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为何难忘张国荣

“20年，可以发生很多事、遇过很多人。他们可能会留下一些痕迹，渐渐又会离开我们的生活。香港的节奏总是很急促，要留在一个地方、记住一个人，好像很奢侈。偏偏就有一个人，令香港人打破善忘的习惯。20年了，我们还很想念你，我们的哥哥，张国荣。”

这是TVB在张国荣逝世20周年纪念节目中的一段话，也说出了很多人内心的疑问——20年很长，长到足够忘记一个人，却为何，没有长到可以忘记张国荣？

他像是一个超越时空与生死的意外

这个问题，每隔几年都会被问一次。5周年纪念有人问，10周年纪念有人问，20周年仍不停追问——人们仿佛默认：流行文化是速朽的，偶像是有时代局限的，媒体是健忘的，粉丝是喜新厌旧的——或许，通常情况下的确如此，但，总有意外。

张国荣就像是那个超越了时空与生死的意外。5周年，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座无虚席；10周年，纪念演唱会万人空巷；到如今20周年，文华东方酒店门口送花致敬的队伍依然排出几百米开外……多年来，全球电影节官方纪念活动一场接一场，民间自发的展览、讲座也从未停歇，来自世界各地的荣迷并不解释原因，但回答自在风中。

早在十多年前的2007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洛枫就曾做过一个横跨十数个地区的问卷调查，以中、英、日、韩四国语言在网上发放，收到的1393份回执中，有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在他死后开始喜欢他的人有42%，与生前的58%非常接近。这种奇特的“后荣迷”现象，是香港流行文化史上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洛枫因此落笔：“一个死者，生生不息地滋养大众的文化记忆。”

时隔十多年再看，我惊讶地发现，这个数字比例已经倒挂——在各种纪念活动现场，有白发苍苍的老者，有张国荣同时代的都会男女，但占比超过半数的，却是看起来并不会超过30岁的年轻人，一聊起来，发现1999年出生抑或00后都不罕见。也就是说，张国荣逝世时，他们都还是小学生，甚至刚出生！既然没有结伴同行的岁月，又是哪里来的迷恋？

答案居然是平淡到毫无戏剧性的——听过他的哪一首歌，看过他的哪一部戏，《风继续吹》也好，《霸王别姬》也罢，又或者父母是他的粉丝——总之，“入坑”就是那么容易，经典作品或者代际遗传，有灯就有人。年轻的当事人甚至自己也不觉得喜欢上一个上世纪80年代就火遍全球的偶像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谈论他的口吻就好像在说一个上周才打榜出道的新秀。

喜欢张国荣并不是因为怀旧——这比张国荣让人牵记20年更值得惊讶。但转念一想，又觉得相当合乎情理。电影《色情男女》中有一句台词：你走得比别人快几步就好，别快得太多，没好处。张国荣在世时，被《时代》周刊称为“是亚洲娱乐业中那个最聪明却最受争议的头条人物”——在20年前，他生活的世代，他总是那个“惊世骇俗”的人，走得太快也太前，徒然映照出社会的保守与落后。而今20载过去，人们才终于跟上他的脚步，get到了精神的同频共振。

上图：继续宠爱·张国荣纪念展上展示的“热情”演唱会服装。

这样“时空错位”的共鸣并不少见，有些人，有些作品，注定会对异世代的受众产生更大更深的影响。今年香港国际电影节上展映的《烈火青春》就是一例——谭家明导演于1982年的电影，上映当年就因为意识大胆被观众投诉删剪，票房也不见得出色，直到40年后的今天，重映导演剪辑版，才将当年不得已删除的镜头一一恢复，终至一票难求。

又比如谭家明的徒弟王家卫导演的《阿飞正传》，当年也是亏到血本无归，投资人进医院打点滴，观众在电影院里站起来喊：“谁是王家卫？！”当时谁又能想到上映20年后它会成为香港电影评论学会“香港十大电影评选”的首位。

在张国荣身上也时常凝聚着这样的“错位”。最有名的莫过于2000年的“热情”演唱会，请到法国著名设计师让·保罗·高缇耶打造“从天使到魔鬼”的理念，被《时代》周刊誉为“热情与时尚的高峰”，被《朝日新闻》称为“天才横溢的表演者”。但在本土媒体口中，却被嘲为“长发扮贞子”，高缇耶震怒之下表示永不再为其他香港歌手设计服装——当张国荣说出那句“我觉得艺人做到最高境界是可以男女两个性别同在一个人身上的，艺术本身是没有性别的”时，他可能没有想到，香港媒体要在20年后才能逐渐消化这句话、转头对“热情”演唱会称颂有加吧。

回头再看，走得快的人都是相似的，甚至是并步齐驱的。

上图：继续宠爱·张国荣纪念展。

当40年前《烈火青春》被投诉删剪的时候，张国荣曾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电检处一定要剪去我的裸体镜头，我也不是故意的暴露，我的身材也不见得太好，但是剧情的需要我是会脱的。”考虑到这一年距离他被人骗去拍三级片《红楼春上春》并不太远，这番话就更显得动人。

当30年前《阿飞正传》既不叫好也不叫座、王家卫要靠陈勋奇收留才有戏可写的时候，张国荣却相当自信地说，《阿飞正传》是他从影以来最佳的作品，王家卫是现今最有前途的导演。

当年是他们走得太快，需要停一停，等一等，好让我们隔着世代，感应最初的悸动。

我们的屏幕，不够他大

“死而不亡者寿。”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生命有限，而作品永生。

最近，韩国资深记者朱晟彻的《永远的哥哥张国荣》引进出版，朱在书中感叹：“他总是和顶级的导演合作，虽然很难想象周润发出演王家卫的电影、周星驰出演吴宇森的电影、刘德华出演关锦鹏的电影，或是成龙出演陈可辛的电影，但张国荣却与这些导演都合作过，而这些导演的电影作品中，堪称代表作的作品也都有张国荣的名字。”台湾作家符立中也曾发出相似的感慨：“张国荣以一个男性身份化身为这么多部作品的缪斯，在整个华语电影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上图：张国荣2002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

香港是类型电影的天堂，但屹立于金字塔尖的张国荣，却从来不是一个类型化的演员。与功夫制霸、喜剧制霸的著名演员相比，张国荣从不制霸任何一种电影类型，却表现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多面特质。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他在不同导演眼中似乎有不同的“刻板印象”：吴宇森总给他忠义弟弟的角色，徐克眼中的他是敦厚老实的书生或神父，关锦鹏看中他的高贵儒雅，陈嘉上喜欢他的潇洒不羁，陈可辛觉得他很文艺，陈凯歌觉得他很悲情，而王家卫总当他是那只无脚流浪的鸟。

一个更有趣的现象是，他演活上述任何一种角色，都会被打上“本色出演”的标签：宁采臣、十二少、顾家明、程蝶衣、阿飞、西毒、何宝荣……这些被认为“非张国荣无法想象”的角色，到头来都被称为“度身订造”，委屈到他也曾想不通：“我十分不明白为什么每当一个演员把角色演得好，别人总是说某角色是为某演员度身订造的，他们又何曾想过，其实是这个演员演得好呢，我想除非是演回自己，没有一部戏或一个角色是真真正正为某演员度身订造的。”

或许，“度身订造”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一个演员的高度赞美吧。在这方面，我非常认同香港文化评论家林沛理的说法。“对大部分演员来说，演戏是一个戴上面具的过程，但对张国荣而言，演戏是一个除掉面具的过程。这种演戏方式说穿了其实建基于一种生活态度，一种诚实、忠于自我的生活态度。”他说，“我认为香港影坛上张国荣是极罕有的‘演员作者’，他在银幕上最动人遐思、耐人咀嚼的演出，或纤柔，或华美，或锥心刺骨，或惊悸哀恸，都有一种真的假不了、来自生活，与扎根于痛苦体验的真情，一种感情的浓度，一个活生生的‘我’在。张国荣没接受过正统的戏剧训练，他作为演员所依赖的最大资源是他的生活体验，他受过的伤害，他的恐惧，他的爱与恨，他的血、泪和苦，以及敢于提取这资源的勇气和决心。这种演绎方法得之于真，这类演员可以成就最动人的演出，但也要冒最大的险……必须入世尽俗，俯仰天地，投入生活，面对自我，对一切都坦坦荡荡，对他们来说，唯一的防御就是不设防。”

早在80年代，张国荣就说过：“我不想做明星，因为我已经是。我希望做一个真真正正的演员。”在剥离自己偶像歌手的身份方面，他一直都很有自觉意识。从80年代末开始，他就婉拒那些主打颜值的“情圣”角色，如同关锦鹏所言：美貌于张国荣是一种阻碍。为了打破这层阻碍，他接演《家有喜事》里的娘娘腔二哥、《霸王别姬》里反串旦角的程蝶衣、《夜半歌声》里毁容的宋丹萍、《红色恋人》里说英文的地下党——叶大鹰拍《红色恋人》时，想找一个不同于游击队队长的地下党形象，要有深厚修养，要有精神生活，他起初不相信香港演员可以，但见到做足功课的张国荣之后却立马拍板：“这哥们儿行，绝对行。”

他的演出总是基于对角色的体认。当大部分人都觉得程蝶衣是个悲剧角色的时候，张国荣却不这么认为。2002年，他应小思（卢玮銮）邀请，到香港中文大学演讲“如何演绎李碧华小说中的人物”时提到，电影《霸王别姬》出于一些顾虑，不无恐同色彩。而他作为一个演员，“只有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演好程蝶衣的角色，把他对同性那份义无反顾的坚持，借着适当的眼神和动作传递给观众”，从而平衡导演的避忌。在他看来，“程蝶衣一点也不悲，因为他可以自主地去面对眼前的一切，比如在舞台上的醉生梦死，比如他对师兄的感情，他都是义无反顾去做的”。

30年前《霸王别姬》在戛纳首映后，3000多位观众起立鼓掌长达10分钟，此时张国荣只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我以后会逐渐减产，不再拍烂片。”——这当然又是与香港电影工业格格不入的想法。众所周知，港片素来是金石与泥沙俱下，同时开拍几组戏，同时轧几个甚至十几个剧组的演员才是常态。但张国荣90年代后几乎从未同时拍两部戏。后来，他成为第一位给世界三大电影节担任评委的华人男演员。

上图：电影《霸王别姬》剧照。

他开始更多地参与幕后制作，编剧、监制、副导演、执行导演……不止一次表示出对于当导演的浓厚兴趣，还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制作公司Dream League（梦幻联队）。从种种迹象来看，他是能够成为一个好导演的，与他合作过的导演都说，他极有主见，提的意见也不是只针对自己的角色，而是有益整部影片；说他会记住对手演员的走位、台词，帮助演员入戏；说他很有节奏感，有很多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这一切看起来都像是好导演的特质。

然而从当时的大环境来看，他的导演梦又似乎注定是会破碎的。本世纪初的香港，盗版横行，烂片当道，投资者给张国荣的感觉是“无非是在谈一盘生意”，但他要拍的，却是一部好电影。这种环境与理想的错位早在他当演员时已初露端倪——生前最后的两部戏《枪王》《异度空间》，满足了他想演变态杀手和精神病人的夙愿，但他想表达的“亦正亦邪”，最后总是输给商业类型片追求的“大团圆结局”。他曾说，港片最大的打击不只是盗版，“最致命的原因是电影人一直也没有求进步，每日也在乱拍，赚快钱，而内地的电影人一直在进步，终有一天会赶超香港”。

2003年6月，《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签署，从此开启了香港导演北上合拍的风潮。可惜，张国荣并没有等到这一天。

最早北上的导演陈可辛说：“我觉得他是个大屏幕演员，我们的屏幕不够他大，中国内地开放市场很大，可能那个时候才是他最适合生存的空间，我真的觉得香港的电影圈，其实包括他做人的方式，包括他的完美主义，包括他的性格，包括他的性取向，任何东西我觉得我们都不够大，我觉得我的胸怀也不够大，其实在所有的范围里面，他比我们大。”

上图：“哥哥巴士”穿梭于香港大小街道。

上图：4·1演唱会门票2小时售罄，观众陆续进场中。摄影/阙政

情义中人，成就黄金岁月

“怎么会这样呢？不应该是这样的。当跳楼自杀的消息传来并确认，忽然间，像惯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了套，像一同出发的旅者忽然少了一人，下车了，或迷途了，召唤不回来，像一位极熟悉的朋友完全失去联络，留下悬疑，留下担心，生者唯一能做的事是尽快接受事实，然后慢慢去习惯事实，承认它，却又惦挂他。”香港作家马家辉写道，“时代越是仓皇，难免越想在已被定义的昔日时光里找寻慰藉。那些年，仿佛所有理想即使尚未达成但亦必在前头等待，等我们去追，等我们去盼，等我们朝着目标或快或慢地前行摸索。我们的风继续吹，我们的不羁的风，俊男美女和金玉满堂，像闪闪发光的珠宝在香港的夜空上搁着、晃着，伸手碰不到，但至少能够看见，看见已是满足。”

如果说00后对张国荣的迷恋是时代的脉搏终于又搭上，那么与张国荣一路同行而来的人们，那种绵延不绝的缅怀，就更像是一种对黄金时代的追忆，以及自我疗愈。今年，香港举办首届流行文化节，香港文化博物馆的“继续宠爱·张国荣纪念展”成为打头阵的节目。

或许是日后名声甚隆，许多人忘记了，《时代》周刊笔下无所不能的“One-take Leslie”（拍电影一次过的张国荣），曾经是“张国荣也要挨8年”的“默默向上游”。他的潇洒不羁也许很难令人联想《狮子山下》，但张国荣身上的确是很有几分“狮子山下”精神的。

从丽的到无线，从香港到国际，张国荣的奋斗史，也见证了香港七八十年代的电视风云，见证了港片卖埠东南亚，到内港合作，见证了香港电影工业从新浪潮到百花齐放，从激流勇进到逐渐衰退。80年代初电视单元剧流行一时，他是单元剧里的小角色；电视综艺方兴未艾时，他也曾是喜剧综艺里的小角色——我最欣赏他有志气，尽管是富二代出身，在英国读书时的监护人就是邵氏功夫巨星傅声的姐姐，两家素有交好，要在演艺圈出道不过是一句话的事，但他既不托大也不求人，问佣人借廿块钱搭天星小轮过海去参加歌唱比赛，亚军出道，一步步从“工厂打螺丝”开始做起，胜不骄，败不颓。

上图：Timeless Leslie Encounter 《与永恒传奇的相遇》展览现场，与张国荣有过合作的著名设计师陈幼坚、演员文雪儿等到场。摄影/阙政

人人向往黄金时代，但少有人见到黄金时代背后不绝的努力与付出。张国荣逝世的这20年间，不断有合作伙伴站出来缅怀旧事，我们这才知道，原来他和黎小田录唱片时，发现一个地方出问题就会整首歌重新唱过而不是补录一句，因为“补唱再接的地方是会从呼吸声听得出来的”。原来他拍《异度空间》前为了做资料收集，是去看过两次心理医生的，到现场一眼就能看出道具准备的药瓶不适合剧中人物。原来他拍《星月童话》是连影子都要自己亲自上阵演出的，导演李仁港说：“一般的演员在只拍摄身体的某个部位的时候都会让替身去演，但张国荣连影子都自己亲自上阵演出，其他演员与张国荣影子的戏拍了好几次，张国荣也不会不耐烦。”

再联想我们这时代流量明星惯用的“抠头”绿幕戏法，终于也就明白，缅怀张国荣这样的巨星时，我们是在缅怀什么。

1997年底，亚洲金融风暴，港片从1993年顶峰时期的年产234部，骤减到1998年的92部。为了自救，岑建勋提出了“创意联盟”的想法——主要演员降低酬金，让电影人可以更低的投资开工搵食。想法虽好，许多演员在听到“降低片酬”时却都面露难色。最终张国荣接受邀请，以1元薪酬接拍了《流星语》。导演张之亮说：“真的令我很为之震惊。我知道他当时拿取的片酬是这行业里的前三名，他能够这样做，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热爱电影，热爱艺术生命，热爱香港的演员。”他原以为张国荣开了这个头，后续会更容易。但最终这个“创意联盟”仅只制作了这一部电影。将近10年后，《流星语》终于在不断的重映中达到了收支平衡，他高兴地将分红给到张国荣家人。

若非情义中人，又何来黄金岁月。

这个世界好人很多，真人很少

2023年4月1日晚8点半，香港红磡体育馆——这个启幕于1983年4月的体育馆，已经走过40年沧桑，一直以来都被视为香港流行文化的地标。而当晚，它的主人是曾在这里开过上百次演唱会的张国荣。

“待人以诚，人反相侮”，这曾是张国荣的自况。但20载岁月披沙沥金，终于向上万名观众演示了什么是“善有善报”。舞台上，那些他曾经帮助过、照顾过、关怀过的人们，一个一个，登台演绎他的名曲，诉说他的好，他的诚。

上图：《英雄本色》剧照。

荣迷有句话，叫“始于颜值，溺于才华，忠于人品”，张国荣的人品，此前并不少耳闻，但这个人的奇特是在于，20年不断的追忆，竟然仍有新料——B哥钟镇涛在台上回想当年，自己破产，张国荣托黄百鸣把筹拍的贺岁片《八星报喜》改成《九星报喜》，为他多加一个角色，雪中送炭。周慧敏感谢他为初出茅庐的自己作曲。谭耀文称张国荣是偶像，1988年自己因一曲《拒绝再玩》在歌唱比赛夺冠出道。而天王黎明在另一场环球唱片主办的演唱会中缅怀张国荣，当年他见他孤独不合群，主动提出为他监制唱片。帮助同侪，提携后辈，如今这些涓涓细流重又汇成江河湖海，冥冥之中，是人间善意的感应。

最近读张国荣的传记《随风不逝》，才发现这个人真的好到有点离谱：待人以诚并不会因为对方的身份地位而改变，以往只知他拍完《霸王别姬》后请来戏校小演员访港担任演唱会嘉宾，却原来庆功宴上还有抽奖环节，当小朋友抽到不实用的旅游券时，还给细心折换成现金。原来不只是拍《流星语》时提前到场陪小演员玩耍入戏，拍《异度空间》甚至还为小演员补习英文？！连家里佣人的房间都要征询意见亲自设计装修，完成工程后还要问一句：“Do you like it？”桩桩件件，我真的有被震惊到。

不过，美也好，善也罢，张国荣最动人的，其实还是那一份真。在明星越来越像自己工作室的官方发言人时，这种真挚更显得像是一种稀缺品。

喜欢他从不掩饰成名的抱负和野心。80年代他有粉丝信箱，媒体问他，你会自己拆信吗？他大喇喇回答：以前盼了很多年都盼不到啦，现在有了何必要假手他人。

喜欢他小小的担心与自嘲：《英雄本色》午夜场，他坐在林燕妮旁边等着看观众反应，说：“要死了，观众那么喜欢发仔，而我却是个要抓发仔和我哥哥的警察。”但每见到自己出场，他就开心地拍手，天真地说：“我不先拍谁拍，我得带动观众拍手的。”

喜欢他坐在黄霑、倪匡和蔡澜中间，《今夜不设防》，将心事兜底托出，百无禁忌之余，傲气十足地自夸：“我，张国荣，站在台上是表演的保证。”

喜欢他复出歌坛，媒体都以为他要找个借口才好食言，他却毫不在意直诉：“我都忍了六年也够啦”，加拿大“闷到个屁都没有”。

喜欢他在演唱会上大方示爱，《月亮代表我的心》。

喜欢他珍爱生命，在狗仔的包围诋毁追踪中仍坚持去看心理医生，用最后的努力让世人更加了解抑郁症这种疾病，以及发病时的情难自控。

“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不用粉墨，就站在光明的角落。”他是这样唱，也是这样活。记者｜阙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