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著：《锱铢編》
河北大學出版社，2006年
四、遼宋金的煤炭生産
煤炭，中國古稱石炭，以有别于木炭、竹炭之類。日本至今仍沿用石炭一詞。
煤炭作為人類的一項重要能源，特别是近代工業社會的重要支柱。煤炭可用于消費，也可用于生産。但後者顯然更具有重要性。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煤鐵生産的發展，是古代農業社會走向近代工業社會的重要标志之一。
本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前輩學者全漢昇先生在《北宋汴梁的輸出入貿易》一文中，[1]已涉及開封石炭的輸入問題。到五十年代，日本著名史學家宮崎市定發表題為《宋代的石炭和鐵》的有名論文，他認為燃料問題使西亞的發展陷于停滞，而中國卻巧妙地加以解決，在某種意義上，可稱之為“燃料革命”。自唐迄宋，石炭的利用和普及，刺激了各方面的生産，成為中國新文化的基礎。[2]前輩學者王仲荦先生在《文史哲》1956年第12期《古代中國人民使用煤的曆史》一文中，以他淵博的學識，縱論中國古代用煤的曆史，但在宋代部份也有個别史料錯誤，此文今已收入他的《
華山叢稿》中。
六十年代，美國學者郝若貝(Hartwell)在《北宋時期中國煤鐵工業的革命》一文中，也強調了北宋的煤炭生産，認為十一世紀中國煤炭革命的記錄，與1540—1640年英國早期工業化時期的煤鐵發展曆史頗為相似。[3]
宮崎市定是一位學識廣博，思想敏銳的學者，他常能發現和提出一些他人不易發現和提出的問題，給人們以開闊視野，啟迪思路的學術享受。郝若貝教授則以中西對比的研究成果，受到了中國學者的重視。當然，宋代石炭産量事實上并未留下統計數字，鐵的産量雖有一些官方鐵課數，[4]但也難以據此而推算鐵産量。
到八十年代，中國前輩學者嚴耕望先生則在《治史經驗談》第40至43頁中，列舉了至宋徽宗時的八條開封燒柴記錄，反駁宮崎市定之說。許惠民先生也在《中國史研究》1987年第2期發表了《北宋時期煤炭的開發利用》的專文。
中國擁有豐富的煤炭資源，在目前及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内，煤炭在中國能源構成中仍将居于主要地位。本文将依據筆者個人所見的一些資料，對前人的論述作一些補充或商榷。
自遠古以來，森林一直是人類重要的材料和燃料基地。但是，在人類懂得對森林的亂砍濫伐，會破壞地球生态平衡，進而危及人類生存環境之前，森林覆寫率往往随着人口的繁衍，文明的演進，而逐漸減縮。宮崎市定首先指出，森林覆寫率的下降是與宋代石炭生産的發展相聯系的，這是很有見識的。
中國人是在全世界最早開采和利用煤炭，即石炭，這應是無可懷疑的史實。從考古發掘看來，西漢已使用煤炭。在中國古代曆史文獻中最早的石炭記錄，大緻可上推到東漢末和三國時代。據曆史學家們所例舉，有以下幾條。
第一，晉“陸雲與兄機書曰：一日上三台，曹公(曹操)藏石墨數十萬斤，雲燒此，消複可用”。[5]郦道元說：“石墨可書，又燃之難盡，亦謂之石炭。”[6]
第二，東晉釋道安《釋氏西域記》說：“屈茨(龜茲)北二百裡有山，夜則火光，晝日但煙，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鐵，恒充三十六國之用。”[7]
第三，南朝雷次宗《豫章記》說：“豐城縣葛鄉有石炭二百頃，可燃以炊爨。”[8]
第四，《水經注》卷13說，平城一帶“山有石炭，火之，熱同樵炭也”。
然而在漢唐之際，有關石炭生産和利用的文獻或考古資料不多，直到宋代，才有不少文獻或考古資料，證明石炭在燃料構成中已占重要地位。正如許惠民所說，這與“傳統燃料的危機”，即薪炭之類的短缺有關。
北宋初到宋神宗元豐改制前，中央财務機構三司，号為計省。三司由鹽鐵、度支和戶部三部組成，其下又各分若幹案，“鹽鐵分掌七案”，“六曰鐵案”，“掌金、銀、銅、鐵、朱砂、白礬、綠礬、石炭、錫鼓鑄”。[9]當時作為國家重點開發利用的礦産資源僅有八種，而石炭已列入其中，這在中國古代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反映了石炭在宋代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
建國比宋較早的遼朝也開采和利用石炭。在遼、北宋與南宋、金之交，金與元之交，中國經濟遭受兩次慘重的破壞，人口銳減，土地荒蕪。但金朝和元朝對石炭的利用不廢。馬可波羅于十三世紀來到中國，他記載說：“契丹全境之中，有一種黑石，采自山中，如同脈絡，燃燒與薪無異。其火候且較薪為優。蓋若夜間燃火，次晨不息。其質優良，緻使全境不燃他物。所産木材固多，然不燃燒。蓋石之火力足，而其價亦賤于木也。”[10]
石炭一詞，若從三國時算起，直到宋金時代，大約行用了近一千年。元代開始将石炭改稱煤炭。當時大都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設煤木所，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設西山煤窯場，“領馬安山大峪寺石灰煤窯辦課”。[11]元朝官府财政收入中有所謂“額外課”三十二項，其十二項名為“煤炭課”。[12]當然，元代石炭一詞仍沿用不廢，如尹廷高《燕山寒》詩說：“地穴玲珑石炭紅，土床蘆簟覺春融。”[13]宋末汪元量入元大都詩說“地爐石炭共團圞”。[14]後來石炭一詞逐漸不大流行了。
古漢語中的“煤”最早作煙塵解。如《呂氏春秋》卷17《任數》有“煤枲入甑中，棄食不祥”。後或轉用于文房四寶中之墨，如蘇轼“在儋耳，令潘衡所造，銘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者是也”。[15]大緻自元代行用煤炭一詞以來，至今已七百馀年，一直沿用不廢。但日語仍行用中國“石炭”的古詞。
中國煤炭資源主要分佈在北方，南方煤炭資源不足，北煤南運，至今仍是關系國民經濟全局的重大問題。此種煤炭資源分布不平衡的狀況，在宋人記載中已反映得相當清楚。《猗覺寮雜記》卷上說：
石炭自本朝河北、山東、陝西方出，遂及京師。
《曲洧舊聞》卷4說：
石炭用于世久矣，然今西北處處有之，其為利甚博。
《老學庵筆記》卷1說：
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而蜀又有竹炭，燒巨竹為之，易然，無煙，耐久，亦奇物。邛州出鐵，烹煉利于竹炭，皆用牛車載以入城，予親見之。
上述記載反映宋朝石炭産地的分佈，但也不應絕對化。以下依據文獻和考古資料，按地區對遼宋金的石炭生産和利用逐一作些介紹。
一、東北：據日本《考古學雜志》第27卷第9号小山富士夫《最近中國古窯址的發現》和《滿洲史學》第1卷第2号杉村勇造《撫順大官屯的古窯址》，大官屯的金代瓷窯以煤作燃料。
二、遼南京道和金中都路：據《文物》1978年第5期魯琪《北京門頭溝區龍泉務發現遼代瓷窯》載，在瓷窯遺址中發現有煤渣，這是遼代用煤的明證。金代趙秉文《夜卧炕暖》詩說：
京師苦寒歲，桂玉不易求。鬥粟換束薪，掉臂不肯酬。日籴五升米，未有旦夕憂。近山富黑瑿，百金不難謀。地炕規玲珑，火穴通深幽。長舒兩腳睡，暖律初回鄒。門前三尺雪，鼻息方
。田家燒榾柮，濕煙泫淚流，渾家身上衣，炙背曉未休。誰能獻此術，助汝當衾裯?。[16]
此詩形容以石炭燒炕，與前引元代尹廷高《燕山寒》“地穴玲珑石炭紅”可互相印證，說明遼金元之際，今北京一帶一直出産和利用石炭。但是，盡管“近山富黑瑿”，即石炭，但石炭在當地使用尚不普遍，故“田家燒榾柮”，仍以木材作燃料。南宋洪邁《夷堅志》也說“燕之西山”，“産石炭，可以炊爨”。[17]中國北方沿用約千年的睡炕習俗，大約源自高麗。[18]據考古發掘，位于今蒙古境内的遼鎮州（今蒙古哈達桑東北），即可敦城遺址中，室内有炕的設定。張載《土床》詩說：“土床煙足衾紬暖。”[19]這是北宋中期類似于炕的土床。與高麗相鄰的女真人也使用炕。[20]
三、遼西京道和金西京路：南宋初，朱弁奉使金朝，“至雲中，見粘罕”，[21]被金人拘留，“凡居雲朔二十年”。他在《炕寝三十韻》詩中說：
風土南北殊，習尚非一躅。出疆雖仗節，入國暫同俗。淹留歲再殘，朔雪滿崖谷。禦冬貂裘敝，一炕且跧伏。西山石為薪，黝色驚射目。方熾絕可迩，将盡還自續。飛飛湧玄雲，炎炎積紅玉。稍疑雷出地，又似風薄木。誰容鼠栖冰，信是龍銜燭。陽曦助喘息，未害搖空腹。惠氣生袴襦，仍工展拳足。豈惟脫膚鱗，兼複平體粟。負暄那用詫，執熱定思沃。收功在歲寒，較德比時燠。[22]
朱弁于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十一月随王倫使金，[23]估計應于翌年至雲中，詩中稱“淹留歲再殘”，則應寫于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時距遼亡僅四年。這也是一首描寫石炭燒炕的詩，證明在遼金之際，今山西大同一帶已有石炭的開采和利用，也證明當時燒炕已使用石炭。
四、宋金河東路：衆所周知，今山西煤炭儲量和産量之富，名列全國前茅。其實，早在唐代，日本僧人圓仁到太原府，“出城西門，向西行三、四裡，到石山，名為晉山。遍山有石炭，近遠諸州人盡來取燒，修理飯食，極有火勢，乃見岩石燋化為炭”。[24]宋時河東的石炭生産更盛。宋真宗時，陳堯佐“徙河東路(轉運使)，以地寒民貧，仰石炭以生，奏除其稅”。[25]宋仁宗時，“河東鐵錢既行，盜鑄者獲利十六”，澤州知州李昭遘說：“河東民燒石炭，家有橐冶之具，盜鑄者莫可诘。”[26]李昭遘所轄陽城縣，“陽城冶鑄鐵錢，民冒山險輸礦炭，苦其役，為奏罷鑄錢”，[27]所謂“礦炭”，自然是包括石炭在内的。薛塾“監曲沃縣酒稅，民素苦伐薪，給官炊”，他“始更用石炭，民得不苦”。[28]釀酒有煮糧食的工序，用石炭取代“薪”，可知當地石炭産量之豐富而價廉。又張亢因府州東部“焦山有石炭穴，為築東勝堡”，[29]“石炭穴”就是煤礦。宋神宗時，太原知府韓绛上奏指出，“況本路鐵礦、石炭足以鼓鑄，公錢不可濫”，他認為要扭轉“鐵錢盜鑄者廣，濫雜而不可除”的狀況，“錢法宜若陝西，鑄錢本重而模精，則奸盜無以牟利”。[30]
以上記載表明，河東路百姓開采石炭，以石炭盜鑄鐵錢的情況是相當普遍的；而官府冶鐵，鑄造鐵錢，也同樣離不開石炭。由于石炭成為一項重要利源，官府一度實行徵稅，自宋真宗免稅後，自然使石炭開采更盛。
宋的河東石炭生産自然被金朝所繼承。據《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4期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山西洪趙縣坊堆村古遺址墓群清理簡報》，《文物》1983年第1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稷山金墓發掘簡報》，在金代墓葬中發現有煤炭作為殉葬品。
五、宋金河北等路：宋時河北路的石炭生産，也頗為引人注目。宋太祖時，鎮州鑄造大型銅菩薩像，“堀地創基，至于黃泉，用一重礓礫，一重土石，一重石炭，一重土，至于地平”。[31]此處石炭作為打地基之用，似不多見，但也反映當地石炭非罕見之物。鎮州後升真定府，宋仁宗明道時，“廢真定府石炭務”，其情況不詳。[32]
在真定府以南的磁州和相州，據宋仁宗天聖時杜詹奏：“欲乞指揮磁、相等州所出石炭，今後除官中支賣外，許令民間任便收買販易。”[33]楊峤奏，“澶州浮橋用船四十九隻”，“請自今于秦、隴、同州伐木，磁、相州取鐵及石炭，就本州造船”。[34]可知磁州和相州是宋朝重要的石炭産地。宋哲宗時，範祖禹奏，說北京大名府“石炭非常踴貴”，[35]可見當地也以石炭作燃料。
據《文物》1990年第4期北京大學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磁具觀台磁州窯遺址發掘簡報》，秦大樹《河北省磁具觀兵台古瓷窯遺址調查》，兩處宋金元瓷窯都是燒煤的。磁縣即是宋金時的磁州，又據《考古》1960年第3期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鶴壁市古煤礦遺址調查簡報》，1959年至1960年，今河南省鶴壁市發現宋代古煤礦，證明當時已掌握地面開鑿豎井技術，并依地下自然煤層的變化，開掘巷道，将煤田分成若幹小區，采取“跳格式”采掘，先内後外，逐漸後撤。在排水技術方面，除利用軸轳抽水外，還将地下水引入采完煤的坑窪地區貯存。估計此礦約有幾百人的規模。又《文物》1964年第8期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省鶴壁集瓷窯遺址發掘簡報》載，此處宋代瓷窯遺址的發掘，發現有成堆的燒窯燃料——煤塊。宋代“相州有鶴壁村”，[36]金代改為鶴壁鎮，隸屬相州(後升彰德府)湯陰縣。[37]上述考古資料和曆史記載是相吻合的，今鶴壁市發現的古煤礦無疑是宋代相州石炭産地之一。南宋洪邁《夷堅志》說“彰德南郭村井中産石墨”，石墨即是石炭。[38]
《考古通訊》1955年第3期李錫經《河北曲陽縣修德寺遺址發掘記》載，相當于北宋定州(後升中山府)曲陽縣的修德寺遺址中，有殘竈，室外有煤灰堆渣。這也是當地使用煤作炊事燃料的實證。
在相州以南的懷州，大緻相當于今河南省産煤的焦作市一帶。宋神宗熙甯初規定：“石炭自懷到京，不徵。”[39]宋時商稅有過稅，“行者赍貨，謂之過稅，每千錢算二十”，[40]即徵稅2%。此處的“不徵”，即是指懷州石炭販運開封，可免徵過稅。據稍晚的記載，官員陳康民建議，“在京〔窯〕務所有柴數，于三年内取一年最多數，增成六十萬束，仍與石炭兼用”，“其石炭自于懷州九鼎渡、武德縣收市”。宋神宋“诏除武德縣收市不行外，馀并從之”。[41]為滿足京都窯務燒制磚瓦等用，皇帝仍允許在懷州九鼎渡“收市”石炭。懷州是以成為開封的石炭供應地，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懷州本地出産石炭，二是河東石炭可經懷州販運京都。但是，若考慮到古代落後的交通條件，長途販運石炭并非能有多大赢利，而宋廷免徵過稅，又僅以懷州至開封為限，則後一種可能似可排除，而懷州應是宋代重要的石炭産地。
北宋滅亡後，宋孝宗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即金世宗大定九年，宋人樓鑰使金，途經磁州以東的洺州永年縣臨洺鎮，看到幾家酒店中置辦“石炭數塊，以備暖盪”，[42]這也反映了金代石炭使用的普遍。
六、宋金陝西各路：宋朝陝西路也有石炭生産。宋仁宗天聖時記載，陝西有一批場務，其中包括邠州“買撲石炭定平縣張村、陵頭村等務”，華州“石炭店”等，[43]表明上述三地有煤礦。沈括說：“石炭煙亦大，墨人衣，予戲為延州詩雲：‘二郎山下雪紛紛，旋卓穹廬學塞人。化盡素衣冬未老，石煙多似洛陽塵。’”[44]又《雞肋編》卷上載：“延州亦有詩雲：‘沙堆套裡三條路，石炭煙中兩座城。’”都反映了北宋時延州(後升延安府)一帶普遍以石炭作燃料，以至污染了空氣。宋徽宗時，會州懷戎堡“北有寶積山，産石炭、甘鐵”，[45]這是與西夏交界地區所築之堡寨，原為西夏之石炭和甘鐵産地，說明西夏也産石炭。《本草綱目》卷9《石炭》轉引南宋洪邁《夷堅志》說，隴州“汧陽縣有石墨洞”，石墨即是石炭。據《考古》1959年第12期陝西考古所泾水隊《陝西銅川宋代窯址》和《陝西銅川耀州窯》第9頁，第12頁，在今銅川市西南黃堡鎮發現宋代耀州瓷窯遺址，其窯室内和灰坑内均發現煤渣和煤塊，證明石炭支援了耀州的瓷器生産。《文物》1980年第1期銅川市、旬邑縣文化館，陝西省文管會《陝西新發現兩處古瓷窯遺址》和《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3期鹹陽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旬邑安仁古瓷窯遺址發掘簡報》記載，在銅州市北玉華窯址和旬邑縣城南安仁窯址，都發現了煤渣，其時限相當于宋金元代。
七、宋京西路和金南京路：《陶朱新錄》說“鞏縣有石炭坑”，即煤礦。《本草綱目》卷9《石炭》轉引南宋洪邁《夷堅志》說：“宜陽縣有石墨山。”石墨即是石炭。按宋代無宜陽縣，此處應是使用金代福昌縣之改名。[46]《續夷堅志》卷4《炭中二仙》載，在金朝後朝的河南府渑池縣，“此地出炭，炭穴顯露，随取而足，用者積累成堆，下以薪爇之，烈焰熾然”。《文物》1974年第12期趙青雲、王典章《河南省新安縣古瓷窯遺址調查》記載，在遺址中發現煤渣。新安縣在宋金時代屬西京河南府，與渑池縣毗鄰，此古瓷窯遺址屬宋金元代。又《文物》1964年第8期葉喆民《河南省禹縣古窯址調查記略》說，宋代均窯的燃料有煤和木柴。《考古》1989年第8期安廷瑞《河南禹縣神垕鎮北宋煤礦遺址的發現》，介紹了大陸考古又一次發現的宋代煤礦。禹縣在宋朝為颍昌府陽翟縣。此外，《蘇沈良方》卷6提到“河陽石炭”，可知孟州河陽縣也出産石炭。
八、宋京東路和金山東路：據《文物》1978年第6期山東淄博陶瓷史編寫組《山東淄博市淄川區磁村古窯址試掘簡報》，在大緻相當于宋金時代的古瓷窯遺址中，尚有未燃燒的煤塊。此外，蘇轼著名的《石炭》詩，已為衆所周知。他說：“彭城舊無石炭，元豐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訪獲于州之西南白土鎮之北，以冶鐵作兵，犀利勝常雲。”其詩說：
豈料山中有遺寶，磊落如瑿萬車炭。流膏迸液無人知，陣陣腥風自吹散。根苗一發浩無際，萬人鼓舞千人看。投泥潑水愈光明，爍玉流金見精悍。南山栗林漸可息，北山頑礦何勞鍛。為君鑄作百煉刀，要斬長鲸為萬段。[47]
當地冶鐵業的發展，固然依賴石炭的開發，而瓷器生産亦不例外。徐州所屬蕭縣白土鎮還有宋金瓷窯，據《考古》1962年第3期宋伯胤《蕭窯調查記略》，1963年第12期胡悅謙《安徽蕭縣白土窯》，當地瓷窯遺址中堆積了很厚的煤炭渣，這是白土鎮的石炭還支援制瓷業的明證。
九、宋淮南路：《異聞總錄》卷1載，宋理宗寶祐時，安慶府九曲嶺有一茅屋，“二士燒石炭，對坐觀書”，表明淮南一帶也可能有石炭生産。
十、宋江西路：南宋《古今合壁事類備要》外集卷55《産炭山間》載：“豐城、平鄉二縣，皆産石炭于山間，掘土黑色，可燃，有火而無焰，作硫黃，氣既銷，則成白灰。”此處所說豐城縣屬隆興府。平鄉大約即是指袁州萍鄉縣，今萍鄉市。北宋時北方河北路邢州有平鄉縣，疑非是。南宋洪邁《夷堅志》說：“江西之廬山、袁州、豐城、贛州，皆産石炭，可以炊爨。”[48]此外，戴複古《萍鄉客舍》詩有“地爐燒石炭”之句，[49]樂雷發《萍鄉和王堯章韻》有“撥殘石炭西窗冷”之句，[50]都證明今萍鄉市早已有石炭的開采。
十一、宋荊湖路：《本草綱目》卷9《石炭》轉引南宋洪邁《夷堅志》說，“楚之荊州、興國州”，“皆産石炭，可以炊爨”。按宋代有興國軍，屬江西路，無興國州，既稱“楚”地，據《明一統志》卷59《武昌府》，應是改用明代地名，即是宋代之興國軍。可知《本草綱目》所引并非《夷堅志》原文。但荊州即是江陵府。
十二、宋四川：前引《老學庵筆記》的作者陸遊盡管強調四川的竹炭生産，但在《初到榮州》詩中有“地爐堆獸熾石炭”之句。[51]榮州州治為今自貢市附近的榮德，今已改名榮縣。《考古》1983年第1期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彭縣文化館《四川彭縣磁峰窯址調查記》載，在此宋代瓷窯遺址中發現有煤渣。《考古》1986年第10期重慶市博物館《重慶市塗山宋代瓷窯試掘報告》說，在堆積層中和窯爐内外都發現煤渣，經鑒定，屬低炭分、低硫、高溫卡無煙煤。塗山窯産品光潔，斑疵少，這與采用低硫煤有極大關系。
以上所引各地的記錄當然是不完整的，特别是考古發掘，更會有新的突破。盡管如此，在遼宋金代，各地有如此多的石炭開采和利用記錄，這是史無前例的。由于石炭的主要産地在北方，故遼和北宋之後，金成為中國的主要石炭産地，而南宋則居次要地位。
由于石炭開采的普遍，使人們對石炭礦也有較多的知識，如儒學家程颢和程頤說：“石炭穴中遺火，則連蔓不絕。”[52]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石炭礦着火，不易撲滅，造成資源的浪費自不可免。
遼宋金代的石炭利用，固然也有一些特殊情況。如前述用石炭打地基，歐陽修說，“有人遺餘以清泉香餅一箧者”，“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53]金海陵王時，有“野人采石炭，獲異香”。[54]《蘇沈良方》卷6記載“治鼻衄”，“取河陽石炭心，如無，隻用光明者為末，新水下，立止”。此類當然都不是石炭的主要用途。
石炭主要用于民家取暖、炊食等生活消費，也用于諸如燒制磚瓦、瓷器、造船、冶鐵等手工業生産。建築有時也使用“軟石炭”。[55]
現代中國人家庭生活用煤，往往以泥、水和煤屑混合，做成煤球、煤餅、蜂窩煤之類。從前引樓鑰“石炭數塊，以備暖盪”之說看，宋金時人徑以天然石炭作燃料；然而從蘇轼“投泥潑水愈光明”的詩句看，當時也有與現代生活用煤類似的加工辦法。
遼宋金代用石炭燒制瓷器已相當普遍，這不能不引起瓷窯結構和燒制技術的變化。《考古》1962年第6期王家廣《耀州瓷、窯分析研究》說，“燒煤比柴火焰短，局部發熱量大，灰屬酸性，易結焦。在控制火焰方面，用煤比用柴困難得多”。“耀窯在控制火焰這一問題上是有辦法的，足見耀窯燒制技術高”。其實，也不光是耀瓷，當時的各種名瓷，凡用煤燒制者，都有類似的問題和解決辦法。
石炭作為冶鐵業的燃料和滲碳劑的作用尤大。正如楊寬先生所指出，“在大規模的交通運輸工具沒有創造以前，鐵礦的附近必須有燃料的來源，冶鐵業才得發展”。“宋代以後，冶鐵業是以能夠進一步發展，該與使用煤作燃料有關。但是用煤煉鐵也存在着缺點。煤在爐内受熱容易碎裂，容易阻塞爐料的透氣；同時煤中含硫一般較高，用煤煉鐵常常使得生鐵中含硫量升高，影響生鐵的品質”。[56]蘇轼稱徐州用石炭“冶鐵作兵，犀利勝常”，當另有一些原因，至少宋時尚無以煤燒制焦炭的證據。
由于宋代石炭已經成為公認的重要礦産和利源，官府橫斂的觸角，也必然伸向石炭的生産和銷售領域。宋朝官府攫取石炭利源的辦法大體有以下三類。第一，徵收商稅，宋真宗大中祥符诏說：“如聞并州民鬻石炭者，每馱抽稅十斤，自今除之。”[57]前述陳堯佐奏除河東石炭稅，宋神宗時規定免除懷州至開封的石炭過稅，都屬特殊的優惠政策。第二，實行買撲制，如前述陝西邠州的一些石炭産地，召募人戶承買，向官府輸納課利。第三，官府設定專門機構，負責石炭銷售，從中漁利。前述宋仁宗時廢罷之石炭務，即是此類機構。宋徽宗大觀诏說：“應鹽、香、礬、茶、市舶、石炭之類專局去處，近併入轉運司等，仰逐司悉力奉行，如能職事修舉，課利增羨，當議推賞，令戶部立殿最法申尚書省。”[58]此處列舉了包括石炭在内的六類“專局”，雖已併入轉運司等機構，仍要求“課利增羨”，并為此制訂“殿最法”，按赢利厚薄進行賞罰。
最後再讨論一下北宋京城開封燃料構成和石炭機構的情況。北宋前期，自陝西販運木材至開封，成為一項赢利優厚的貿易。“近臣戚裡遣人市竹木秦、隴間，聯巨筏至京師，所過關渡矯稱制免算。既至，厚結有司，悉官市之，倍收其直”。[59]這個宋史界所共知的事實，恰好證明北方其他地區森林資源的不足。當然，薪炭林和用材林或可有所差別。流經開封的汴河，“下西山之薪炭”，[60]“繇京西、陝西、河東運薪炭至京師”。宋英宗時，“薪以斤計一千七百一十三萬，炭以秤計一百萬”。[61]
宮崎市定在論文中引用《續資治通鑒長編》、《宋會要》中一些有關開封炭場的記錄。其實，單有一個“炭”字，往往是指木炭。上引宋英宗時的記錄證明，直到北宋立國百年後，開封的燃料仍以薪和木炭為主。
如前所述，宋神宗時，規定自河北懷州到開封，販運石炭可免徵商稅。又将當地窯務“出賣石炭每秤定價六十文”，而窯務用柴來自“南京(應天府)、宿、亳”州。[62]這反映在開封所用燃料中，石炭已占一定比重。
宋神宗元豐改制後，“寺監不治外事”。其中太府寺下轄有“石炭場，掌受納出賣石炭”，而司農寺下轄有“内柴炭庫，掌諸薪炭，以給宮城及宿衛班直、軍士薪炭、席薦之物”，還有“炭場，掌儲炭，以供百司之用”。[63]太府寺的石炭場與司農寺的内柴炭庫、炭場不僅有石炭與薪炭品類之别，石炭場“因衆所利，資其不給”，[64]是官營商業機構，内柴炭庫和炭場是官府、軍人的供應機構。在元豐改制前，宋朝在開封早就設定炭場，共計三所，“三炭場在京，掌年額稅炭、木炭，供内外之用”。[65]石炭場則有可能是元豐改制時所新設，事實上反映了石炭在開封城市生活中已占據了相當的重要性。
宋哲宗元祐初，将“石炭場”“見在錢物，立為定額”。[66]紹聖時，禦史中丞邢恕言，“辇毂之下，号為帝宅，凡布恩德，宜先諸夏”，“因乞官減價粜米，出賣石炭，不限多少，蠲放民僦直。言多施行”。[67]他提出“辇毂之下”做三件“恩德”事，“出賣石炭”即是其中之一。元符初，京西排岸司言：“西河石炭綱有欠，請依西河柴炭綱欠法。”得到宋廷準許。[68]時官府水陸運輸，以一定數額的同類物資，組成一綱。如金以二萬兩，銀以十萬兩，錢以二萬貫為一綱。[69]宋仁宗天聖時規定，汴河運糧船，“每五百料船二十五隻為一綱，四百料船三十隻為一綱。[70]一料即為載重一石，時“以船力勝五十石為準，實裝細色斛鬥四十石”，[71]即十分之八的載重量用于運糧，實際上是以運糧一萬石或九千六百石為一綱。宋時隻有大宗物資，方編組綱運。當時石炭綱應是編組不久，其制度尚不健全，故須參照柴炭綱立法。與三十馀年前宋英宗時相比，開封的燃料由仰賴柴和炭轉變為以柴、炭和石炭并重，确是一大變化。
宋徽宗即位之初的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尚書省勘會”，“石炭自近年官中收買，置場出賣，後來在市價轉增高，實于細民不便”。宋徽宗令“今後更不官買石炭出賣”。當時将“市易務改名平準務”，宋徽宗同時“诏罷平準務”。[72]陳次升奏論官員賈種民,指責他“又支洛口官錢，兌買平準務石炭”。[73]由于石炭的買賣已成赢利事業，除石炭場外，市易務和平準務也先後插手石炭的買賣。賈種民的所為，雖已不知其詳情，但無疑也是插手石炭的買賣。
史稱“自崇甯以來，言利之臣殆析秋毫”，“官賣石炭增二十馀場，而天下市易務炭皆官自賣”。[74]宋徽宗為竭天下以自奉，很快就背棄了 “今後更不官買石炭出賣”的诏令。石炭場由宋神宗時的一個，發展到二十多個，計有“河南第一至第十石炭場，河北第一至第十石炭場，京西軟炭場，抽買石炭場，豐濟石炭場，城東新置炭場”。此類石炭場或炭場都設于京城，作為“選人任在京窠阙”的機構。[75]新設者顯然以石炭場為生，僅有一個軟炭場和一個炭場。宋徽宗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開封尹王革奏：“都下石炭私場之家并無停積，竊慮下流官司阻節，欲望下提舉措置炭事所司，今後沿流官司不得阻節邀攔，及抑勒炭船，多行搔擾，許客人經尚書省陳訴。”宋徽宗“诏依，敢有阻節，以違禦筆論”。[76]
由此可知，當時因石炭場增設甚多，故又設立提舉措置炭事所，作為總的石炭機構。此外，開封還有不少“石炭私場之家”。官府專營石炭銷售，自然是為牟取壟斷性的赢利。如同鹽、茶等專營一樣，官府仍允許并需要私商，包括“石炭私場之家”銷售石炭，官府專營無非是增加石炭銷售中的一道中間剝削，吃虧者自然是廣大群眾。通過西河石炭綱等輸送京都的石炭，并非僅供京城燃料之需，還可通過私商販運到汴河“下流”各地。宋廷對私商以“炭船”将石炭運往“下流”各地，是采取鼓勵政策的，規定“沿流官司”“敢有阻節，以違禦筆論”。
以上記載表明，開封的石炭供應是充裕的，故尚有轉販外地的可能。
盡管官府對京城的石炭實行專營，這并不排除在寒冬時節的救濟措施。宋哲宗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十一月，三省言：“訪聞市中石炭價高，冬寒，細民不給。”宋哲宗便“诏專委吳居厚措置出賣在京石炭”。[77]宋徽宗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十一月诏說：“時雪苦寒，道路阻滞，常平倉米、麥以衮合價錢二等出粜，硬石炭每秤減價十錢。”[78]政和年間還規定，太醫學由“抽買石炭場歲給石炭三萬秤”。[79]
南宋初年，應綽(字季裕)在《雞肋編》卷中回憶說：
昔汴都數百萬家，盡仰石炭，無一家然薪者。今駐跸吳、越，山林之廣，不足以供樵蘇。雖佳花美竹，墳墓之松楸，歲月之間，盡成赤地。根枿之微，斫撅皆遍，芽蘖無複可生，思石炭之利而不可得。
嚴耕望先生針對宮崎市定之說，引用北宋後期的資料。例如《宋史》卷335《種師道傳》說，因金兵南侵，“京城自受圍，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又如《宋會要》崇儒7之59，宋徽宗宣和時減各地貢品，“汜水白波辇運司柴三十六萬斤，減二十萬斤”。嚴先生認為，莊綽此說“是講北宋汴京燃料的一條極好資料，但不免過分誇張”，“汴京城裡一般市民生活以及燒窯所用的燃料，薪柴至少仍占極重要的地位；不但一般市民，就是皇宮中也仍有燒柴薪的。可以證明莊季裕的話絕對是誇張的回憶，不足據為實證!若據莊氏之說，以為汴京一般市民燃料以石炭為主，甚至稱為燃料革命，認為是中國近古文明進步的推動力，恐怕絕非事實”。[80]
宋神宗以後的近六十年間，開封燃料構成确實有很大變化，石炭的使用漸趨突出，最後占據開封燃料的主體，甚至可以供應外地。當然，石炭的使用不可能完全排除柴、木炭之類，因為石炭需要木柴等引火助燃。宋徽宗将開封以西汜水白波辇運司貢柴自三十六萬斤減到十六萬斤，正好是與當地石炭供應量的增加相平行的。
北宋滅亡後，金朝作為南京的開封仍使用石炭作燃料。逃到河南的金宣宗以“京城小民，中納石炭，既給其價，禦史劾以過請官錢，并系之獄，有論至極刑者，欲悉從寬宥”，但遭權臣術虎高琪的反對，“遂止”。[81]金代史料不多，但此條記載仍值得重視。
縱觀人類曆史的發展，一方面，一些巨大的曆史事件固然對文明的演進，産生了巨大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有許多當時看來是微不足道的事，也同樣對文明的演進，産生深遠的影響。宋代燃料構成所發生的重大變化，石炭的普遍開采和利用，即屬于後者。遼宋金代的石炭生産和利用，既為很多地區的人們提供了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燃料，也促進制瓷、煉鐵、釀酒等手工業的發展，确是中國古代經濟史和科學技術史上的一件大事。當然，中國曆史發展到宋代，仍說不上産生劃時代的新文明，宋代文明超越唐代文明，也出現不少新的特點，但總的說來，仍隻是傳統文明的發展、延伸和深化。石炭的普遍開采和利用，也并未在宋代文明中居于基礎性的地位，因為宋代仍是一個農業社會。石炭的生産和利用雖促進煉鐵、制瓷、釀酒等業的發展，卻未達到使整個農業社會的經濟發生改觀的地步。
原載《紀念李埏教授從事學術活動五十周年史學論文集》
注 釋
[1] 《史語所集刊》第8本。
[2] 《東方學》第13輯。
[3] 《亞洲研究雜志》1962年2月号。
[4] 參見漆俠先生《宋代經濟史》，載《漆俠全集》第4卷第536頁，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年。
[5] 《太平禦覽》卷605《墨》。
[6] 《水經注》卷10《濁漳水》。
[7] 《水經注》卷2《河水》。
[8] 《太平禦覽》卷871《炭》。《後漢書》卷122《郡國志》注引《豫章記》：“縣有葛鄉，有石炭二頃，可燃以爨。”其文字稍異。
[9] 《宋史》卷162《職官志》。
[10] 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記》中冊第101章。
[11] 《元史》卷85，卷89《百官志》。
[12] 《元史》卷94《食貨志》。
[13] 《玉井樵唱》卷上。
[14] 《增訂湖山類稿》卷2《湖州歌》(其九十)。
[15] 《春渚紀聞》卷8《南海松煤》。
[16] 《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5。
[17] 《本草綱目》卷9《石炭》轉引。
[18] 《舊唐書》卷199上《高麗傳》：“其俗貧窭者多，冬月皆作長坑，下燃煴火以取暖。”《新唐書》卷220《高麗傳》也有相似記載。
[19] 《張載集·文集佚存·雜詩》。
[20] 《三朝北盟會編》，以後簡稱《會編》，卷3載女真人習俗：“環屋為土床，熾火其下，相與寝食起居其上，謂之炕，以取其暖。”
[21] 《宋史》卷373《朱弁傳》。
[22] 《中州集》卷10。
[23] 《宋史》卷24《高宗紀》，卷371《王倫傳》。
[24]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3。
[25] 《宋史》卷284《陳堯佐傳》。
[26] 《文獻通考》卷9，《長編》卷164慶曆八年六月。
[27] 《宋史》卷265《李昭遘傳》。
[28]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61《内殿崇班薛君墓志銘》。
[29] 《長編》卷133慶曆元年九月庚戌，《宋史》卷324《張亢傳》。
[30] 《長編》卷279熙甯九年十二月丙申。
[31] 《常山貞石志》卷12《碑陰鑄金銅象菩薩并蓋大悲寶閣序》。
[32] 《長編》卷111明道元年九月己醜。
[33] 《宋會要》食貨37之10。
[34] 《長編》卷106天聖六年三月己酉。
[35] 《曆代名臣奏議》卷251。
[36] 《會編》卷73。
[37] 《金史》卷25《地理志》。
[38] 《本草綱目》卷9《石炭》轉引。
[39] 《文獻通考》卷14。
[40] 《宋史》卷186《食貨志》。
[41] 《宋會要》食貨55之21。
[42] 《北行日錄》上。
[43] 《宋會要》食貨42之12，48之15—16。
[44] 《夢溪筆談》卷24。
[45] 《隴右金石錄》卷3《懷戎堡碑記》。
[46] 《金史》卷25《地理志》隻有嵩州福昌縣。據《明一統志》卷29《河南府》：“金複改宜陽，元仍舊，本朝因之。”《元史》卷58《地理志》徑作宜陽，并未說明沿革。
[47] 《東坡七集·東坡集》卷10。
[48] 《本草綱目》卷9《石炭》轉引。
[49] 《石屏詩集》卷2。
[50] 《兩宋名賢小集》卷369《雪矶叢稿四》。
[51] 《劍南詩稿》卷6。
[52] 《河南程氏外書》卷10。
[53] 《歸田錄》卷2。
[54] 《金史》卷23《五行志》。
[55] 《營造法式》卷13，卷27。
[56] 《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發展史》第15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57] 《宋會要》食貨17之15，《長編》卷72大中祥符二年十月己酉。
[58] 《宋會要》食貨49之25。
[59] 《宋史》卷257《王仁贍傳》。
[60] 《宋史》卷93《河渠志》。
[61] 《宋史》卷175《食貨志》。
[62] 《宋會要》食貨55之21。
[63] 《宋史》卷165《職官志》，《文獻通考》卷56。
[64] 《宋會要》職官27之3。
[65] 《宋會要》食貨54之11。
[66]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長編》卷375元祐元年四月壬寅。
[67] 《長編》卷493紹聖四年十一月。
[68] 《長編》卷497元符元年四月壬午。
[69] 《宋會要》食貨45之14。
[70] 《宋會要》食貨46之10。
[71] 《宋會要》食貨46之9。
[72] 《宋會要》食貨37之33—34，《宋史》卷186《食貨志》。
[73] 《谠論集》卷4《奏彈賈種民》。
[74] 《宋史》卷179《食貨志》。
[75] 《宋會要》職官56之47—48，參見《宋史》卷354《俞●傳》。
[76] 《宋會要》職官27之22。
[77] 《長編》卷504元符元年十一月己未。
[78] 《宋會要》食貨68之116—117。
[79] 《宋會要》崇儒3之15—17。
[80] 《治史經驗談》第41頁，第43頁。
[81] 《金史》卷15《宣宗紀》興定二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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