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為何難忘張國榮

“20年，可以發生很多事、遇過很多人。他們可能會留下一些痕迹，漸漸又會離開我們的生活。香港的節奏總是很急促，要留在一個地方、記住一個人，好像很奢侈。偏偏就有一個人，令香港人打破善忘的習慣。20年了，我們還很想念你，我們的哥哥，張國榮。”

這是TVB在張國榮逝世20周年紀念節目中的一段話，也說出了很多人内心的疑問——20年很長，長到足夠忘記一個人，卻為何，沒有長到可以忘記張國榮？

他像是一個超越時空與生死的意外

這個問題，每隔幾年都會被問一次。5周年紀念有人問，10周年紀念有人問，20周年仍不停追問——人們仿佛預設：流行文化是速朽的，偶像是有時代局限的，媒體是健忘的，粉絲是喜新厭舊的——或許，通常情況下的确如此，但，總有意外。

張國榮就像是那個超越了時空與生死的意外。5周年，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座無虛席；10周年，紀念演唱會萬人空巷；到如今20周年，文華東方酒店門口送花緻敬的隊伍依然排出幾百米開外……多年來，全球電影節官方紀念活動一場接一場，民間自發的展覽、講座也從未停歇，來自世界各地的榮迷并不解釋原因，但回答自在風中。

早在十多年前的2007年，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洛楓就曾做過一個橫跨十數個地區的問卷調查，以中、英、日、韓四國語言在網上發放，收到的1393份回執中，有一個令人意外的發現——在他死後開始喜歡他的人有42%，與生前的58%非常接近。這種奇特的“後榮迷”現象，是香港流行文化史上一個值得探讨的課題。洛楓是以落筆：“一個死者，生生不息地滋養大衆的文化記憶。”

時隔十多年再看，我驚訝地發現，這個數字比例已經倒挂——在各種紀念活動現場，有白發蒼蒼的老者，有張國榮同時代的都會男女，但占比超過半數的，卻是看起來并不會超過30歲的年輕人，一聊起來，發現1999年出生抑或00後都不罕見。也就是說，張國榮逝世時，他們都還是國小生，甚至剛出生！既然沒有結伴同行的歲月，又是哪裡來的迷戀？

答案居然是平淡到毫無戲劇性的——聽過他的哪一首歌，看過他的哪一部戲，《風繼續吹》也好，《霸王别姬》也罷，又或者父母是他的粉絲——總之，“入坑”就是那麼容易，經典作品或者代際遺傳，有燈就有人。年輕的當事人甚至自己也不覺得喜歡上一個上世紀80年代就火遍全球的偶像是一件多麼奇怪的事，談論他的口吻就好像在說一個上周才打榜出道的新秀。

喜歡張國榮并不是因為懷舊——這比張國榮讓人牽記20年更值得驚訝。但轉念一想，又覺得相當合乎情理。電影《色情男女》中有一句台詞：你走得比别人快幾步就好，别快得太多，沒好處。張國榮在世時，被《時代》周刊稱為“是亞洲娛樂業中那個最聰明卻最受争議的頭條人物”——在20年前，他生活的世代，他總是那個“驚世駭俗”的人，走得太快也太前，徒然映照出社會的保守與落後。而今20載過去，人們才終于跟上他的腳步，get到了精神的同頻共振。

上圖：繼續寵愛·張國榮紀念展上展示的“熱情”演唱會服裝。

這樣“時空錯位”的共鳴并不少見，有些人，有些作品，注定會對異世代的閱聽人産生更大更深的影響。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上展映的《烈火青春》就是一例——譚家明導演于1982年的電影，上映當年就因為意識大膽被觀衆投訴删剪，票房也不見得出色，直到40年後的今天，重映導演剪輯版，才将當年不得已删除的鏡頭一一恢複，終至一票難求。

又比如譚家明的徒弟王家衛導演的《阿飛正傳》，當年也是虧到血本無歸，投資人進醫院打點滴，觀衆在電影院裡站起來喊：“誰是王家衛？！”當時誰又能想到上映20年後它會成為香港電影評論學會“香港十大電影評選”的首位。

在張國榮身上也時常凝聚着這樣的“錯位”。最有名的莫過于2000年的“熱情”演唱會，請到法國著名設計師讓·保羅·高缇耶打造“從天使到魔鬼”的理念，被《時代》周刊譽為“熱情與時尚的高峰”，被《朝日新聞》稱為“天才橫溢的表演者”。但在本土媒體口中，卻被嘲為“長發扮貞子”，高缇耶震怒之下表示永不再為其他香港歌手設計服裝——當張國榮說出那句“我覺得藝人做到最高境界是可以男女兩個性别同在一個人身上的，藝術本身是沒有性别的”時，他可能沒有想到，香港媒體要在20年後才能逐漸消化這句話、轉頭對“熱情”演唱會稱頌有加吧。

回頭再看，走得快的人都是相似的，甚至是并步齊驅的。

上圖：繼續寵愛·張國榮紀念展。

當40年前《烈火青春》被投訴删剪的時候，張國榮曾說：“我不知道為什麼電檢處一定要剪去我的裸體鏡頭，我也不是故意的暴露，我的身材也不見得太好，但是劇情的需要我是會脫的。”考慮到這一年距離他被人騙去拍三級片《紅樓春上春》并不太遠，這番話就更顯得動人。

當30年前《阿飛正傳》既不叫好也不叫座、王家衛要靠陳勳奇收留才有戲可寫的時候，張國榮卻相當自信地說，《阿飛正傳》是他從影以來最佳的作品，王家衛是現今最有前途的導演。

當年是他們走得太快，需要停一停，等一等，好讓我們隔着世代，感應最初的悸動。

我們的螢幕，不夠他大

“死而不亡者壽。”死亡不是終點，遺忘才是。對于文藝工作者來說，生命有限，而作品永生。

最近，南韓資深記者朱晟徹的《永遠的哥哥張國榮》引進出版，朱在書中感歎：“他總是和頂級的導演合作，雖然很難想象周潤發出演王家衛的電影、周星馳出演吳宇森的電影、劉德華出演關錦鵬的電影，或是成龍出演陳可辛的電影，但張國榮卻與這些導演都合作過，而這些導演的電影作品中，堪稱代表作的作品也都有張國榮的名字。”台灣作家符立中也曾發出相似的感慨：“張國榮以一個男性身份化身為這麼多部作品的缪斯，在整個華語電影史上是極其罕見的。”

上圖：張國榮2002年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

香港是類型電影的天堂，但屹立于金字塔尖的張國榮，卻從來不是一個類型化的演員。與功夫制霸、喜劇制霸的著名演員相比，張國榮從不制霸任何一種電影類型，卻表現出橫看成嶺側成峰的多面特質。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他在不同導演眼中似乎有不同的“刻闆印象”：吳宇森總給他忠義弟弟的角色，徐克眼中的他是敦厚老實的書生或神父，關錦鵬看中他的高貴儒雅，陳嘉上喜歡他的潇灑不羁，陳可辛覺得他很文藝，陳凱歌覺得他很悲情，而王家衛總當他是那隻無腳流浪的鳥。

一個更有趣的現象是，他演活上述任何一種角色，都會被打上“本色出演”的标簽：甯采臣、十二少、顧家明、程蝶衣、阿飛、西毒、何寶榮……這些被認為“非張國榮無法想象”的角色，到頭來都被稱為“度身訂造”，委屈到他也曾想不通：“我十分不明白為什麼每當一個演員把角色演得好，别人總是說某角色是為某演員度身訂造的，他們又何曾想過，其實是這個演員演得好呢，我想除非是演回自己，沒有一部戲或一個角色是真真正正為某演員度身訂造的。”

或許，“度身訂造”從某種程度上也是對一個演員的高度贊美吧。在這方面，我非常認同香港文化評論家林沛理的說法。“對大部分演員來說，演戲是一個戴上面具的過程，但對張國榮而言，演戲是一個除掉面具的過程。這種演戲方式說穿了其實建基于一種生活态度，一種誠實、忠于自我的生活态度。”他說，“我認為香港影壇上張國榮是極罕有的‘演員作者’，他在銀幕上最動人遐思、耐人咀嚼的演出，或纖柔，或華美，或錐心刺骨，或驚悸哀恸，都有一種真的假不了、來自生活，與紮根于痛苦體驗的真情，一種感情的濃度，一個活生生的‘我’在。張國榮沒接受過正統的戲劇訓練，他作為演員所依賴的最大資源是他的生活體驗，他受過的傷害，他的恐懼，他的愛與恨，他的血、淚和苦，以及敢于提取這資源的勇氣和決心。這種演繹方法得之于真，這類演員可以成就最動人的演出，但也要冒最大的險……必須入世盡俗，俯仰天地，投入生活，面對自我，對一切都坦坦蕩蕩，對他們來說，唯一的防禦就是不設防。”

早在80年代，張國榮就說過：“我不想做明星，因為我已經是。我希望做一個真真正正的演員。”在剝離自己偶像歌手的身份方面，他一直都很有自覺意識。從80年代末開始，他就婉拒那些主打顔值的“情聖”角色，如同關錦鵬所言：美貌于張國榮是一種阻礙。為了打破這層阻礙，他接演《家有喜事》裡的娘娘腔二哥、《霸王别姬》裡反串旦角的程蝶衣、《夜半歌聲》裡毀容的宋丹萍、《紅色戀人》裡說英文的地下黨——葉大鷹拍《紅色戀人》時，想找一個不同于遊擊隊隊長的地下黨形象，要有深厚修養，要有精神生活，他起初不相信香港演員可以，但見到做足功課的張國榮之後卻立馬拍闆：“這哥們兒行，絕對行。”

他的演出總是基于對角色的體認。當大部分人都覺得程蝶衣是個悲劇角色的時候，張國榮卻不這麼認為。2002年，他應小思（盧玮銮）邀請，到香港中文大學演講“如何演繹李碧華小說中的人物”時提到，電影《霸王别姬》出于一些顧慮，不無恐同色彩。而他作為一個演員，“隻有盡力做好自己的本分，演好程蝶衣的角色，把他對同性那份義無反顧的堅持，借着适當的眼神和動作傳遞給觀衆”，進而平衡導演的避忌。在他看來，“程蝶衣一點也不悲，因為他可以自主地去面對眼前的一切，比如在舞台上的醉生夢死，比如他對師兄的感情，他都是義無反顧去做的”。

30年前《霸王别姬》在戛納首映後，3000多位觀衆起立鼓掌長達10分鐘，此時張國榮隻有一個強烈的感覺：“我以後會逐漸減産，不再拍爛片。”——這當然又是與香港電影工業格格不入的想法。衆所周知，港片素來是金石與泥沙俱下，同時開拍幾組戲，同時軋幾個甚至十幾個劇組的演員才是常态。但張國榮90年代後幾乎從未同時拍兩部戲。後來，他成為第一位給世界三大電影節擔任評委的華人男演員。

上圖：電影《霸王别姬》劇照。

他開始更多地參與幕後制作，編劇、監制、副導演、執行導演……不止一次表示出對于當導演的濃厚興趣，還成立了自己的電影制作公司Dream League（夢幻聯隊）。從種種迹象來看，他是能夠成為一個好導演的，與他合作過的導演都說，他極有主見，提的意見也不是隻針對自己的角色，而是有益整部影片；說他會記住對手演員的走位、台詞，幫助演員入戲；說他很有節奏感，有很多自己想表達的東西。這一切看起來都像是好導演的特質。

然而從當時的大環境來看，他的導演夢又似乎注定是會破碎的。本世紀初的香港，盜版橫行，爛片當道，投資者給張國榮的感覺是“無非是在談一盤生意”，但他要拍的，卻是一部好電影。這種環境與理想的錯位早在他當演員時已初露端倪——生前最後的兩部戲《槍王》《異度空間》，滿足了他想演變态殺手和精神病人的夙願，但他想表達的“亦正亦邪”，最後總是輸給商業類型片追求的“大團圓結局”。他曾說，港片最大的打擊不隻是盜版，“最緻命的原因是電影人一直也沒有求進步，每日也在亂拍，賺快錢，而内地的電影人一直在進步，終有一天會趕超香港”。

2003年6月，《内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簽署，從此開啟了香港導演北上合拍的風潮。可惜，張國榮并沒有等到這一天。

最早北上的導演陳可辛說：“我覺得他是個大螢幕演員，我們的螢幕不夠他大，中國内地開放市場很大，可能那個時候才是他最适合生存的空間，我真的覺得香港的電影圈，其實包括他做人的方式，包括他的完美主義，包括他的性格，包括他的性取向，任何東西我覺得我們都不夠大，我覺得我的胸懷也不夠大，其實在所有的範圍裡面，他比我們大。”

上圖：“哥哥巴士”穿梭于香港大小街道。

上圖：4·1演唱會門票2小時售罄，觀衆陸續進場中。攝影/阙政

情義中人，成就黃金歲月

“怎麼會這樣呢？不應該是這樣的。當跳樓自殺的消息傳來并确認，忽然間，像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亂了套，像一同出發的旅者忽然少了一人，下車了，或迷途了，召喚不回來，像一位極熟悉的朋友完全失去聯絡，留下懸疑，留下擔心，生者唯一能做的事是盡快接受事實，然後慢慢去習慣事實，承認它，卻又惦挂他。”香港作家馬家輝寫道，“時代越是倉皇，難免越想在已被定義的昔日時光裡找尋慰藉。那些年，仿佛所有理想即使尚未達成但亦必在前頭等待，等我們去追，等我們去盼，等我們朝着目标或快或慢地前行摸索。我們的風繼續吹，我們的不羁的風，俊男美女和金玉滿堂，像閃閃發光的珠寶在香港的夜空上擱着、晃着，伸手碰不到，但至少能夠看見，看見已是滿足。”

如果說00後對張國榮的迷戀是時代的脈搏終于又搭上，那麼與張國榮一路同行而來的人們，那種綿延不絕的緬懷，就更像是一種對黃金時代的追憶，以及自我療愈。今年，香港舉辦首屆流行文化節，香港文化博物館的“繼續寵愛·張國榮紀念展”成為打頭陣的節目。

或許是日後名聲甚隆，許多人忘記了，《時代》周刊筆下無所不能的“One-take Leslie”（拍電影一次過的張國榮），曾經是“張國榮也要挨8年”的“默默向上遊”。他的潇灑不羁也許很難令人聯想《獅子山下》，但張國榮身上的确是很有幾分“獅子山下”精神的。

從麗的到無線，從香港到國際，張國榮的奮鬥史，也見證了香港七八十年代的電視風雲，見證了港片賣埠東南亞，到内港合作，見證了香港電影工業從新浪潮到百花齊放，從激流勇進到逐漸衰退。80年代初電視單元劇流行一時，他是單元劇裡的小角色；電視綜藝方興未艾時，他也曾是喜劇綜藝裡的小角色——我最欣賞他有志氣，盡管是富二代出身，在英國讀書時的監護人就是邵氏功夫巨星傅聲的姐姐，兩家素有交好，要在演藝圈出道不過是一句話的事，但他既不托大也不求人，問傭人借廿塊錢搭天星小輪過海去參加歌唱比賽，亞軍出道，一步步從“工廠打螺絲”開始做起，勝不驕，敗不頹。

上圖：Timeless Leslie Encounter 《與永恒傳奇的相遇》展覽現場，與張國榮有過合作的著名設計師陳幼堅、演員文雪兒等到場。攝影/阙政

人人向往黃金時代，但少有人見到黃金時代背後不絕的努力與付出。張國榮逝世的這20年間，不斷有合作夥伴站出來緬懷舊事，我們這才知道，原來他和黎小田錄唱片時，發現一個地方出問題就會整首歌重新唱過而不是補錄一句，因為“補唱再接的地方是會從呼吸聲聽得出來的”。原來他拍《異度空間》前為了做資料收集，是去看過兩次心理醫生的，到現場一眼就能看出道具準備的藥瓶不适合劇中人物。原來他拍《星月童話》是連影子都要自己親自上陣演出的，導演李仁港說：“一般的演員在隻拍攝身體的某個部位的時候都會讓替身去演，但張國榮連影子都自己親自上陣演出，其他演員與張國榮影子的戲拍了好幾次，張國榮也不會不耐煩。”

再聯想我們這時代流量明星慣用的“摳頭”綠幕戲法，終于也就明白，緬懷張國榮這樣的巨星時，我們是在緬懷什麼。

1997年底，亞洲金融風暴，港片從1993年頂峰時期的年産234部，驟減到1998年的92部。為了自救，岑建勳提出了“創意聯盟”的想法——主要演員降低酬金，讓電影人可以更低的投資開工搵食。想法雖好，許多演員在聽到“降低片酬”時卻都面露難色。最終張國榮接受邀請，以1元薪酬接拍了《流星語》。導演張之亮說：“真的令我很為之震驚。我知道他當時拿取的片酬是這行業裡的前三名，他能夠這樣做，我覺得他是一個真正熱愛電影，熱愛藝術生命，熱愛香港的演員。”他原以為張國榮開了這個頭，後續會更容易。但最終這個“創意聯盟”僅隻制作了這一部電影。将近10年後，《流星語》終于在不斷的重映中達到了收支平衡，他高興地将分紅給到張國榮家人。

若非情義中人，又何來黃金歲月。

這個世界好人很多，真人很少

2023年4月1日晚8點半，香港紅磡體育館——這個啟幕于1983年4月的體育館，已經走過40年滄桑，一直以來都被視為香港流行文化的地标。而當晚，它的主人是曾在這裡開過上百次演唱會的張國榮。

“待人以誠，人反相侮”，這曾是張國榮的自況。但20載歲月披沙瀝金，終于向上萬名觀衆示範了什麼是“善有善報”。舞台上，那些他曾經幫助過、照顧過、關懷過的人們，一個一個，登台演繹他的名曲，訴說他的好，他的誠。

上圖：《英雄本色》劇照。

榮迷有句話，叫“始于顔值，溺于才華，忠于人品”，張國榮的人品，此前并不少耳聞，但這個人的奇特是在于，20年不斷的追憶，竟然仍有新料——B哥鐘鎮濤在台上回想當年，自己破産，張國榮托黃百鳴把籌拍的賀歲片《八星報喜》改成《九星報喜》，為他多加一個角色，雪中送炭。周慧敏感謝他為初出茅廬的自己作曲。譚耀文稱張國榮是偶像，1988年自己因一曲《拒絕再玩》在歌唱比賽奪冠出道。而天王黎明在另一場環球唱片主辦的演唱會中緬懷張國榮，當年他見他孤獨不合群，主動提出為他監制唱片。幫助同侪，提攜後輩，如今這些涓涓細流重又彙成江河湖海，冥冥之中，是人間善意的感應。

最近讀張國榮的傳記《随風不逝》，才發現這個人真的好到有點離譜：待人以誠并不會因為對方的身份地位而改變，以往隻知他拍完《霸王别姬》後請來戲校小演員訪港擔任演唱會嘉賓，卻原來慶功宴上還有抽獎環節，當小朋友抽到不實用的旅遊券時，還給細心折換成現金。原來不隻是拍《流星語》時提前到場陪小演員玩耍入戲，拍《異度空間》甚至還為小演員補習英文？！連家裡傭人的房間都要征詢意見親自設計裝修，完成工程後還要問一句：“Do you like it？”樁樁件件，我真的有被震驚到。

不過，美也好，善也罷，張國榮最動人的，其實還是那一份真。在明星越來越像自己工作室的官方發言人時，這種真摯更顯得像是一種稀缺品。

喜歡他從不掩飾成名的抱負和野心。80年代他有粉絲信箱，媒體問他，你會自己拆信嗎？他大喇喇回答：以前盼了很多年都盼不到啦，現在有了何必要假手他人。

喜歡他小小的擔心與自嘲：《英雄本色》午夜場，他坐在林燕妮旁邊等着看觀衆反應，說：“要死了，觀衆那麼喜歡發仔，而我卻是個要抓發仔和我哥哥的警察。”但每見到自己出場，他就開心地拍手，天真地說：“我不先拍誰拍，我得帶動觀衆拍手的。”

喜歡他坐在黃霑、倪匡和蔡瀾中間，《今夜不設防》，将心事兜底托出，百無禁忌之餘，傲氣十足地自誇：“我，張國榮，站在台上是表演的保證。”

喜歡他複出歌壇，媒體都以為他要找個借口才好食言，他卻毫不在意直訴：“我都忍了六年也夠啦”，加拿大“悶到個屁都沒有”。

喜歡他在演唱會上大方示愛，《月亮代表我的心》。

喜歡他珍愛生命，在狗仔的包圍诋毀追蹤中仍堅持去看心理醫生，用最後的努力讓世人更加了解抑郁症這種疾病，以及發病時的情難自控。

“不用閃躲，為我喜歡的生活而活。不用粉墨，就站在光明的角落。”他是這樣唱，也是這樣活。記者｜阙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