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著：《锱铢编》
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
四、辽宋金的煤炭生产
煤炭，中国古称石炭，以有别于木炭、竹炭之类。日本至今仍沿用石炭一词。
煤炭作为人类的一项重要能源，特别是近代工业社会的重要支柱。煤炭可用于消费，也可用于生产。但後者显然更具有重要性。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煤铁生产的发展，是古代农业社会走向近代工业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
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前辈学者全汉昇先生在《北宋汴梁的输出入贸易》一文中，[1]已涉及开封石炭的输入问题。到五十年代，日本著名史学家宫崎市定发表题为《宋代的石炭和铁》的有名论文，他认为燃料问题使西亚的发展陷于停滞，而中国却巧妙地加以解决，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燃料革命”。自唐迄宋，石炭的利用和普及，刺激了各方面的生产，成为中国新文化的基础。[2]前辈学者王仲荦先生在《文史哲》1956年第12期《古代中国人民使用煤的历史》一文中，以他渊博的学识，纵论中国古代用煤的历史，但在宋代部份也有个别史料错误，此文今已收入他的《
华山丛稿》中。
六十年代，美国学者郝若贝(Hartwell)在《北宋时期中国煤铁工业的革命》一文中，也强调了北宋的煤炭生产，认为十一世纪中国煤炭革命的记录，与1540—1640年英国早期工业化时期的煤铁发展历史颇为相似。[3]
宫崎市定是一位学识广博，思想敏锐的学者，他常能发现和提出一些他人不易发现和提出的问题，给人们以开阔视野，启迪思路的学术享受。郝若贝教授则以中西对比的研究成果，受到了中国学者的重视。当然，宋代石炭产量事实上并未留下统计数字，铁的产量虽有一些官方铁课数，[4]但也难以据此而推算铁产量。
到八十年代，中国前辈学者严耕望先生则在《治史经验谈》第40至43页中，列举了至宋徽宗时的八条开封烧柴记录，反驳宫崎市定之说。许惠民先生也在《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发表了《北宋时期煤炭的开发利用》的专文。
中国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在目前及今後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煤炭在中国能源构成中仍将居于主要地位。本文将依据笔者个人所见的一些资料，对前人的论述作一些补充或商榷。
自远古以来，森林一直是人类重要的材料和燃料基地。但是，在人类懂得对森林的乱砍滥伐，会破坏地球生态平衡，从而危及人类生存环境之前，森林覆盖率往往随着人口的繁衍，文明的演进，而逐步减缩。宫崎市定首先指出，森林覆盖率的下降是与宋代石炭生产的发展相联系的，这是很有见识的。
中国人是在全世界最早开采和利用煤炭，即石炭，这应是无可怀疑的史实。从考古发掘看来，西汉已使用煤炭。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最早的石炭记录，大致可上推到东汉末和三国时代。据历史学家们所例举，有以下几条。
第一，晋“陆云与兄机书曰：一日上三台，曹公(曹操)藏石墨数十万斤，云烧此，消复可用”。[5]郦道元说：“石墨可书，又燃之难尽，亦谓之石炭。”[6]
第二，东晋释道安《释氏西域记》说：“屈茨(龟兹)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之用。”[7]
第三，南朝雷次宗《豫章记》说：“丰城县葛乡有石炭二百顷，可燃以炊爨。”[8]
第四，《水经注》卷13说，平城一带“山有石炭，火之，热同樵炭也”。
然而在汉唐之际，有关石炭生产和利用的文献或考古资料不多，直到宋代，才有不少文献或考古资料，证明石炭在燃料构成中已占重要地位。正如许惠民所说，这与“传统燃料的危机”，即薪炭之类的短缺有关。
北宋初到宋神宗元丰改制前，中央财务机构三司，号为计省。三司由盐铁、度支和户部三部组成，其下又各分若干案，“盐铁分掌七案”，“六曰铁案”，“掌金、银、铜、铁、朱砂、白矾、绿矾、石炭、锡鼓铸”。[9]当时作为国家重点开发利用的矿产资源仅有八种，而石炭已列入其中，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反映了石炭在宋代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
建国比宋较早的辽朝也开采和利用石炭。在辽、北宋与南宋、金之交，金与元之交，中国经济遭受两次惨重的破坏，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但金朝和元朝对石炭的利用不废。马可波罗于十三世纪来到中国，他记载说：“契丹全境之中，有一种黑石，采自山中，如同脉络，燃烧与薪无异。其火候且较薪为优。盖若夜间燃火，次晨不息。其质优良，致使全境不燃他物。所产木材固多，然不燃烧。盖石之火力足，而其价亦贱于木也。”[10]
石炭一词，若从三国时算起，直到宋金时代，大约行用了近一千年。元代开始将石炭改称煤炭。当时大都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设煤木所，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设西山煤窑场，“领马安山大峪寺石灰煤窑办课”。[11]元朝官府财政收入中有所谓“额外课”三十二项，其十二项名为“煤炭课”。[12]当然，元代石炭一词仍沿用不废，如尹廷高《燕山寒》诗说：“地穴玲珑石炭红，土床芦簟觉春融。”[13]宋末汪元量入元大都诗说“地炉石炭共团圞”。[14]後来石炭一词逐渐不大流行了。
古汉语中的“煤”最早作烟尘解。如《吕氏春秋》卷17《任数》有“煤枲入甑中，弃食不祥”。後或转用于文房四宝中之墨，如苏轼“在儋耳，令潘衡所造，铭曰‘海南松煤’，东坡法墨者是也”。[15]大致自元代行用煤炭一词以来，至今已七百馀年，一直沿用不废。但日语仍行用中国“石炭”的古词。
中国煤炭资源主要分佈在北方，南方煤炭资源不足，北煤南运，至今仍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问题。此种煤炭资源分布不平衡的状况，在宋人记载中已反映得相当清楚。《猗觉寮杂记》卷上说：
石炭自本朝河北、山东、陕西方出，遂及京师。
《曲洧旧闻》卷4说：
石炭用于世久矣，然今西北处处有之，其为利甚博。
《老学庵笔记》卷1说：
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而蜀又有竹炭，烧巨竹为之，易然，无烟，耐久，亦奇物。邛州出铁，烹炼利于竹炭，皆用牛车载以入城，予亲见之。
上述记载反映宋朝石炭产地的分佈，但也不应绝对化。以下依据文献和考古资料，按地区对辽宋金的石炭生产和利用逐一作些介绍。
一、东北：据日本《考古学杂志》第27卷第9号小山富士夫《最近中国古窑址的发现》和《满洲史学》第1卷第2号杉村勇造《抚顺大官屯的古窑址》，大官屯的金代瓷窑以煤作燃料。
二、辽南京道和金中都路：据《文物》1978年第5期鲁琪《北京门头沟区龙泉务发现辽代瓷窑》载，在瓷窑遗址中发现有煤渣，这是辽代用煤的明证。金代赵秉文《夜卧炕暖》诗说：
京师苦寒岁，桂玉不易求。斗粟换束薪，掉臂不肯酬。日籴五升米，未有旦夕忧。近山富黑瑿，百金不难谋。地炕规玲珑，火穴通深幽。长舒两脚睡，暖律初回邹。门前三尺雪，鼻息方
。田家烧榾柮，湿烟泫泪流，浑家身上衣，炙背晓未休。谁能献此术，助汝当衾裯?。[16]
此诗形容以石炭烧炕，与前引元代尹廷高《燕山寒》“地穴玲珑石炭红”可互相印证，说明辽金元之际，今北京一带一直出产和利用石炭。但是，尽管“近山富黑瑿”，即石炭，但石炭在当地使用尚不普遍，故“田家烧榾柮”，仍以木材作燃料。南宋洪迈《夷坚志》也说“燕之西山”，“产石炭，可以炊爨”。[17]中国北方沿用约千年的睡炕习俗，大约源自高丽。[18]据考古发掘，位于今蒙古境内的辽镇州（今蒙古哈达桑东北），即可敦城遗址中，室内有炕的设置。张载《土床》诗说：“土床烟足衾紬暖。”[19]这是北宋中期类似于炕的土床。与高丽相邻的女真人也使用炕。[20]
三、辽西京道和金西京路：南宋初，朱弁奉使金朝，“至雲中，见粘罕”，[21]被金人拘留，“凡居雲朔二十年”。他在《炕寝三十韵》诗中说：
风土南北殊，习尚非一躅。出疆虽仗节，入国暂同俗。淹留岁再残，朔雪满崖谷。御冬貂裘敝，一炕且跧伏。西山石为薪，黝色惊射目。方炽绝可迩，将尽还自续。飞飞涌玄云，炎炎积红玉。稍疑雷出地，又似风薄木。谁容鼠栖冰，信是龙衔烛。阳曦助喘息，未害摇空腹。惠气生袴襦，仍工展拳足。岂惟脱肤鳞，兼复平体粟。负暄那用诧，执热定思沃。收功在岁寒，较德比时燠。[22]
朱弁于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十一月随王伦使金，[23]估计应于翌年至云中，诗中称“淹留岁再残”，则应写于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时距辽亡仅四年。这也是一首描写石炭烧炕的诗，证明在辽金之际，今山西大同一带已有石炭的开采和利用，也证明当时烧炕已使用石炭。
四、宋金河东路：众所周知，今山西煤炭储量和产量之富，名列全国前茅。其实，早在唐代，日本僧人圆仁到太原府，“出城西门，向西行三、四里，到石山，名为晋山。遍山有石炭，近远诸州人尽来取烧，修理饭食，极有火势，乃见岩石燋化为炭”。[24]宋时河东的石炭生产更盛。宋真宗时，陈尧佐“徙河东路(转运使)，以地寒民贫，仰石炭以生，奏除其税”。[25]宋仁宗时，“河东铁钱既行，盗铸者获利十六”，泽州知州李昭遘说：“河东民烧石炭，家有橐冶之具，盗铸者莫可诘。”[26]李昭遘所辖阳城县，“阳城冶铸铁钱，民冒山险输矿炭，苦其役，为奏罢铸钱”，[27]所谓“矿炭”，自然是包括石炭在内的。薛塾“监曲沃县酒税，民素苦伐薪，给官炊”，他“始更用石炭，民得不苦”。[28]酿酒有煮粮食的工序，用石炭取代“薪”，可知当地石炭产量之丰富而价廉。又张亢因府州东部“焦山有石炭穴，为筑东胜堡”，[29]“石炭穴”就是煤矿。宋神宗时，太原知府韩绛上奏指出，“况本路铁矿、石炭足以鼓铸，公钱不可滥”，他认为要扭转“铁钱盗铸者广，滥杂而不可除”的状况，“钱法宜若陕西，铸钱本重而模精，则奸盗无以牟利”。[30]
以上记载表明，河东路百姓开采石炭，以石炭盗铸铁钱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而官府冶铁，铸造铁钱，也同样离不开石炭。由于石炭成为一项重要利源，官府一度实行徵税，自宋真宗免税後，自然使石炭开采更盛。
宋的河东石炭生产自然被金朝所继承。据《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4期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洪赵县坊堆村古遗址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1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稷山金墓发掘简报》，在金代墓葬中发现有煤炭作为殉葬品。
五、宋金河北等路：宋时河北路的石炭生产，也颇为引人注目。宋太祖时，镇州铸造大型铜菩萨像，“堀地创基，至于黄泉，用一重礓砾，一重土石，一重石炭，一重土，至于地平”。[31]此处石炭作为打地基之用，似不多见，但也反映当地石炭非罕见之物。镇州後升真定府，宋仁宗明道时，“废真定府石炭务”，其情况不详。[32]
在真定府以南的磁州和相州，据宋仁宗天圣时杜詹奏：“欲乞指挥磁、相等州所出石炭，今後除官中支卖外，许令民间任便收买贩易。”[33]杨峤奏，“澶州浮桥用船四十九只”，“请自今于秦、陇、同州伐木，磁、相州取铁及石炭，就本州造船”。[34]可知磁州和相州是宋朝重要的石炭产地。宋哲宗时，范祖禹奏，说北京大名府“石炭非常踊贵”，[35]可见当地也以石炭作燃料。
据《文物》1990年第4期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磁具观台磁州窑遗址发掘简报》，秦大树《河北省磁具观兵台古瓷窑遗址调查》，两处宋金元瓷窑都是烧煤的。磁县即是宋金时的磁州，又据《考古》1960年第3期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鹤壁市古煤矿遗址调查简报》，1959年至1960年，今河南省鹤壁市发现宋代古煤矿，证明当时已掌握地面开凿竖井技术，并依地下自然煤层的变化，开掘巷道，将煤田分成若干小区，采取“跳格式”采掘，先内後外，逐步後撤。在排水技术方面，除利用轴轳抽水外，还将地下水引入采完煤的坑洼地区贮存。估计此矿约有几百人的规模。又《文物》1964年第8期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省鹤壁集瓷窑遗址发掘简报》载，此处宋代瓷窑遗址的发掘，发现有成堆的烧窑燃料——煤块。宋代“相州有鹤壁村”，[36]金代改为鹤壁镇，隶属相州(後升彰德府)汤阴县。[37]上述考古资料和历史记载是相吻合的，今鹤壁市发现的古煤矿无疑是宋代相州石炭产地之一。南宋洪迈《夷坚志》说“彰德南郭村井中产石墨”，石墨即是石炭。[38]
《考古通讯》1955年第3期李锡经《河北曲阳县修德寺遗址发掘记》载，相当于北宋定州(後升中山府)曲阳县的修德寺遗址中，有残灶，室外有煤灰堆渣。这也是当地使用煤作炊事燃料的实证。
在相州以南的怀州，大致相当于今河南省产煤的焦作市一带。宋神宗熙宁初规定：“石炭自怀到京，不徵。”[39]宋时商税有过税，“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40]即徵税2%。此处的“不徵”，即是指怀州石炭贩运开封，可免徵过税。据稍晚的记载，官员陈康民建议，“在京〔窑〕务所有柴数，于三年内取一年最多数，增成六十万束，仍与石炭兼用”，“其石炭自于怀州九鼎渡、武德县收市”。宋神宋“诏除武德县收市不行外，馀并从之”。[41]为满足京都窑务烧制砖瓦等用，皇帝仍允许在怀州九鼎渡“收市”石炭。怀州所以成为开封的石炭供应地，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怀州本地出产石炭，二是河东石炭可经怀州贩运京都。但是，若考虑到古代落後的交通条件，长途贩运石炭并非能有多大赢利，而宋廷免徵过税，又仅以怀州至开封为限，则後一种可能似可排除，而怀州应是宋代重要的石炭产地。
北宋灭亡後，宋孝宗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即金世宗大定九年，宋人楼钥使金，途经磁州以东的洺州永年县临洺镇，看到几家酒店中置办“石炭数块，以备暖盪”，[42]这也反映了金代石炭使用的普遍。
六、宋金陕西各路：宋朝陕西路也有石炭生产。宋仁宗天圣时记载，陕西有一批场务，其中包括邠州“买扑石炭定平县张村、陵头村等务”，华州“石炭店”等，[43]表明上述三地有煤矿。沈括说：“石炭烟亦大，墨人衣，予戏为延州诗云：‘二郎山下雪纷纷，旋卓穹庐学塞人。化尽素衣冬未老，石烟多似洛阳尘。’”[44]又《鸡肋编》卷上载：“延州亦有诗云：‘沙堆套里三条路，石炭烟中两座城。’”都反映了北宋时延州(後升延安府)一带普遍以石炭作燃料，以至污染了空气。宋徽宗时，会州怀戎堡“北有宝积山，产石炭、甘铁”，[45]这是与西夏交界地区所筑之堡寨，原为西夏之石炭和甘铁产地，说明西夏也产石炭。《本草纲目》卷9《石炭》转引南宋洪迈《夷坚志》说，陇州“汧阳县有石墨洞”，石墨即是石炭。据《考古》1959年第12期陕西考古所泾水队《陕西铜川宋代窑址》和《陕西铜川耀州窑》第9页，第12页，在今铜川市西南黄堡镇发现宋代耀州瓷窑遗址，其窑室内和灰坑内均发现煤渣和煤块，证明石炭支持了耀州的瓷器生产。《文物》1980年第1期铜川市、旬邑县文化馆，陕西省文管会《陕西新发现两处古瓷窑遗址》和《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咸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旬邑安仁古瓷窑遗址发掘简报》记载，在铜州市北玉华窑址和旬邑县城南安仁窑址，都发现了煤渣，其时限相当于宋金元代。
七、宋京西路和金南京路：《陶朱新录》说“巩县有石炭坑”，即煤矿。《本草纲目》卷9《石炭》转引南宋洪迈《夷坚志》说：“宜阳县有石墨山。”石墨即是石炭。按宋代无宜阳县，此处应是使用金代福昌县之改名。[46]《续夷坚志》卷4《炭中二仙》载，在金朝後朝的河南府渑池县，“此地出炭，炭穴显露，随取而足，用者积累成堆，下以薪爇之，烈焰炽然”。《文物》1974年第12期赵青云、王典章《河南省新安县古瓷窑遗址调查》记载，在遗址中发现煤渣。新安县在宋金时代属西京河南府，与渑池县毗邻，此古瓷窑遗址属宋金元代。又《文物》1964年第8期叶喆民《河南省禹县古窑址调查记略》说，宋代均窑的燃料有煤和木柴。《考古》1989年第8期安廷瑞《河南禹县神垕镇北宋煤矿遗址的发现》，介绍了大陆考古又一次发现的宋代煤矿。禹县在宋朝为颍昌府阳翟县。此外，《苏沈良方》卷6提到“河阳石炭”，可知孟州河阳县也出产石炭。
八、宋京东路和金山东路：据《文物》1978年第6期山东淄博陶瓷史编写组《山东淄博市淄川区磁村古窑址试掘简报》，在大致相当于宋金时代的古瓷窑遗址中，尚有未燃烧的煤块。此外，苏轼著名的《石炭》诗，已为众所周知。他说：“彭城旧无石炭，元丰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访获于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以冶铁作兵，犀利胜常云。”其诗说：
岂料山中有遗宝，磊落如瑿万车炭。流膏迸液无人知，阵阵腥风自吹散。根苗一发浩无际，万人鼓舞千人看。投泥泼水愈光明，烁玉流金见精悍。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矿何劳锻。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47]
当地冶铁业的发展，固然依赖石炭的开发，而瓷器生产亦不例外。徐州所属萧县白土镇还有宋金瓷窑，据《考古》1962年第3期宋伯胤《萧窑调查记略》，1963年第12期胡悦谦《安徽萧县白土窑》，当地瓷窑遗址中堆积了很厚的煤炭渣，这是白土镇的石炭还支持制瓷业的明证。
九、宋淮南路：《异闻总录》卷1载，宋理宗宝祐时，安庆府九曲岭有一茅屋，“二士烧石炭，对坐观书”，表明淮南一带也可能有石炭生产。
十、宋江西路：南宋《古今合壁事类备要》外集卷55《产炭山间》载：“丰城、平乡二县，皆产石炭于山间，掘土黑色，可燃，有火而无焰，作硫黄，气既销，则成白灰。”此处所说丰城县属隆兴府。平乡大约即是指袁州萍乡县，今萍乡市。北宋时北方河北路邢州有平乡县，疑非是。南宋洪迈《夷坚志》说：“江西之庐山、袁州、丰城、赣州，皆产石炭，可以炊爨。”[48]此外，戴复古《萍乡客舍》诗有“地炉烧石炭”之句，[49]乐雷发《萍乡和王尧章韵》有“拨残石炭西窗冷”之句，[50]都证明今萍乡市早已有石炭的开采。
十一、宋荆湖路：《本草纲目》卷9《石炭》转引南宋洪迈《夷坚志》说，“楚之荆州、兴国州”，“皆产石炭，可以炊爨”。按宋代有兴国军，属江西路，无兴国州，既称“楚”地，据《明一统志》卷59《武昌府》，应是改用明代地名，即是宋代之兴国军。可知《本草纲目》所引并非《夷坚志》原文。但荆州即是江陵府。
十二、宋四川：前引《老学庵笔记》的作者陆游尽管强调四川的竹炭生产，但在《初到荣州》诗中有“地炉堆兽炽石炭”之句。[51]荣州州治为今自贡市附近的荣德，今已改名荣县。《考古》1983年第1期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彭县文化馆《四川彭县磁峰窑址调查记》载，在此宋代瓷窑遗址中发现有煤渣。《考古》1986年第10期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市涂山宋代瓷窑试掘报告》说，在堆积层中和窑炉内外都发现煤渣，经鉴定，属低炭分、低硫、高温卡无烟煤。涂山窑产品光洁，斑疵少，这与采用低硫煤有极大关系。
以上所引各地的记录当然是不完整的，特别是考古发掘，更会有新的突破。尽管如此，在辽宋金代，各地有如此多的石炭开采和利用记录，这是史无前例的。由于石炭的主要产地在北方，故辽和北宋之後，金成为中国的主要石炭产地，而南宋则居次要地位。
由于石炭开采的普遍，使人们对石炭矿也有较多的知识，如儒学家程颢和程颐说：“石炭穴中遗火，则连蔓不绝。”[52]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石炭矿着火，不易扑灭，造成资源的浪费自不可免。
辽宋金代的石炭利用，固然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如前述用石炭打地基，欧阳修说，“有人遗余以清泉香饼一箧者”，“香饼，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饼之火，可终日不灭”。[53]金海陵王时，有“野人采石炭，获异香”。[54]《苏沈良方》卷6记载“治鼻衄”，“取河阳石炭心，如无，只用光明者为末，新水下，立止”。此类当然都不是石炭的主要用途。
石炭主要用于民家取暖、炊食等生活消费，也用于诸如烧制砖瓦、瓷器、造船、冶铁等手工业生产。建筑有时也使用“软石炭”。[55]
现代中国人家庭生活用煤，往往以泥、水和煤屑混合，做成煤球、煤饼、蜂窝煤之类。从前引楼钥“石炭数块，以备暖盪”之说看，宋金时人径以天然石炭作燃料；然而从苏轼“投泥泼水愈光明”的诗句看，当时也有与现代生活用煤类似的加工办法。
辽宋金代用石炭烧制瓷器已相当普遍，这不能不引起瓷窑结构和烧制技术的变化。《考古》1962年第6期王家广《耀州瓷、窑分析研究》说，“烧煤比柴火焰短，局部发热量大，灰属酸性，易结焦。在控制火焰方面，用煤比用柴困难得多”。“耀窑在控制火焰这一问题上是有办法的，足见耀窑烧制技术高”。其实，也不光是耀瓷，当时的各种名瓷，凡用煤烧制者，都有类似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石炭作为冶铁业的燃料和渗碳剂的作用尤大。正如杨宽先生所指出，“在大规模的交通运输工具没有创造以前，铁矿的附近必须有燃料的来源，冶铁业才得发展”。“宋代以後，冶铁业所以能够进一步发展，该与使用煤作燃料有关。但是用煤炼铁也存在着缺点。煤在炉内受热容易碎裂，容易阻塞炉料的透气；同时煤中含硫一般较高，用煤炼铁常常使得生铁中含硫量升高，影响生铁的质量”。[56]苏轼称徐州用石炭“冶铁作兵，犀利胜常”，当另有一些原因，至少宋时尚无以煤烧制焦炭的证据。
由于宋代石炭已经成为公认的重要矿产和利源，官府横敛的触角，也必然伸向石炭的生产和销售领域。宋朝官府攫取石炭利源的办法大体有以下三类。第一，徵收商税，宋真宗大中祥符诏说：“如闻并州民鬻石炭者，每驮抽税十斤，自今除之。”[57]前述陈尧佐奏除河东石炭税，宋神宗时规定免除怀州至开封的石炭过税，都属特殊的优惠政策。第二，实行买扑制，如前述陕西邠州的一些石炭产地，召募人户承买，向官府输纳课利。第三，官府设置专门机构，负责石炭销售，从中渔利。前述宋仁宗时废罢之石炭务，即是此类机构。宋徽宗大观诏说：“应盐、香、矾、茶、市舶、石炭之类专局去处，近併入转运司等，仰逐司悉力奉行，如能职事修举，课利增羡，当议推赏，令户部立殿最法申尚书省。”[58]此处列举了包括石炭在内的六类“专局”，虽已併入转运司等机构，仍要求“课利增羡”，并为此制订“殿最法”，按赢利厚薄进行赏罚。
最後再讨论一下北宋京城开封燃料构成和石炭机构的情况。北宋前期，自陕西贩运木材至开封，成为一项赢利优厚的贸易。“近臣戚里遣人市竹木秦、陇间，联巨筏至京师，所过关渡矫称制免算。既至，厚结有司，悉官市之，倍收其直”。[59]这个宋史界所共知的事实，恰好证明北方其他地区森林资源的不足。当然，薪炭林和用材林或可有所区别。流经开封的汴河，“下西山之薪炭”，[60]“繇京西、陕西、河东运薪炭至京师”。宋英宗时，“薪以斤计一千七百一十三万，炭以秤计一百万”。[61]
宫崎市定在论文中引用《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中一些有关开封炭场的记录。其实，单有一个“炭”字，往往是指木炭。上引宋英宗时的记录证明，直到北宋立国百年後，开封的燃料仍以薪和木炭为主。
如前所述，宋神宗时，规定自河北怀州到开封，贩运石炭可免徵商税。又将当地窑务“出卖石炭每秤定价六十文”，而窑务用柴来自“南京(应天府)、宿、亳”州。[62]这反映在开封所用燃料中，石炭已占一定比重。
宋神宗元丰改制後，“寺监不治外事”。其中太府寺下辖有“石炭场，掌受纳出卖石炭”，而司农寺下辖有“内柴炭库，掌诸薪炭，以给宫城及宿卫班直、军士薪炭、席荐之物”，还有“炭场，掌储炭，以供百司之用”。[63]太府寺的石炭场与司农寺的内柴炭库、炭场不仅有石炭与薪炭品类之别，石炭场“因众所利，资其不给”，[64]是官营商业机构，内柴炭库和炭场是官府、军人的供应机构。在元丰改制前，宋朝在开封早就设置炭场，共计三所，“三炭场在京，掌年额税炭、木炭，供内外之用”。[65]石炭场则有可能是元丰改制时所新设，事实上反映了石炭在开封城市生活中已占据了相当的重要性。
宋哲宗元祐初，将“石炭场”“见在钱物，立为定额”。[66]绍圣时，御史中丞邢恕言，“辇毂之下，号为帝宅，凡布恩德，宜先诸夏”，“因乞官减价粜米，出卖石炭，不限多少，蠲放民僦直。言多施行”。[67]他提出“辇毂之下”做三件“恩德”事，“出卖石炭”即是其中之一。元符初，京西排岸司言：“西河石炭纲有欠，请依西河柴炭纲欠法。”得到宋廷批准。[68]时官府水陆运输，以一定数额的同类物资，组成一纲。如金以二万两，银以十万两，钱以二万贯为一纲。[69]宋仁宗天圣时规定，汴河运粮船，“每五百料船二十五只为一纲，四百料船三十只为一纲。[70]一料即为载重一石，时“以船力胜五十石为准，实装细色斛斗四十石”，[71]即十分之八的载重量用于运粮，实际上是以运粮一万石或九千六百石为一纲。宋时只有大宗物资，方编组纲运。当时石炭纲应是编组不久，其制度尚不健全，故须参照柴炭纲立法。与三十馀年前宋英宗时相比，开封的燃料由仰赖柴和炭转变为以柴、炭和石炭并重，确是一大变化。
宋徽宗即位之初的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尚书省勘会”，“石炭自近年官中收买，置场出卖，後来在市价转增高，实于细民不便”。宋徽宗令“今後更不官买石炭出卖”。当时将“市易务改名平准务”，宋徽宗同时“诏罢平准务”。[72]陈次升奏论官员贾種民,指责他“又支洛口官钱，兑买平准务石炭”。[73]由于石炭的买卖已成赢利事业，除石炭场外，市易务和平准务也先後插手石炭的买卖。贾種民的所为，虽已不知其详情，但无疑也是插手石炭的买卖。
史称“自崇宁以来，言利之臣殆析秋毫”，“官卖石炭增二十馀场，而天下市易务炭皆官自卖”。[74]宋徽宗为竭天下以自奉，很快就背弃了 “今後更不官买石炭出卖”的诏令。石炭场由宋神宗时的一个，发展到二十多个，计有“河南第一至第十石炭场，河北第一至第十石炭场，京西软炭场，抽买石炭场，丰济石炭场，城东新置炭场”。此类石炭场或炭场都设于京城，作为“选人任在京窠阙”的机构。[75]新设者显然以石炭场为生，仅有一个软炭场和一个炭场。宋徽宗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开封尹王革奏：“都下石炭私场之家并无停积，窃虑下流官司阻节，欲望下提举措置炭事所司，今後沿流官司不得阻节邀拦，及抑勒炭船，多行搔扰，许客人经尚书省陈诉。”宋徽宗“诏依，敢有阻节，以违御笔论”。[76]
由此可知，当时因石炭场增设甚多，故又设立提举措置炭事所，作为总的石炭机构。此外，开封还有不少“石炭私场之家”。官府专营石炭销售，自然是为牟取垄断性的赢利。如同盐、茶等专营一样，官府仍允许并需要私商，包括“石炭私场之家”销售石炭，官府专营无非是增加石炭销售中的一道中间剥削，吃亏者自然是广大民众。通过西河石炭纲等输送京都的石炭，并非仅供京城燃料之需，还可通过私商贩运到汴河“下流”各地。宋廷对私商以“炭船”将石炭运往“下流”各地，是采取鼓励政策的，规定“沿流官司”“敢有阻节，以违御笔论”。
以上记载表明，开封的石炭供应是充裕的，故尚有转贩外地的可能。
尽管官府对京城的石炭实行专营，这并不排除在寒冬时节的救济措施。宋哲宗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十一月，三省言：“访闻市中石炭价高，冬寒，细民不给。”宋哲宗便“诏专委吴居厚措置出卖在京石炭”。[77]宋徽宗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十一月诏说：“时雪苦寒，道路阻滞，常平仓米、麦以衮合价钱二等出粜，硬石炭每秤减价十钱。”[78]政和年间还规定，太医学由“抽买石炭场岁给石炭三万秤”。[79]
南宋初年，应绰(字季裕)在《鸡肋编》卷中回忆说：
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然薪者。今驻跸吴、越，山林之广，不足以供樵苏。虽佳花美竹，坟墓之松楸，岁月之间，尽成赤地。根枿之微，斫撅皆遍，芽蘖无复可生，思石炭之利而不可得。
严耕望先生针对宫崎市定之说，引用北宋後期的资料。例如《宋史》卷335《种师道传》说，因金兵南侵，“京城自受围，诸门尽闭，市无薪菜”。又如《宋会要》崇儒7之59，宋徽宗宣和时减各地贡品，“汜水白波辇运司柴三十六万斤，减二十万斤”。严先生认为，庄绰此说“是讲北宋汴京燃料的一条极好资料，但不免过分夸张”，“汴京城里一般市民生活以及烧窑所用的燃料，薪柴至少仍占极重要的地位；不但一般市民，就是皇宫中也仍有烧柴薪的。可以证明庄季裕的话绝对是夸张的回忆，不足据为实证!若据庄氏之说，以为汴京一般市民燃料以石炭为主，甚至称为燃料革命，认为是中国近古文明进步的推动力，恐怕绝非事实”。[80]
宋神宗以後的近六十年间，开封燃料构成确实有很大变化，石炭的使用渐趋突出，最後占据开封燃料的主体，甚至可以供应外地。当然，石炭的使用不可能完全排除柴、木炭之类，因为石炭需要木柴等引火助燃。宋徽宗将开封以西汜水白波辇运司贡柴自三十六万斤减到十六万斤，正好是与当地石炭供应量的增加相平行的。
北宋灭亡後，金朝作为南京的开封仍使用石炭作燃料。逃到河南的金宣宗以“京城小民，中纳石炭，既给其价，御史劾以过请官钱，并系之狱，有论至极刑者，欲悉从宽宥”，但遭权臣术虎高琪的反对，“遂止”。[81]金代史料不多，但此条记载仍值得重视。
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一方面，一些巨大的历史事件固然对文明的演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当时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事，也同样对文明的演进，产生深远的影响。宋代燃料构成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石炭的普遍开采和利用，即属于後者。辽宋金代的石炭生产和利用，既为很多地区的人们提供了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燃料，也促进制瓷、炼铁、酿酒等手工业的发展，确是中国古代经济史和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当然，中国历史发展到宋代，仍说不上产生划时代的新文明，宋代文明超越唐代文明，也出现不少新的特点，但总的说来，仍只是传统文明的发展、延伸和深化。石炭的普遍开采和利用，也并未在宋代文明中居于基础性的地位，因为宋代仍是一个农业社会。石炭的生产和利用虽促进炼铁、制瓷、酿酒等业的发展，却未达到使整个农业社会的经济发生改观的地步。
原载《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
注 释
[1] 《史语所集刊》第8本。
[2] 《东方学》第13辑。
[3] 《亚洲研究杂志》1962年2月号。
[4] 参见漆侠先生《宋代经济史》，载《漆侠全集》第4卷第536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
[5] 《太平御览》卷605《墨》。
[6] 《水经注》卷10《浊漳水》。
[7] 《水经注》卷2《河水》。
[8] 《太平御览》卷871《炭》。《後汉书》卷122《郡国志》注引《豫章记》：“县有葛乡，有石炭二顷，可燃以爨。”其文字稍异。
[9] 《宋史》卷162《职官志》。
[10]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中册第101章。
[11] 《元史》卷85，卷89《百官志》。
[12] 《元史》卷94《食货志》。
[13] 《玉井樵唱》卷上。
[14] 《增订湖山类稿》卷2《湖州歌》(其九十)。
[15] 《春渚纪闻》卷8《南海松煤》。
[16] 《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5。
[17] 《本草纲目》卷9《石炭》转引。
[18] 《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其俗贫窭者多，冬月皆作长坑，下燃煴火以取暖。”《新唐书》卷220《高丽传》也有相似记载。
[19] 《张载集·文集佚存·杂诗》。
[20] 《三朝北盟会编》，以後简称《会编》，卷3载女真人习俗：“环屋为土床，炽火其下，相与寝食起居其上，谓之炕，以取其暖。”
[21] 《宋史》卷373《朱弁传》。
[22] 《中州集》卷10。
[23] 《宋史》卷24《高宗纪》，卷371《王伦传》。
[24]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
[25] 《宋史》卷284《陈尧佐传》。
[26] 《文献通考》卷9，《长编》卷164庆历八年六月。
[27] 《宋史》卷265《李昭遘传》。
[28] 《欧阳文忠公全集》卷61《内殿崇班薛君墓志铭》。
[29] 《长编》卷133庆历元年九月庚戌，《宋史》卷324《张亢传》。
[30] 《长编》卷279熙宁九年十二月丙申。
[31] 《常山贞石志》卷12《碑阴铸金铜象菩萨并盖大悲宝阁序》。
[32] 《长编》卷111明道元年九月己丑。
[33] 《宋会要》食货37之10。
[34] 《长编》卷106天圣六年三月己酉。
[35] 《历代名臣奏议》卷251。
[36] 《会编》卷73。
[37] 《金史》卷25《地理志》。
[38] 《本草纲目》卷9《石炭》转引。
[39] 《文献通考》卷14。
[40] 《宋史》卷186《食货志》。
[41] 《宋会要》食货55之21。
[42] 《北行日录》上。
[43] 《宋会要》食货42之12，48之15—16。
[44] 《梦溪笔谈》卷24。
[45] 《陇右金石录》卷3《怀戎堡碑记》。
[46] 《金史》卷25《地理志》只有嵩州福昌县。据《明一统志》卷29《河南府》：“金复改宜阳，元仍旧，本朝因之。”《元史》卷58《地理志》径作宜阳，并未说明沿革。
[47] 《东坡七集·东坡集》卷10。
[48] 《本草纲目》卷9《石炭》转引。
[49] 《石屏诗集》卷2。
[50] 《两宋名贤小集》卷369《雪矶丛稿四》。
[51] 《剑南诗稿》卷6。
[52] 《河南程氏外书》卷10。
[53] 《归田录》卷2。
[54] 《金史》卷23《五行志》。
[55] 《营造法式》卷13，卷27。
[56] 《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第1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57] 《宋会要》食货17之15，《长编》卷72大中祥符二年十月己酉。
[58] 《宋会要》食货49之25。
[59] 《宋史》卷257《王仁赡传》。
[60] 《宋史》卷93《河渠志》。
[61] 《宋史》卷175《食货志》。
[62] 《宋会要》食货55之21。
[63] 《宋史》卷165《职官志》，《文献通考》卷56。
[64] 《宋会要》职官27之3。
[65] 《宋会要》食货54之11。
[66]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长编》卷375元祐元年四月壬寅。
[67] 《长编》卷493绍圣四年十一月。
[68] 《长编》卷497元符元年四月壬午。
[69] 《宋会要》食货45之14。
[70] 《宋会要》食货46之10。
[71] 《宋会要》食货46之9。
[72] 《宋会要》食货37之33—34，《宋史》卷186《食货志》。
[73] 《谠论集》卷4《奏弹贾種民》。
[74] 《宋史》卷179《食货志》。
[75] 《宋会要》职官56之47—48，参见《宋史》卷354《俞●传》。
[76] 《宋会要》职官27之22。
[77] 《长编》卷504元符元年十一月己未。
[78] 《宋会要》食货68之116—117。
[79] 《宋会要》崇儒3之15—17。
[80] 《治史经验谈》第41页，第43页。
[81] 《金史》卷15《宣宗纪》兴定二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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