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翰在其《松窗夢語》中記載了明代航行于中日朝之間船隻的海上環境之惡劣。而德川政權建立之後，幕府為限制諸藩勢力，嚴令禁止制造載重在500石以上船隻，這使得弁才船成了海外航行的主要工具。
但是，弁才船本身在結構上卻有着諸多的缺點，不利的海上環境因素，加上日本鎖國體制下船隻的本身缺陷，使得日本船隻航行于海上時，極易遭難，漂着于鄰國中國與高麗。
“由于實行鎖國令，像朱印船那樣的航海型船隻被禁止使用，是以，不得不利用近海駁船來進行數百裡甚至數千裡的海運……可以說，正是因為閉關鎖國政策導緻了頻繁的海難……”。
一、日船漂流“鞑靼”事件的發生
1644年4月1日，日本越前國三國浦新保村的竹内藤右門衛等58名商人乘坐三艘船，前往松前經商。因為“三國浦”古時是日本與渤海國政治經濟交往的重要地點之一，故而它被較早記載于《續日本書紀》之中。
關于三國浦在日本商業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古時的三國浦在日本北方的商業貿易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一個繁華的商業港口。而在海外經商的過程中，由于海道險遠，風險難以估計，是以經常會出現商人遭遇海難的事件。
而此次出海的越前國商人便遭遇了海難。他們首先被風吹到日本北海海岸一個無人居住的地方，當他們修補好船隻，準備回國時，再次遭遇風浪，被吹到清國統治下的也春屯（晖春海岸）。
而據《吉林外記·風俗》所載，也春屯民性情兇悍，當漁獵難以滿足其需求時，便穿越邊境到高麗索糧，縱使清朝法令也難以使其有所收斂。也春屯人不僅常常掠奪周邊糧食，而且還伺機侵占周邊土地，這使清朝官員亦開始對其進行防範和牽制。
而當這些載有商品貨物的日本船隻漂流到此地時，“性情兇悍”的也春屯人又将會如何對待他們呢？他們會因觊觎其船上的貨物而心生歹念嗎？
當這些漂流民剛漂着至也春屯時，也春屯60多隻單人小船便向其駛去巡查。由于言語不通，他們派3名也春屯人上船與漂流民進行溝通，漂流民對其以酒飯進行款待。當也春屯人看到其船上的鐵鍋時，便想用3把人參與漂流民進行交換。
漂流民得知當地出産人參，便請求以船上的大米換取更多的人參。3名也春屯人商量後，同意交換，并與漂流民約定：第二天以鳥叫為号，共同上山挖參。翌日，3名也春屯人來到漂流民船上，漂流民又以酒食對其進行款待，并派44人随其上山。
藏在周圍草叢中的也春屯人，尋找機會用弓箭對漂流民進行襲擊。其中有13名漂流民因為隐藏于叢林中，雖沒有被殺害但仍舊被俘，然後，也春屯人又傳回船上，搶奪了船上貨物。
留在船上的14名漂流民隻有兩人得以活命，一個是船主國田兵右衛門，一個是竹内藤藏的小仆人。此後，也春屯人将俘獲的15名漂流民，配置設定各村，令其除草。
也春屯人得春來為讨好清朝官員，決定将俘獲的15人以及倭刀等物品獻于盛京。得知該消息後，清朝立即派出距也春屯五公裡的差官，到當地詢問。7月20日，差官将攜15名漂流民與3名參與該事件的也春屯人，一同送往盛京。
3名也春屯人中，其中有一人是他們的長道，“長道”是統治也春地區的女真酋長，擁有當地的管理權和較高的威望。清朝派也春屯人的長道護送漂流民，其對該事件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8月25日，漂流民到達盛京，而順治皇帝在8月20日已遷都北京。故而此時負責審查漂流民的是盛京總管何洛會，此人為正黃旗内大臣。在當時留守盛京所有官員中，何洛會職位為最高。由何洛會對其進行審查，可見清朝對該事件的重視程度。
當長道将該事件經過陳述之後，何洛會即命人對3名也春屯人進行嚴厲的審訊，并聽取了漂流民的申訴。最終判處3名也春屯人各笞刑50，對漂流民則加以善待，發給衣服和食物。這些漂流民在盛京停留20日後，于9月25日離開盛京，被送往北京。
二、清朝對日船漂流“鞑靼”事件的應對
處于東亞政治中心的古代中國，無論是基于以“仁”為中心的儒家思想，還是基于其“朝貢體系”的理念，很多時候是以一種“大國”的身份寬厚地處理漂流事件。
1、古代中國處理日本漂流事件之方式
唐朝時期，日本曾多次向中國派出遣唐使和朝貢使，唐朝亦以大國姿态給予其寬厚待遇。然而，往返于兩國之間的使者，并非都能一帆風順地到達目的地，在航行途中他們時常會遭遇海難。
對于這些漂流事件，中日史籍中皆有詳細記載。“開元二十一（733）年八月，日本國朝賀使真人廣成，與傔從五百九十，舟行遇風，漂至蘇州”，唐朝對其進行了厚待，并于三年之後，将真人廣成送回日本。
由此可見，唐朝對于朝貢途中遭遇風難而漂流的日本使者，采取的是積極救助與遣返的政策。不僅如此，漂流民亦能夠常常得到來自唐天子親自的慰問。作為唐朝朝貢國的日本，其漂流民除了能夠被安全遣返之外，亦能夠得到唐朝晉升官位的嘉獎。
例如，779年，唐使判官孫興等，奉唐天子之命，對于漂流至唐朝的日本使者，進行了慰問和加授官階。804年，四艘遣唐使船，從肥前松浦郡田浦出發到唐朝。其中兩艘船行蹤不明，一艘漂至福州，僅一艘順利到達明州。漂至福州的船，為遣唐使藤原朝臣葛野麻呂和佛僧空海。
據《日本書紀》記載，日本派遣葛野麻呂和道益出使唐朝時，兩人的官階分别為從四位上和從五位上。而同年秋，漂流至唐朝的二人皆被提升官階。
随後，另外兩隻行蹤不明的船上的高階真人遠成也到達長安。關于高階真人遠成的位階，據空海撰《禦請來目錄》第一卷記載的“謹附判官六位正上升太宰大監高階真人遠成”，可知，其出使時之官職為六位正上。
而當其遭遇海難，九死一生到來唐朝拜谒，奉獻名産時，其誠心獲得了唐天子的嘉獎。其位階由六品正上升至五品正上，連升兩級。
由此可見，唐朝對朝貢國日本的漂流民，是以宗主國之身份給予的善待。而且為嘉獎其忠心，唐朝甚至向其授予官職，當然，此時的日本亦以取得大唐嘉許為榮。
宋朝時，日本亦入貢方物，宋朝對于其漂流民的遣返方式，多為待其日本國船來時，吩咐地方官府将其遣返。
《宋史·日本傳》中相關的記載有很多，是以，宋朝将此種給予衣食的遣返救助方式一直延續，定為救助漂流民的常例。
到了明朝，其關于漂流事件的處理規定，主要見于《大明會典·朝貢》，可見明朝也是将漂流事件作為朝貢體系的一部分來看待的。其具體的處理方式是：先由地方官對漂流民進行審查，之後送至京城複審，核實完其确切身份後方将其遣返。
除經由官府直接遣返此種方式之外，由商人所構成的商業貿易網也是明朝遣返漂流民的主要途徑。其中，處于明朝朝貢體系之中的高麗，其漂流民受到的待遇較為寬厚。
但是，日本并不處于明朝的朝貢體系之中，故而其漂流民并不能享有高麗一樣的優厚待遇。相反，當日本漂流民漂着至明朝時，明朝多會對其進行嚴厲處罰，甚至判處死刑。究其原因，自明朝建國之初，與日本之間的沖突便已經存在。
明太祖時，曾派楊載出使日本，欲使其嚴禁倭人并且向明朝朝貢。1381年太祖複派使者至日本，以出兵來要挾日本向其朝貢。日本懷良親王态度堅決地進行了反駁。這加深了太祖對日本的痛惡，但鑒于元朝兩征日本失敗的教訓，其并未對日本發兵征讨。
到1386年（洪武十九年），太祖以胡惟庸“通倭謀不軌”一事為由，與日斷交。此後，日本雖得以與明朝進行勘合貿易，但到16世紀，倭人再度興起，肆意侵擾明朝海疆。為防治倭患，明朝在沿海軍事重地築城，部署軍隊，嚴查海上船隻。
是以，漂流至明朝的日本船隻，也多被懷疑為倭人而遭到嚴刑對待。對于其中與明朝有着朝貢關系的高麗漂流民，明朝乃将其“壹叁别等安置柔遠驿以示存恤”。對于曾經殺戮過本國人的呂宋漂流民，明朝認為“西番雖非貢夷，亦非逆種”，故而寬厚地将其“發赴香山，聽其去留”。
然而，對于其中“多婦稚”的日本漂流民，明朝卻施與嚴刑。再如，1487年，高麗官員崔傅漂流到中國浙江台州，被當地官員誤以為是倭人，受到了嚴厲的審訊。但是，當知曉他為高麗官員後，當地官員便對他以禮相待，并将其遣送回國。
1612年，同樣是漂流到台州的包括12名婦女在内的日本人，卻被明朝全部處死。可見，明朝對待高麗漂流民與日本漂流民的方式是迥然不同的。而漂流民能否受到漂着地較好的對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兩國關系決定的。
2、清朝對日船漂流“鞑靼”事件的應對
清朝建國之前，對日本的威脅性便有所警覺。1592年（明神宗二十年）日朝壬辰戰争發生，女真建州貢夷馬三等便意識到日本對其自身的威脅。是以，為了防範日本來襲，女真主動上書明朝，請求出兵退倭。
1594年（神宗二十二年），鹹鏡北道兵馬使鄭見龍用日本降倭為先鋒，突襲了女真的易水部。此次突襲是女真與倭人之間的首次直接性接觸，使女真見識到了倭人的戰鬥力，認識到倭人性情的奸詐狠毒。
到日朝戰争時期，女真通過高麗繳獲的日本武器鳥铳，進一步了解到了日本的戰争實力。有關日本的諸如此類具有威脅性的情況，使清朝從建國之前就對日本懷有一種防範的心理。
是以，面對日本，清朝既希望能将其納入自身的朝貢體系之内，同時又對其持有懷疑的态度。為了解決這一沖突的情結，清朝提出了一個理想方案——将高麗設定為導日朝貢（引導日本向清朝朝貢）的中介。
1637年，清朝征服高麗，清朝經由高麗導日朝貢的意願，通過兩國間的條約明确展現出來：“日本貿易，聽爾如舊，但當導其使者赴朝，朕亦将遣使至彼也。”此後，清朝多次督促高麗盡快引導日本向其朝貢。
1637年9月6日，清命使者向高麗詢問了導日來朝的程序；1638年5月18日，清又派英俄爾岱赴朝探聽消息；而為了盡早實作導日朝貢的目的，1639年6月29日，清使向高麗提出與日本使者直接交涉的要求：“勒使得聞倭使出來雲，使吾侪相見,以開交鄰之道”。
而此時的日船漂流“鞑靼”事件，無疑是清朝實作其政治意圖的一次良機。盛京官員在審查完漂流民之後，妥善而便捷的途徑本應是将其由盛京直接經高麗遣送回國。但清朝為實作納日本入貢的目的，不顧路途遙遠，将其由盛京轉送到了北京。
到北京之後，漂流民受到了較為優厚的待遇，每人每日能得到二、三升白米，豬肉一斤，衣物、被褥、鞋帽等一應俱全。此外，清朝還派遣3個仆人照顧其生活起居，稍有不适，清朝便派人對其進行診治。
漂流民還受到了王公大臣的召見和宴請，更有甚者，順治帝和攝政王多爾衮還親自召見了他們。而在他們觐見多爾衮時，多爾衮則免去了他們跪拜等禮節上的要求，将他們叫到身邊進行了安撫勸慰。
雖然漂流民享受着清朝無微不至的照顧，但是滞留北京半年之久的漂流民仍在探聽其遣返的消息。1645年5月5日（順治二年五月五日），歸國心切的漂流民國田兵右衛門等向清朝提出了回國的請求。
然而，直至1645年11月11日，清朝借冊封高麗世子李淏之機，将漂流民一同遣返。在此前，清朝有三次可以經由高麗将其遣返的機會：“順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644年11月26日），遣高麗國入質世子李凒歸國”，“順治二年三月三日（1645年3月3日），遣高麗國王世子李淏歸國”，“（1645年5月27日）遣工部尚書星讷等，祭往高麗故世子李凒”。
按照慣例，清朝不允許外國漂流民長期滞留，是以從時間上看，此三次遣返時機似乎都較“冊封高麗世子李淏之機”更為适宜。尤其是在漂流民提出歸國要求之後，即星讷“祭往高麗故世子李凒”之機，可以即日滿足漂流民的要求。
但是，對遣返時機的選擇，清朝表現出較為慎重的态度，對護送使者的選擇也反複斟酌。首先，在使者的官階上：1645年5月27日派遣的正使“工部尚書星讷”官職為從一品；而1645年11月11日派遣的正使“内翰林弘文院大學士祁充格”為正一品。
其次，清朝之是以選1645年11月11日為遣返的時機，還因為此次派遣的使者中的一個重要人物——副使顧爾瑪渾，其原名為鄭命壽，“（高麗）西關人，而被擄于清國，以通官用事”，該人為多爾衮的親信——英俄爾岱——的心腹。
多爾衮
他曾多次奉命出使高麗，對高麗事務頗為熟悉。命他擔任副使，能夠向高麗更好地傳達其導日來朝的意願。是以，清朝對此次遣返經過了慎重的考慮：選最為合适之人，在最為合适之機，方将其遣返。
遣返時間确定之後，清朝進而又對高麗國王李倧提出了要求，督促高麗向日本傳達其懷柔遠人，導日來朝的意願。
總之，日本雖不是清朝的朝貢國，但是其漂流民卻享受到如同清朝朝貢國一般的待遇。并且，清朝在诏令中明确要求“（高麗李倧）移文宣示該國君民，共知朕意”。這就在形式上将處于清朝朝貢體系外緣的日本，也納入到了其朝貢體系當中。
三、清朝厚待漂流民的原因
清朝之是以如此寬厚地對待日本漂流民，在具體遣返方式上如此之慎重，是基于政治、經濟、軍事等多方面的考慮。
1、政治方面“懷柔”
新生朝代建立之初，為了證明其統治的合理性，往往需要借助文化的力量對其進行論證。而當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之時，其變“夷”為“夏”的意願則更為強烈。
在明朝時期，女真族被認為是“華夷雜糅之民，迫近胡俗，易動難安，非可以内地之治治也”，故而明朝“設三衛作藩東鎮，以捍禦北虜”，“而使其各自雄長，不相歸一者，正謂中國之駕馭夷狄必離其黨而分之，護其群而存之”。
正以為如此，被認為是“夷狄”的女真崛起之後，在軍事上實作領土擴張的同時，也必須在政治統治上證明其正統性。皇太極自立為帝時，便以“天命論”為武器來論證其稱帝的合理性。
此外，女真還掌握了變“夷”為“華”的基本途徑：戰争和朝貢。以武力征服高麗，便是其實作變“夷”為“華”的第一步嘗試。在戰争中，軍事力量的強大，順其自然地使女真占據了絕對的優勢。
而失去軍事力量支撐的明朝便喪失了“正統”的資格，而作為其的朝貢國高麗此時亦理當轉變觀念，臣服于軍事強大的清朝。實作武力征服之後，清朝進入了變“夷”為“華”的第二個關鍵步驟：冊封和朝貢。
維持朝貢體系的主要思想是儒家傳統文化。在這種文化之下，宗主國對待朝貢國的主要方式是“禮”。故而，實作了對高麗武力征服的清朝，便開始與其建立以“禮”為中心的朝貢體系。
而這種儒家中的“禮”進一步演變，便成為以“德行”為基礎的“王化”思想。而且這種“王化”思想不僅适用于朝貢國，對于非朝貢國也同樣适用，其實作方式便是“懷柔”。
在這次漂流事件的進行中，清朝便是從這種“華夷秩序”理念之下的“王化”思想出發，旨在以“德”柔遠人。這種思想在平定了浙江、福建之後越加明顯。
2、軍事“威懾”
在日朝戰争時期，女真已經認識到日本“鳥铳”的威力，而高麗用倭人進攻女真城池的情景，使清朝更為清楚地見識到了日本的戰鬥力。加之高麗此時亦别有用心地誇大日本的軍事力量，對女真進行威懾，這就加深了女真對日本的防範意識。
而此時，高麗與日本之間關系的變化亦使女真倍感擔憂。在這種情勢之下，女真對外作戰顧慮重重；1639年清使又風聞：“（日本）聽命于中原，将欲出來”。甚至到清朝入主中原之後，仍舊對日本的威脅充滿顧慮，乃指令高麗：“倭情可慮，需嚴飾邊備，不忘戰守之具”。
日船漂流“鞑靼”事件，正是發生在清朝攻破山海關，入主中原，軍事上處于全盛之時。是以，清朝把此次漂流事件作為對日顯示軍事威力，威懾日本一個良機。
将漂流民由盛京轉送至北京，并且将其長時間滞留，使漂流民充分認識到清朝的政治軍事實力，給日本一種清朝日益強大的印象。
而事實證明，清朝的這一目的确實得以實作。在漂流民回國後向幕府呈遞的報告書中，便描述了一個軍事力量強大、政治清明、法律公平、以德服人的清王朝。
而這種威懾對日本做出放棄出兵的決定産生了重要的影響，幕府“對他們（漂流民）帶來的最新情報不能不以與考慮，‘崛起時期的清國人特别勇武、正直，政治嚴明’的報告無疑是對日本是否出兵的決定産生某些影響的。”
3、經濟上的考量
明朝時期，中國即開始通過民間貿易輸入日本的銅。清朝入關後，無論是在武器制造還是在貨币的鑄造上，都需要大量的銅礦，這就導緻銅礦奇缺。
而“糧饷充足，鉛銅廣多，莫如日本”，而且日本“銅的價格低廉穩定……品質優良”。是以，清朝為解決銅危機，便試圖與日本進行銅貿易。《高麗李朝實錄》中便有關于清朝到日本貿銅而漂流到高麗的記載。
針對此次漂流事件，清朝之是以如此審慎地處理，除導日來朝的政治目的外，亦希望通過此次事件擴大對日本的銅貿易，以解決國内銅礦奇缺的問題。而此後清朝頒布的關于銅貿易的政令，亦驗證了其鼓勵與日進行銅貿易的政策。
盡管漂流民到來之時，清日兩國沒有直接的政治往來，但是兩者之間的民間貿易和官方非正常的銅貿易還是存在的。是以，清朝初期，在“華夷秩序的中央、地方、土司和土官、朝貢、互市、外化結構之中，日本正是處于互市這一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