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立国前女真族文化落后，建立金朝后，积极学习吸收汉文化。
随着民族融合进程的深入，女真统治者受儒家思想熏染，儒学修养逐渐提升，表现出对儒学的心理认同，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儒学影响下的金代文学，继承儒家诗教观，主张文以明道，追求《诗经》以来形成的风雅传统，并且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有所体现。
女真族建立金朝之前，其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和文化水平相对中原地区落后很多，金朝建立之后，随着民族融合的逐渐加深，女真族加快学习和吸收汉文化，统治者受到儒学的熏染，儒学修养大大提高，促进了金朝儒学的发展。
一、儒学背景下的金代文学
金朝作为女真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依靠强大的武力，先后灭亡了辽和北宋政权，继而入主中原。
女真族建立金朝之前，文化水平相对较低，还保留着相对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入主中原后，大量搜集汉人图书，积极吸收汉文化，推动民族融合，为金代儒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金太祖、太宗时期，致力于开疆拓土，较少顾及到文化建设，金熙宗、海陵王二人以及之后的金代帝王自幼即受教于儒家士大夫，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儒学修养逐步提升。
金代统治者的示范作用，促进了女真人对汉文化的接受，教育和科举内容的儒学化，以及大量学校和文庙的修建，推动了儒学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二、金初儒士的文化传播
金初儒士主要来自辽和北宋，主要的任务在于为朝廷制定完善的官制和礼仪，即所谓“朝廷典策、邻国书命”，并没有过多的儒学理念上的阐释，为金代儒学的经学化倾向奠定了基础。
金代理学虽受到宋代理学的影响而有所发展，但并未出现足以名世的理学大家。金代儒学发展的同时，释、道思想亦流行于金代社会，呈现出儒释道三教融合的趋势，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儒家文学观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金代文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初期、中期和晚期三个时期，初期文坛即金初的“借才异代”时期，金初的“异代”文人在进入金朝之前就已经具备较高的文学修养，较为成熟的文学风格，他们为金朝文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期文坛从“国朝文派”的出现到宣宗贞祐南渡之前，“国朝文派”文人生于金、长于金，开始形成金代文学独有的特色，但从中仍可看到金初“异代”文人的影响，
金宣宗时期，面对蒙古军队的进攻，金朝军队无力抵抗，国势日渐衰落，文学发展也进入新的时期。
后期文坛从贞祐南渡到金亡，贞祐南渡后虽然国势日渐衰落以至于最终灭亡，但文学的发展却迎来繁荣发展，出现了很多的文学家。
三、儒学对金代文士的影响
儒学对金代文士的影响体现在正统观念的转变和隐逸意识的加强，金朝作为女真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其建立之初，统治者就开始为本朝的正统性寻求理论依据，在此过程中，儒家正统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金代统治者灭亡北宋，入主中原后，积极进行汉化改革，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制定官制和礼仪等制度，并且多次讨论王朝“德运”问题，以期获得汉人的认可和拥护。
受到“夷夏之辨”观念的影响，古代汉族士人对少数民族普遍抱有一定的偏见，在此背景下的金代汉族士人，其正统观有个从排斥到接受的变化过程，表明他们对金朝统治合法性的心理上的逐步认同，并且在文学作品中有所表达。
金代初期来自辽和宋的文士，或是战争中被俘，或是主动投降金朝，或是出使金朝被留，儒家忠君思想影响下的汉族士人常常流露出对于故土的怀念，在其文学作品中有着较为明确的表达。
因此，金初“异代”文士，尤其是来自宋朝的文士，仍然以宋朝为正统，对于金朝统治的正统性抱有怀疑的态度。
而生于金、长于金的文人，即萧贡提出的“国朝文派”，他们对于辽、宋并没有特殊的情感，自然是认同金朝统治的正统合法性，在文学作品中也流露出作为金朝臣民的自豪感和优越感。
金代末期，面对蒙古军队的进攻，王朝危在旦夕时，文人士大夫表现出对王朝命运的关切和担忧，丝毫不逊于汉族士人对汉人政权的关心，金代文士对金朝统治的心理认同可见一斑。
另外女真统治下的汉族士人，在仕途上面临更为困难的处境，在文学作品中流露出较强的隐逸思想。
金初异代文士出于全身远祸、不仕二主的考虑，常常流露出隐逸之思，“国朝文派”文人一方面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影响，有着较为强烈的入世愿望，另一方面又面临仕途上的困境，在仕与隐之间徘徊挣扎，时常流露出的隐逸之思，他们都未必真的要隐居山林，而更多的是作为仕途遭遇挫折时心理上的慰藉。
四、金代传统儒学的回归
儒家思想影响下的金代文学观，对于《诗经》以来形成的风雅传统有着自觉的追求，在文道关系的体认上，继承儒家诗教观，主张文学能够“明王道，辅教化”，传达儒家忠、孝、仁、义等理念，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教化功能。
儒家文学观倡导“文质彬彬”，强调文学作品内容的充实，反对外在形式上过度的雕饰，在此观念引导下，金代贞祐南渡后的文坛，主张“文以意为主”，以此反拨金代章宗以来文坛上形成的尖新、浮艳之风，推动了金代文学的发展。
同时，金代传统儒学的回归，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金代文学复古倾向的形成，金代文人主张师法古人，从而获得文学水平上的提升，主要体现在金代文人对唐宋文学的接受和学习上。
金代文人对唐代文学普遍持推崇态度，师法范围较广，盛唐、中唐、晚唐文人都在学习范围之内，而金代文人对宋代文学则褒贬不一，学习的对象主要集中在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且不乏批评之词。
五、儒学影响下金代文学表现
儒学影响下的金代文学创作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金代初期的“异代”文人受到儒家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不能忘怀故国，在金朝始终找不到归属感。
因此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对故国家乡的怀念，加之仕于二朝的心理负担，他们萌生退隐之心，表达出对隐逸的向往，借以消解内心中的困境。
金代立国的过程中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即使在金朝建立后，战争亦频繁发生，加之朝廷赋税和不时发生的自然灾害。
金朝百姓的生活并不富足，即使号称“盛世”的世宗、章宗朝，金朝百姓有时亦不免陷入不能自足的境地，金代中期的文人受儒家仁政思想的影响，关心普通百姓的生产生活状况，以刘迎为代表的文人创作出诸多关怀民生的文学作品。
而儒家文人士大夫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会不经意间就会流露出对儒学理论的思考，这些思考植根于深厚的儒学修养，有些作品尚不失文学色彩，金代文人亦有此类作品。
金代文人还有阐发儒学理论的文学创作，这些文学作品纯是儒学义理的阐发，宣扬儒家思想，体现出他们对儒学义理的理解，但是较为缺乏文学审美意蕴。
贞祐南渡后的金朝国势日渐衰微，受儒家忠君爱国和仁政思想影响，金代文人的作品中表现出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和百姓处境的关心。
金朝建立之初，注重典章制度、礼仪政治的经学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受到宋代理学的影响，金代理学亦得到一定的传播。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对儒学的接受水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代儒学的发展，也能折射出女真等少数民族对儒学接受的发展进程。
而在儒家思想之外，释、道思想也流行于金代社会，并且三者呈现出相互交融的态势。
北宋灭亡后，文化和学术中心南移，中原地区儒学基础薄弱，金代儒学的发展虽然相对衰落，但是却一直没有断绝。
金代统治者从建国之初就开始对文士进行搜罗，从辽、宋进入金代的文人大都具有较好的文化素养，虽然不是专门致力于儒家思想研究的儒学大家，但也都长期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他们成为第一批儒学传播者。
六、金代儒学发展的作用
金代儒学的发展带有明显的经世致用倾向，金代建立之初，金代儒学在国家政治制度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韩昉、洪皓等人担任金代皇帝和女真贵族的老师，向他们灌输了儒家治国理政观念；宇文虚中、韩企先等人直接参与了金代礼仪等典章制度的制定。
金代初期的儒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向统治者灌输儒家理念，建立起符合儒家规范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发明义理，建立学说体系。
随着民族融合进程的深入，金代儒学在封建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汉官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更多的汉族士大夫得以走入仕途，他们饱读儒家诗书，恪守儒家礼仪，贯彻儒家治国理念。
特殊的历史环境使金代儒学的发展侧重传统儒学中经世致用的方面，而缺少儒学义理的发明和阐释。
金、元时期传统儒学复归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金、元少数民族的贵族集团以武力征服中原，摧残了汉民族传统文化，因而出现了一个保存汉传统文化、恢复中原地区社会固有秩序的新要求；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对宋元理学流弊的反拨，变空谈义理为宗经致用。
结语
金代文人更加关注儒学中厚人伦、美教化的层面，对于道德、性命等义理的阐释并没有太多的发明，这也是金代儒学注重经世致用的具体体现。
金代儒士对儒家忠、孝、仁、义观念的宣扬，也都没有突破传统儒学的范畴。金代文人对儒学的阐释立足于封建人伦关系的构建，与国家秩序的稳定息息相关。
金代文人对儒学的侧重点，正迎合了金代统治者维护统治的意愿，也促进了普通汉人对金代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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