地区的女真酋长，拥有当地的管理权和较高的威望。清朝派也春屯人的长道护送漂流民，其对该事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8月25日，漂流民到达盛京，而顺治皇帝在8月20日已迁都北京。故而此时负责审查漂流民的是盛京总管何洛会，此人为正黄旗内大臣。在当时留守盛京所有官员中，何洛会职位为最高。由何洛会对其进行审查，可见清朝对该事件的重视程度。
当长道将该事件经过陈述之后，何洛会即命人对3名也春屯人进行严厉的审讯，并听取了漂流民的申诉。最终判处3名也春屯人各笞刑50，对漂流民则加以善待，发给衣服和食物。这些漂流民在盛京停留20日后，于9月25日离开盛京，被送往北京。
二、清朝对日船漂流“鞑靼”事件的应对
处于东亚政治中心的古代中国，无论是基于以“仁”为中心的儒家思想，还是基于其“朝贡体系”的理念，很多时候是以一种“大国”的身份宽厚地处理漂流事件。
1、古代中国处理日本漂流事件之方式
唐朝时期，日本曾多次向中国派出遣唐使和朝贡使，唐朝亦以大国姿态给予其宽厚待遇。然而，往返于两国之间的使者，并非都能一帆风顺地到达目的地，在航行途中他们时常会遭遇海难。
对于这些漂流事件，中日史籍中皆有详细记载。“开元二十一（733）年八月，日本国朝贺使真人广成，与傔从五百九十，舟行遇风，漂至苏州”，唐朝对其进行了厚待，并于三年之后，将真人广成送回日本。
由此可见，唐朝对于朝贡途中遭遇风难而漂流的日本使者，采取的是积极救助与遣返的政策。不仅如此，漂流民亦能够常常得到来自唐天子亲自的慰问。作为唐朝朝贡国的日本，其漂流民除了能够被安全遣返之外，亦能够得到唐朝晋升官位的嘉奖。
例如，779年，唐使判官孙兴等，奉唐天子之命，对于漂流至唐朝的日本使者，进行了慰问和加授官阶。804年，四艘遣唐使船，从肥前松浦郡田浦出发到唐朝。其中两艘船行踪不明，一艘漂至福州，仅一艘顺利到达明州。漂至福州的船，为遣唐使藤原朝臣葛野麻吕和佛僧空海。
据《日本书纪》记载，日本派遣葛野麻吕和道益出使唐朝时，两人的官阶分别为从四位上和从五位上。而同年秋，漂流至唐朝的二人皆被提升官阶。
随后，另外两只行踪不明的船上的高阶真人远成也到达长安。关于高阶真人远成的位阶，据空海撰《御请来目录》第一卷记载的“谨附判官六位正上升太宰大监高阶真人远成”，可知，其出使时之官职为六位正上。
而当其遭遇海难，九死一生到来唐朝拜谒，奉献名产时，其诚心获得了唐天子的嘉奖。其位阶由六品正上升至五品正上，连升两级。
由此可见，唐朝对朝贡国日本的漂流民，是以宗主国之身份给予的善待。而且为嘉奖其忠心，唐朝甚至向其授予官职，当然，此时的日本亦以取得大唐嘉许为荣。
宋朝时，日本亦入贡方物，宋朝对于其漂流民的遣返方式，多为待其日本国船来时，吩咐地方官府将其遣返。
《宋史·日本传》中相关的记载有很多，因此，宋朝将此种给予衣食的遣返救助方式一直延续，定为救助漂流民的常例。
到了明朝，其关于漂流事件的处理规定，主要见于《大明会典·朝贡》，可见明朝也是将漂流事件作为朝贡体系的一部分来看待的。其具体的处理方式是：先由地方官对漂流民进行审查，之后送至京城复审，核实完其确切身份后方将其遣返。
除经由官府直接遣返此种方式之外，由商人所构成的商业贸易网也是明朝遣返漂流民的主要途径。其中，处于明朝朝贡体系之中的高丽，其漂流民受到的待遇较为宽厚。
但是，日本并不处于明朝的朝贡体系之中，故而其漂流民并不能享有高丽一样的优厚待遇。相反，当日本漂流民漂着至明朝时，明朝多会对其进行严厉处罚，甚至判处死刑。究其原因，自明朝建国之初，与日本之间的矛盾便已经存在。
明太祖时，曾派杨载出使日本，欲使其严禁倭人并且向明朝朝贡。1381年太祖复派使者至日本，以出兵来要挟日本向其朝贡。日本怀良亲王态度坚决地进行了反驳。这加深了太祖对日本的痛恶，但鉴于元朝两征日本失败的教训，其并未对日本发兵征讨。
到1386年（洪武十九年），太祖以胡惟庸“通倭谋不轨”一事为由，与日断交。此后，日本虽得以与明朝进行勘合贸易，但到16世纪，倭人再度兴起，肆意侵扰明朝海疆。为防治倭患，明朝在沿海军事重地筑城，部署军队，严查海上船只。
因此，漂流至明朝的日本船只，也多被怀疑为倭人而遭到严刑对待。对于其中与明朝有着朝贡关系的高丽漂流民，明朝乃将其“壹叁别等安置柔远驿以示存恤”。对于曾经杀戮过本国人的吕宋漂流民，明朝认为“西番虽非贡夷，亦非逆种”，故而宽厚地将其“发赴香山，听其去留”。
然而，对于其中“多妇稚”的日本漂流民，明朝却施与严刑。再如，1487年，高丽官员崔傅漂流到中国浙江台州，被当地官员误以为是倭人，受到了严厉的审讯。但是，当知晓他为高丽官员后，当地官员便对他以礼相待，并将其遣送回国。
1612年，同样是漂流到台州的包括12名妇女在内的日本人，却被明朝全部处死。可见，明朝对待高丽漂流民与日本漂流民的方式是迥然不同的。而漂流民能否受到漂着地较好的对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两国关系决定的。
2、清朝对日船漂流“鞑靼”事件的应对
清朝建国之前，对日本的威胁性便有所警觉。1592年（明神宗二十年）日朝壬辰战争发生，女真建州贡夷马三等便意识到日本对其自身的威胁。因此，为了防范日本来袭，女真主动上书明朝，请求出兵退倭。
1594年（神宗二十二年），咸镜北道兵马使郑见龙用日本降倭为先锋，突袭了女真的易水部。此次突袭是女真与倭人之间的首次直接性接触，使女真见识到了倭人的战斗力，认识到倭人性情的奸诈狠毒。
到日朝战争时期，女真通过高丽缴获的日本武器鸟铳，进一步了解到了日本的战争实力。有关日本的诸如此类具有威胁性的情况，使清朝从建国之前就对日本怀有一种防范的心理。
因此，面对日本，清朝既希望能将其纳入自身的朝贡体系之内，同时又对其持有怀疑的态度。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情结，清朝提出了一个理想方案——将高丽设定为导日朝贡（引导日本向清朝朝贡）的中介。
1637年，清朝征服高丽，清朝经由高丽导日朝贡的意愿，通过两国间的条约明确体现出来：“日本贸易，听尔如旧，但当导其使者赴朝，朕亦将遣使至彼也。”此后，清朝多次督促高丽尽快引导日本向其朝贡。
1637年9月6日，清命使者向高丽询问了导日来朝的进程；1638年5月18日，清又派英俄尔岱赴朝探听消息；而为了尽早实现导日朝贡的目的，1639年6月29日，清使向高丽提出与日本使者直接交涉的要求：“勒使得闻倭使出来云，使吾侪相见,以开交邻之道”。
而此时的日船漂流“鞑靼”事件，无疑是清朝实现其政治意图的一次良机。盛京官员在审查完漂流民之后，妥善而便捷的途径本应是将其由盛京直接经高丽遣送回国。但清朝为实现纳日本入贡的目的，不顾路途遥远，将其由盛京转送到了北京。
到北京之后，漂流民受到了较为优厚的待遇，每人每日能得到二、三升白米，猪肉一斤，衣物、被褥、鞋帽等一应俱全。此外，清朝还派遣3个仆人照顾其生活起居，稍有不适，清朝便派人对其进行诊治。
漂流民还受到了王公大臣的召见和宴请，更有甚者，顺治帝和摄政王多尔衮还亲自召见了他们。而在他们觐见多尔衮时，多尔衮则免去了他们跪拜等礼节上的要求，将他们叫到身边进行了安抚劝慰。
虽然漂流民享受着清朝无微不至的照顾，但是滞留北京半年之久的漂流民仍在探听其遣返的消息。1645年5月5日（顺治二年五月五日），归国心切的漂流民国田兵右卫门等向清朝提出了回国的请求。
然而，直至1645年11月11日，清朝借册封高丽世子李淏之机，将漂流民一同遣返。在此前，清朝有三次可以经由高丽将其遣返的机会：“顺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644年11月26日），遣高丽国入质世子李凒归国”，“顺治二年三月三日（1645年3月3日），遣高丽国王世子李淏归国”，“（1645年5月27日）遣工部尚书星讷等，祭往高丽故世子李凒”。
按照惯例，清朝不允许外国漂流民长期滞留，因此从时间上看，此三次遣返时机似乎都较“册封高丽世子李淏之机”更为适宜。尤其是在漂流民提出归国要求之后，即星讷“祭往高丽故世子李凒”之机，可以即日满足漂流民的要求。
但是，对遣返时机的选择，清朝表现出较为慎重的态度，对护送使者的选择也反复斟酌。首先，在使者的官阶上：1645年5月27日派遣的正使“工部尚书星讷”官职为从一品；而1645年11月11日派遣的正使“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祁充格”为正一品。
其次，清朝之所以选1645年11月11日为遣返的时机，还因为此次派遣的使者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副使顾尔玛浑，其原名为郑命寿，“（高丽）西关人，而被掳于清国，以通官用事”，该人为多尔衮的亲信——英俄尔岱——的心腹。
多尔衮
他曾多次奉命出使高丽，对高丽事务颇为熟悉。命他担任副使，能够向高丽更好地传达其导日来朝的意愿。因此，清朝对此次遣返经过了慎重的考虑：选最为合适之人，在最为合适之机，方将其遣返。
遣返时间确定之后，清朝进而又对高丽国王李倧提出了要求，督促高丽向日本传达其怀柔远人，导日来朝的意愿。
总之，日本虽不是清朝的朝贡国，但是其漂流民却享受到如同清朝朝贡国一般的待遇。并且，清朝在诏令中明确要求“（高丽李倧）移文宣示该国君民，共知朕意”。这就在形式上将处于清朝朝贡体系外缘的日本，也纳入到了其朝贡体系当中。
三、清朝厚待漂流民的原因
清朝之所以如此宽厚地对待日本漂流民，在具体遣返方式上如此之慎重，是基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考虑。
1、政治方面“怀柔”
新生朝代建立之初，为了证明其统治的合理性，往往需要借助文化的力量对其进行论证。而当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时，其变“夷”为“夏”的意愿则更为强烈。
在明朝时期，女真族被认为是“华夷杂糅之民，迫近胡俗，易动难安，非可以内地之治治也”，故而明朝“设三卫作藩东镇，以捍御北虏”，“而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者，正谓中国之驾驭夷狄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
正以为如此，被认为是“夷狄”的女真崛起之后，在军事上实现领土扩张的同时，也必须在政治统治上证明其正统性。皇太极自立为帝时，便以“天命论”为武器来论证其称帝的合理性。
此外，女真还掌握了变“夷”为“华”的基本途径：战争和朝贡。以武力征服高丽，便是其实现变“夷”为“华”的第一步尝试。在战争中，军事力量的强大，顺其自然地使女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而失去军事力量支撑的明朝便丧失了“正统”的资格，而作为其的朝贡国高丽此时亦理当转变观念，臣服于军事强大的清朝。实现武力征服之后，清朝进入了变“夷”为“华”的第二个关键步骤：册封和朝贡。
维持朝贡体系的主要思想是儒家传统文化。在这种文化之下，宗主国对待朝贡国的主要方式是“礼”。故而，实现了对高丽武力征服的清朝，便开始与其建立以“礼”为中心的朝贡体系。
而这种儒家中的“礼”进一步演变，便成为以“德行”为基础的“王化”思想。而且这种“王化”思想不仅适用于朝贡国，对于非朝贡国也同样适用，其实现方式便是“怀柔”。
在这次漂流事件的处理中，清朝便是从这种“华夷秩序”理念之下的“王化”思想出发，旨在以“德”柔远人。这种思想在平定了浙江、福建之后越加明显。
2、军事“威慑”
在日朝战争时期，女真已经认识到日本“鸟铳”的威力，而高丽用倭人进攻女真城池的情景，使清朝更为清楚地见识到了日本的战斗力。加之高丽此时亦别有用心地夸大日本的军事力量，对女真进行威慑，这就加深了女真对日本的防范意识。
而此时，高丽与日本之间关系的变化亦使女真倍感担忧。在这种情势之下，女真对外作战顾虑重重；1639年清使又风闻：“（日本）听命于中原，将欲出来”。甚至到清朝入主中原之后，仍旧对日本的威胁充满顾虑，乃命令高丽：“倭情可虑，需严饰边备，不忘战守之具”。
日船漂流“鞑靼”事件，正是发生在清朝攻破山海关，入主中原，军事上处于全盛之时。因此，清朝把此次漂流事件作为对日显示军事威力，威慑日本一个良机。
将漂流民由盛京转送至北京，并且将其长时间滞留，使漂流民充分认识到清朝的政治军事实力，给日本一种清朝日益强大的印象。
而事实证明，清朝的这一目的确实得以实现。在漂流民回国后向幕府呈递的报告书中，便描述了一个军事力量强大、政治清明、法律公平、以德服人的清王朝。
而这种威慑对日本做出放弃出兵的决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幕府“对他们（漂流民）带来的最新情报不能不以与考虑，‘崛起时期的清国人特别勇武、正直，政治严明’的报告无疑是对日本是否出兵的决定产生某些影响的。”
3、经济上的考量
明朝时期，中国即开始通过民间贸易输入日本的铜。清朝入关后，无论是在武器制造还是在货币的铸造上，都需要大量的铜矿，这就导致铜矿奇缺。
而“粮饷充足，铅铜广多，莫如日本”，而且日本“铜的价格低廉稳定……品质优良”。因此，清朝为解决铜危机，便试图与日本进行铜贸易。《高丽李朝实录》中便有关于清朝到日本贸铜而漂流到高丽的记载。
针对此次漂流事件，清朝之所以如此审慎地处理，除导日来朝的政治目的外，亦希望通过此次事件扩大对日本的铜贸易，以解决国内铜矿奇缺的问题。而此后清朝颁布的关于铜贸易的政令，亦验证了其鼓励与日进行铜贸易的政策。
尽管漂流民到来之时，清日两国没有直接的政治往来，但是两者之间的民间贸易和官方非正常的铜贸易还是存在的。因此，清朝初期，在“华夷秩序的中央、地方、土司和土官、朝贡、互市、外化结构之中，日本正是处于互市这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